周濂溪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任南康（治今星子）知军，五年致仕（退休），六年六月七日病卒。他在庐山这个第二故乡近两年的时间里，忙于南康军内的公务，忙于湓浦（今九江）莲花洞的家事，现在尚未发现他到白鹿洞书院视察的记载。由于周濂溪是北宋道学的先驱者，《宋史·道学传》曾列他为第一名。在100余年后的淳熙六年（1179），道学的继承者朱熹又到南康任知军，重建白鹿洞书院。周濂溪被尊崇为道学的祖师爷，因此，他在白鹿洞书院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朱熹崇拜周濂溪
朱熹原本信佛，他对佛教的唯心主义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他的家乡南剑州丹桂亭是程颢的得意弟子杨时的家乡，加上南剑州的道学环境以及朱熹父亲朱松与道学家的关系较深，因此，朱熹便转而向道学家李侗求学，成为李侗心目中学统的继承人。
淳熙六年（1179），朱熹到南康任知军，这里是周濂溪曾经任职的地方，朱熹在振兴白鹿洞书院的同时，致力于书院教育，而施教的主要内容就是道学。周濂溪的道学与书院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濂溪虽未到过白鹿洞书院，但他的道学却进入了书院，并享受祭祀，朱熹的作用不可忽视。
1.朱熹认为周濂溪是孔孟儒学的继承者
北宋初年对儒学并不重视。真宗时期，为了巩固统治，他要寻找一种能维护其统治的理论和思想，儒学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逐步树立了统治思想的地位。因此，周濂溪也就成为北宋道学的开山祖。朱熹在《濂溪书堂记》中提到：“道之在天下者可尝之，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续，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道之托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畀乃得与焉……而孔子于斯文之兴丧，亦未尝不推之于天，圣人于此其不我欺也审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天斯道之传者欤？不然，何以绝之久而续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他进一步认为：“自周衰而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至宋，受命五星集奎，开文明之运，而周子出焉，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会，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者，遂扩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传，焕然复明。”朱熹明确认为周濂溪继承了儒家的学说，并且弘扬光大了儒学。
2.朱熹对周濂溪的著作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
朱熹于乾道十八年（1173）曾著《太极图说解》，对周濂溪的《太极图说》进行了注解。《太极图说》在周濂溪的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全文仅250字，文字简略，而含义深远，但许多学者对此文都有不同的理解。朱熹认为：“太极图，穷二气之所根，极万物之所行，而明主静之为本，以见圣人之所以立人极，而君子之所以当为修为者。”这些都是道家的思想，阐述了做人的标准。这些论断在以往一些具有道家思想的先驱者那里已有过论述。《老子》一书提到“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庄子·天道》则认为：“圣人之静，非曰静也差，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饶心者，故静也。”“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至矣。”
朱熹还著有《通书解》，是对周濂溪《通书》的解释。周濂溪的《通书》又名《易通》，是与他的《太极图说》互相联系的。《通书》全书四十章，书中许多地方直接引用《易传》，并且加以发挥。书中也渗透着《中庸》“至诚”和《老子》“无欲”的思想。
朱熹还著有《伊洛渊源录》十二卷，记录周濂溪与二程（程颐、程颢）交游以及与弟子交往的言行。
朱熹通过这些著作表达他对周濂溪的崇敬，并对自己的哲学和教育思想进行阐发。
3.朱熹认为周濂溪是一个伟大的学者
