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20日）
陆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多了，我一直非常怀念我们这位老同学、老战友。
我和陆平同志都是1934年进北大的，他在文学院，我在理学院，他住东斋，我住西斋，本来无缘相识，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把我们聚在一起了。他是东北流亡学生，积极参加学生会工作，会上常慷慨陈词，有时声泪俱下，闻者动情。他心直口快，敢想敢说，大家亲昵地称他“大炮”。他比我大一两岁，对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同学关怀备至，我们也敬仰他，把他当作老大哥，学校里一些活动，我们都跟着他干。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先后离开北平，从此天各一方，一别12年。只有从晋察冀来延安的同志口中知道一点他的消息，当时在延安的老同学都很惦记他，常常谈起他。
1949年4月我作为嫩江省青委书记，参加韩天石同志率领的东北代表团，到北平出席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受到陆平同志的热情款待，多年暌离的老友把手叙旧，快何如之！
1953年5月我从苏联回来，到重工业部钢铁局工作。当时，陆平同志已调哈铁任局长，不久，他就回到铁道部任副部长。这期间大家都忙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作，虽时通音问，而来往很少。
1957年“反右”之后，中央决定调一批干部到高校工作。当时曾点名要我去成都地质学院，由于冶金部不同意，几经争论，把我留下来。后来，得知陆平同志调到北大任校长、党委书记，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勤于思考、勇于开拓的人，干一行爱一行，遇事钻研，工作扎实，他又在北大教育系学习过，老同学见面谈起来，庆幸北大得人。但是一场社教运动搞得大家都很被动，陆平同志一直坚持原则，顶住压力。接着，“文革”妖风否定一切，颠倒是非，北大首当其冲，陆平同志遭受残酷迫害，但是他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从未动摇对革命的信心。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着手整顿乱局，解放干部，陆平同志才从牛棚里出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于“文革”蒙冤这一段经历，他一直不愿谈及，好像有些精神负担。不久前，看到他的女儿在《纵横》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讲到他的这种心情，读后心潮汹涌，久久不能平静。
“文革”过后，满天乌云尽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阵春风，使得大家心情舒畅。从1980年起，“一二·九”时期北大老同学每年聚会，陆平同志一直积极参加，后来因体弱多病，90年代后期就很少参加了。他住院时，我几次去看望，他还很乐观，不料2002年冬竟一病不起！八宝山送别时，正是“一二·九”运动67周年刚刚过去，老同学抚今追昔，感慨言系之！
陆平同志毕生献身于中华民族解放和新中国建设事业，出生入死，鞠躬尽瘁，他的革命精神和实干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