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日）
我和士光同志相识于1952年8月初。当时，我们作为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随员赴苏联谈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苏援项目。代表团分乘三架飞机，从北京飞行到莫斯科。士光同志和我同机，他对人热情、随和，我们很快就熟起来。
代表团和苏联领导人经过一轮会谈，发表了公报，周总理和大部分团员、随员先行回国，留下李富春、宋劭文同志和部分随员继续谈判。由于苏联忙于第19次党代会，谈判就拖下来，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开始商谈具体项目，我和沈鸿等负责民用项目，士光同志和钱志道等负责军工项目。1953年5月15日两国正式签订协议后，富春同志要我和士光、齐明、陈平同志押运一大批文件、资料和行李先乘火车回国。算起来，我们在莫斯科著名的苏维埃宾馆整整待了十个月。
在这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朝夕相处，几乎无话不谈，从青年时代的革命和恋爱生活，到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向往和憧憬，交流愈多，相知愈深。在近十个日日夜夜的归途中，我们也时作竟夕之谈。这一段生活经历，令人终生难忘，及今思之，犹心潮汹涌！
士光同志和我是同龄人，他只年长半岁，而他热心、细心、关心他人，俨然是一位老大哥，和他相处，总使人感到温暖、亲切。他又是一位谦虚谨慎的人，从来不讲自己的功劳成绩和家庭社会关系。
回国以后，大家都忙起来，我和他又不在一个领域工作，接触就少了。但每次见面，他总要拉着手热情地询问曾在苏维埃宾馆同住的老友近况。
经过“文革”的磨难，我们又见面了，劫后重逢，倍感亲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都全身心投入振兴经济的宏伟事业。但岁月不居，年事已高，我们先后从一线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回顾几十年曲折的道路，士光同志退而不休，他用心总结了国防科技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教训，为启迪后人、鉴往忆来，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士光同志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一心扑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务实求真，一步一个脚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士光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活着的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