当时人看到周濂溪“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还以为周濂溪是一个大政治家。及“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有仙风道氛”，又认为周濂溪是一个隐士，是一个崇尚道教、仙风道骨、超尘脱俗的人。“无有知其学者”，却没有哪个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朱熹认为在当时“惟有程大中知之”，也就是程珦知道他有学问，而让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他为师，后来二程也成为理学大师。而朱熹则是周濂溪第五代理学弟子，因此他对周濂溪非常崇敬。
4.朱熹到周濂溪的家里参拜
朱熹到达南康任上后，即与他的学生到周濂溪的家里参拜。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北渡石塘桥，西访濂溪宅；乔木无遗株，虚堂惟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荐寒流碧；幸矣有斯人，浑伦再开辟。”另有诗曰：“平生劳仰止，今日登此室；愿以图象意，质之中几傍。先生寂无言，贱子涕泗滂；神听尚不远，惠我思无疆。”这时的周濂溪家，已是“乔木无遗株，虚堂惟四壁”，房子已经破烂不堪了。“先生寂无言”，“竦瞻德容睟”，周濂溪的画上也蒙上了一层灰尘。朱熹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心痛，他只有“跪荐寒流碧”，“贱子涕泗滂”。
以上是朱熹上任后到周濂溪家乡所看到的。但是，朱熹未到任南康知军前，当时的江州知府曾经对周濂溪的祠堂进行过修复，并请朱熹作过《濂溪书堂记》。他在记中提到：濂溪书堂“荒芜不治者百余年矣。淳熙丙申（三年）今太守潘侯慈明，与其通守吕侯又以书来属某记之。某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独幸尝窃有闻于程氏之学者，固得伏读先生之书，而想其为人”。因此，他欣然答应作记。“窃原先生之道，所以得于天，而传诸人以张其事如此，使后之君子有以观考而作兴焉。”这时，朱熹参拜了周濂溪破烂不堪的住宅以后，又参拜濂溪书堂，再赋诗云：“发明正学久无闻，千载寥寥独见君，喜有人能宏此道，定知天未丧斯文。浔阳遗俗堪垂训，湓浦流风又策勋。我率诸生拜祠下，要令今古播清音。”令他高兴的是“喜有人能宏此道”，“要令今古播清音”，要将儒家的道学永久地传下去。
二、周濂溪在白鹿洞的地位
周濂溪在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是很高的。书院为他设立了木主，进行祠祀，凡是在一切能设祀的地方都有他的木主或画像。他与李渤、朱熹同为书院所必祀。这充分反映了书院对儒家学者的尊崇，尤其是对周濂溪和朱熹的尊崇。
《庐山志》载：“宗儒祠，即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讲堂西。公闻，遗书撤之。殁后，开禧乙亥诸生遂于濂溪、二程及文公像，合祀于讲堂，后废。明，翟溥福为守，于大成殿左立三贤祠，祀李宾客、周子（濂溪）、朱子（熹）二公像于中，而迁李宾客于别室。”
李梦阳《白鹿洞书院宗儒祠记》载：“宗儒祠，旧名三贤祠，三贤祠者祠唐李宾客、宋周（濂溪）、朱（熹）二公者也，故皆木主。弘治间，江西按察司佥事提学苏公止模周（濂溪）、朱（熹）二公像于中，而迁李宾客于别室。及副使邵公为提学，则又以尝从朱子讲学于洞者十四人从祠之，改曰宗儒祠……宗，本也，法也，又宗而主之也。大凡为之本而可法，使其宗而主之者，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之谪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为之本而法之也。其学也，则备以其趋而归之者，为宗。如《史记》云：道者宗清虚，阴阳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礼，墨者宗墨，而谓儒家顺阴阳，明教化，游文六经，留意仁义，宗孔子，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者是已……故曰：孔子殁而微言绝，孔子殁而百余年，幸而孟轲氏起焉。孟轲氏殁千余年，又幸而周（濂溪）、朱（熹）二公起焉。自周（濂溪）、朱（熹）二公起，于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传，莫不趋而归之……故曰：周（濂溪）、朱（熹）者儒之宗也。或问张（载）、程（颢、颐）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过化之地，而朱子实为章明洞学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把周濂溪和朱熹推崇到了最高地位，这两人俨然成为孔子、孟子以来最大的儒者。
