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0日）
武衡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五年了，我一直深切地怀念他。虽然长期以来他在科技战线，我在经济战线，各搞一行，隔行如隔山，但是早在30年代我和武衡同志都在北平读书，又都满怀激情投入“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参加了当时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期间我们就有过接触。1938年2月，我到武汉走访民先队部时，受到他和于光远同志的热情接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40年冬，我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后，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当时，中央提倡调查研究，我到自然科学院了解干部情况，他在地矿系任教，由于我们在大学都是学地质的，和他接触较多。后来，在中组部调配干部时，我和他的妹妹谈过话，因而对他和他的家庭都有些了解。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先后到东北工作。我在乾安任县委书记，他在扶余任县长，虽然不属一个省，却是近邻，只隔一条松花江，可以互通音问，当时他的政绩已是口碑载道了。1948年我们又先后调到齐齐哈尔，我在嫩江省委研究室工作，他在省政府任企业局局长，我曾多次到他的工厂参观调研。1949年嫩江省与黑龙江省合并，我们都到了东北工业部，我在沈阳部机关计划处，他到长春科研所，这个所是计划处的联系单位，我们的来往就多了。1950年冬，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沈阳机关疏散家属，我的母亲和妻子带着刚出生两个月的孩子到长春住在科研所，武衡夫妇对她们百般照顾，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回到沈阳。后来，在筹办长春地质学院和沈阳金属研究所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密切合作。1952年他到中科院东北分院工作时，我已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到苏联去了。1953年我从莫斯科回来到重工业部钢铁局，不久，武衡同志也调来北京，到中科院工作。虽然都在北京，由于工作领域不同，来往反而少了。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复出，1975年抓经济整顿，国务院成立钢铁工业领导小组，谷牧和我任正副组长，组织富铁矿会战。但是中国铁矿资源赋存，富少而贫多，我就找到武衡同志，请他抓富铁矿科研工作。他非常重视，中科院专门成立富铁矿会战办公室，连续召开几次科研工作会议，并和冶金部、地质局组织协调小组，他亲自动手抓了几年，对几个重点地区做了认真的勘察研究，为后来的开发打下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都忙起来。1981年科委领导的计量局、标准局和计量科学院移交国家经委，我们一起办理了交接手续。1983年，为编写《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成立编委会，武衡同志任主编，我参加编写委员会，他和副主编李新同志多次找我了解情况，收集资料。1985年，我和他一起参加了中顾委召开的“一二·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1987年十三大，我们都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一直到1992年中顾委撤销，这一段我们的接触又多起来。他是个闲不住的人，80岁以后他还经常参加一些活动，也不时到各地走走。后来听说他在深圳患病回京，没有想到竟一病不起。
1998年他送我一本回忆录《无悔》，当时忙于别的事，没有马上阅读，直到他去世后，我把它找出来，一口气读完，掩卷深思，令人感奋。他投身革命，鞠躬尽瘁，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尽心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一生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他称得上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