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2日）
吕东同志是我的老同学、老领导、老战友，我们前后共事50多年，相知久深。他离开我们两年多了，我一直深切地怀念他——我的良师益友。
吕东同志1936年由东北大学转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住东斋，在红楼上课，我住西斋，在地质馆上课，虽然同学一年，但未谋面。后来听他的同班同学讲，他在校勤学苦读，参加活动较少，学习成绩优异。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先后投入火热的战斗。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们又先后到东北工作。
1949年6月我由北满调沈阳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工作，当时，吕东同志是第一副部长，是王鹤寿部长的得力助手。我们谈起来才知道是老同学，一起回忆学校生活，互相介绍离校后经历，促膝倾谈，相见恨晚。在东北工业部的三年，是我学习做经济工作收获最大的一段时光，吕东同志的好学实干精神对我启发很大、影响很大，感受很深。
1952年我们一起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项目。吕东同志很快回来，和王鹤寿部长一起调到重工业部，仍任第一副部长。我留下参加谈判，一直到次年才回来，到钢铁局工作。1956年成立冶金部，吕东同志仍是第一副部长，我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和副部长。1960年我才离开冶金部。前后11年一直在王鹤寿同志和吕东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身教言教，使我获益匪浅！
在国家经委我主要做物资工作，也兼管冶金，所以我们还保持着密切联系。“文革”初期，我们常互通信息，有时也在国务院见面（当时周总理为了保护吕东同志，让他和几位部长住在国务院）。后来吕东同志被迫回到冶金部，我们才断了联系。
“文革”中我们都被打倒“靠边站”，接受批判。由于物资部成立不久，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没有历史旧账，而且军代表很公正，所以我“靠边站”一年半就被解放出来，主持生产组工作。冶金部是个老部，经过反右派和清理中层等运动，伤人多，积怨深，加上几个造反派野心勃勃，个别军代表推波助澜，吕东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以至家破人亡，蒙冤入狱，老同学、老战友都为他捏一把汗，而又无可奈何。后来，从他小女儿的口中得知他狱中患病，我斗胆向李先念副总理反映，并试问能否出来就医。先念同志很重视，商得汪东兴同志同意，半个月后吕东同志就被安排到阜外医院，接着又经先念同志几次过问，专案组终于宣布解除监护。我去看他时，病房外还有人看守，小女儿在陪伴他，他激动不已，拉住我的手痛哭失声，几年暌离，深感劫后余生，恍如隔世！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提出整顿铁路和钢铁企业。5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发了中央13号文件，调整了冶金部领导班子。接着，指示成立国务院钢铁工业领导小组，谷牧同志任组长，我和吕东同志任副组长。这时，吕东同志已到华北协作区筹备组工作，仍保持老作风，经常深入企业调查研究，抓实事，抓重点，锲而不舍，一抓到底。
“文革”后，我们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但都在经济战线，来往还不少。1982年新的国家经委组建起来，我们又到一起了，张劲夫任主任，吕东同志和我任副主任。后来，他接任主任，我任第一副主任。由于我们的老关系，我又是老经委，他对我的意见非常尊重，我们合作得很好。吕东同志遇事谨慎，深思熟虑，百无一失，又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他共事，心情总是愉快的。
国家经委并入计委后，我们都从第一线繁忙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我搞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还兼着人民大学校长。吕东同志高瞻远瞩，专心致志地搞行业管理，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在他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成为国内外具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团体，为后来的政府体制改革和加强行业协会作用打下了基础。
吕东同志逝世，是我国经济战线的巨大损失。我们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