杨廉《白鹿洞书院宗儒祠记》则进一步认为：“南康府白鹿洞书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则濂溪周夫子，暨勉斋黄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义何居？周夫子尝为守于此，朱夫子既为守，而又兴建书院于此者也。至于勉斋以下皆尝讲学于此者也……儒之道大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斯其儒之谓矣。二夫子大儒也，真儒也。勉斋以下诸儒也，醇儒也。”人们尊崇儒学，尊崇周濂溪和朱熹，是因为这些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毛德琦在《宗儒祠》条中系统地谈到了祠祀周濂溪的情况：宗儒祠，“旧为三贤祠。朱子既去郡，诸生为立生祠于堂西，移书撤之。朱子殁，开禧乙亥，诸生遂以濂溪、二程与（朱）先生合祀于讲堂。后废。及翟溥福为守，于大成殿立三贤祠，祀朱子、李宾客、周濂溪三先生，以陶渊明、刘凝之、陈了翁、刘道源配。弘治戊午，提学苏葵，止祠周（濂溪）、朱（熹）二子，迁李宾客于别室。提学邵宝配以朱子从游于洞者十四人。赵渊并祀象山，易名宗儒祠。万历辛卯，知府田琯以旧文会堂静僻，改置三贤祠。癸卯，提学钱槚增陈经归澔配享，仍标宗儒祠。顺治十四年重建宗儒祠，中祠周濂溪、朱紫阳、陆象山、王阳明四先生。两翼以林择之等十五人配。既朱子专祀紫阳祠，林择之等十五人俱随迁配享。今配周濂溪、程明先、程伊川、张横渠、邵康节、陆象山、王阳明诸先生。”
李龄在《重修白鹿洞书院记》中提到：“正统丙辰，东莞翟溥福继守是邦，仍其旧址复构殿立象，殿前有大成门。右有先贤祠，中白鹿（李渤）、左濂溪、右晦庵（朱熹）像。像前有二程（颢、颐）、张横渠、陈了翁、陶靖节、刘西涧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
李应升在《宗儒祠祭祀》中载：“祠祀周濂溪先生、朱晦庵先生、陆象山先生、王阳明先生……”
我们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到，历代均将周濂溪放在很突出的地位，对他祭祀不绝、尊崇有加。
三、以周濂溪的思想和著作进行构筑
书院的建筑是对生员进行教育的场所，因此，白鹿洞书院还以周濂溪的思想和著作构筑亭、堂，以使生员见到这些建筑后，联系到周濂溪的理学思想进行反省体察，以收到形象教育的效果。
1.君子堂
宋代的汤中能在白鹿洞书院为山长时曾做君子堂，以纪念周濂溪在理学上的贡献。“君子”，在古代是“有德者”的称谓。《礼记·曲礼上》：“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袁甫《白鹿洞君子堂记》说：《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称也。他认为，做一个君子，应该在“德”方面是完整无缺的。濂溪先生爱莲，曾作《爱莲说》以明志。凡是他住过的地方，都有爱莲池。在白鹿洞书院也有莲池，种上了莲花。君子堂“瞰莲池也，并题濂溪爱莲语，扁以是名”。“先生之学说贯天地万物，而独爱莲，何哉？”他进一步解释说：“莲亦太极也，中通外直，亭亭净植，太极之妙具于是矣。”把莲与太极相提并论，把周濂溪这位“君子”推到了最高的境界。
2.太极亭
太极亭，在白鹿洞书院明伦堂后屏山。其建筑有二说。一说是明万历年间知府彭梦祖建；另一说为明叶云礽建。明天启年间李应升编撰的《白鹿洞志》载有叶云礽《太极亭记》，讲到他做太极亭并命名的思想。他说：“余谒洞学，徐步圣殿之后，扪萝而上数百武（步），得平砥地方丈许，可亭也。”“乃规地奠基，鸠工庀材，亭焉。”此亭“遥与高美亭相主宾”，亭两旁有“鹿鸣亭踞其左”，“喻义亭踞其右”。诸生请名，因以“太极”名之。因此，亭名与周濂溪《太极图说》有关。
周濂溪的《太极图说》脱胎于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这种学说混杂着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他提到“无极而太极”，“五彩，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这些道理都说“无极”乃是宇宙万物最高、最根本的范畴，也就是说“无”能“有”，“有”产生于“无”。这与《老子》“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观点是一致的。白鹿洞书院曾经讲授过周濂溪《太极图说》。朱熹有《太极图说解》，成书于乾道九年（1173），是对周濂溪《太极图说》的解释。
