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眼光与历史的长度不可分。要有远大的历史眼光，必须懂得历史的长度。你们要懂得具体事物的变化可以是迅速的，可以日新月异，但一个国家的历史演变进程是长期的。考察历史与考察具体事物不同。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甚至以数百年为长度来衡量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国的崛起和兴亡都经历了一个长时段。荷兰、西班牙、英国、日本、德国、苏联的崛起和衰落都经历了一段时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也经历了不短的时间。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十年二十年的变化甚至可以略去不计。中华民族复兴是百年大计。从鸦片战争以来已过了一百七十多年，从解放以来已过了六十多年。我们仍然期待两个一百年，建党一百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有更大的变化。
世界历史的尺度不是衡量实际政策的尺度。在实际工作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仅应该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而且要善于因时而变，与时俱进。只有无数短期的变化和积累，才能造成历史长度的巨变。“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伟大的政治家都是有远大眼光的人物，他们懂得历史的长度，绝不会是鼠目寸光的人。什么是战略思维，就是懂得历史长度的思维。战略家们把眼前的事放在历史长河中考察、权衡、布局，考虑它几十年甚至百年或更长时间的后果。如果历史没有长度，那只能将就眼前事变，过一天算一天。
你们读读《触詟说赵太后》中赵太后与左师触詟的一场争论。赵太后刚执政，秦国加紧对赵国进攻。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要以赵太后幼子长安君作为人质才肯出兵，太后爱子心切，不肯，任何大臣进言都不听，并明言：“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老太太发怒了，谁再说就要朝谁脸上吐口水。可左师触詟进言，他打动赵太后的就是长远的历史眼光。他问赵太后：“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赵太后说：“无有。”触詟又进一步问，不仅是赵，其他诸侯有相继为侯的没有？太后回答，没听说过。于是触詟从历史长远角度出发劝告：“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被历史经验说服了，为赵国长久计，于是说：“诺，恣君之所使之。”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实际上，赵太后与左师触詟的争论，就是有关历史眼光的争论，是仅看到目前，还是看到未来，有长远的历史眼光。
毛泽东著名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就是一篇具有远大历史眼光的报告。此时是1949年3月，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就在筹划未来。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且预言，“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历史眼光，虽然出现过刘表山、张子善这样的人，但总体上中国共产党进城后保持了党的纯洁性。毛泽东还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从保持中国共产党永不变色、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角度关注党的建设的眼光，就是一种历史的眼光。他考虑的不是胜利后的短时期，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