有的生员问叶云礽为什么将亭命名为“太极”，是否此亭“以左右分阴阳，而中为极耶？”叶笑着回答说：“太极，阴阳，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他进一步解释说：“吾夫子（濂溪）以前，‘极’散寄于万物，而‘极’之名未立。自夫子（濂溪）传‘易’，创为太极之名，而‘极’寄于名矣。濂溪先生有图，晦奄（朱熹）先生有‘解’，而‘极’寄于‘解’矣。余偶建是亭，而‘极’亦寄于亭矣。”
四、结语
1.历代统治者的推崇
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他们对那些凡能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理论和人物都加以利用和推崇。周濂溪的理学能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推崇。这也是周濂溪能在历代学宫和书院中得到祭祀的重要原因。
宋嘉定十三年（1220）六月二十日赐周濂溪谥曰元监司博士。
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为了视察学宫，乃下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朕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有了皇帝的旨意，周濂溪等人便很荣耀地进了孔庙，与周公、孔子同受最高的祭祀。以后理宗又加封周濂溪为汝南伯，以示尊崇。
宝祐五年（1257），宋理宗又为纪念周濂溪而建的九江道源书院赐匾。
景定四年（1263），仁宗下诏加封周濂溪为道国公，由“伯”晋封为“公”。他在诏中说：“盖闻孟轲既没，道失其传。孔子言湮，人自为说。谅斯文其未丧，有真儒之间生。濂溪周敦颐，禀元气至精，绍绝学于独得……诚俾圣学灿然复明，其休功尚垂不泯。朕守成继体，贵德尊贤，追念前修，稽之彝典，已从庙庭之祀……”
明正统元年（1436），英宗下诏修周濂溪祠堂，供祀周濂溪。
明正德元年（1506），崇祀周濂溪于九江书院。
由于历代统治者对周濂溪又是建祠，又是加封，把周濂溪的学说视为“圣学”，白鹿洞书院本身就是一所以理学为基本教育内容的书院，周濂溪从祀于白鹿洞书院的祠庙就不足为奇了。
2.书院祠祀
书院的祠祀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说得简单一点，也就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通过祠祀，让生员学习先贤先哲的优秀品德，使生员在道德上有学习的榜样。例如文天祥在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时就经常到吉州忠节祠，学习欧阳修、胡铨等乡贤的优秀品德。
书院作为古代的教育机构，其教学内容，主要来自儒家经典，其所供奉的则为儒家所尊崇的先圣先哲。在书院供奉的木主或画像有三大类：一类为世传孔庙中所供奉的人物，如至圣先师孔子，配以四圣（颜子、子思、曾参、孟轲）、十二贤（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第二类是社会上公认的贤哲，例如白鹿洞书院供奉的诸葛亮和陶渊明。前者被认为是我国人民聪明智慧的典范；后者被认为“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有高尚气节的人物。第三类则是对书院及理学有过贡献的人。这与佛教固定供奉释迦牟尼、观音、普贤、文殊、韦护、欢喜佛、四大天王、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五百罗汉是不同的，与道教固定供奉元始天尊、三清以及各个教派的祖师爷有些类似，但大部分是不同的。对供奉的人物，书院一般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选择。
3.书院的建筑是对生徒进行教育的场所
书院建筑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尊崇孔子的礼圣殿（或大成殿），另一类是根据书院教育需要而构筑的。这和佛教的定型建筑——大雄宝殿、天王殿、弥勒殿、
报功祠毗卢殿、无梁殿、罗汉堂是不同的，也与道教只有三清殿、演教殿不完全一样。书院根据本身教育的特点，使后一类建筑各有千秋，丰富多彩。如白鹿洞书院设有宗儒祠、先贤祠、明伦堂、君子堂、崇德祠、云章阁、御书阁、文会堂、报功祠、春风楼等。这类建筑每个书院都不一样，但总的目的是为了对学员进行教育。白鹿洞书院不仅在先贤祠、宗儒祠供奉周濂溪的木主和画像，还根据他的思想、道德品性和著作兴建了莲池、太极亭、君子堂等，使生员对周濂溪的著作、思想和人品有更深刻更亲切的理解。由此可见古代社会在熏陶和培养人才方面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