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呜呼！此福孽之因也，称职在勤，前已言之。怠之祸人，甚于贪酷，贪酷有迹著在人口，间冗之害，万难指数。受者痛切肌虞，见者不关疴养，闻者或切，代为之解曰：官事殷忙，势不暇及，官遂习为故常，而不知孽之所积。神实鉴之。
夫民以力资生，荒其一日之力，即窘其一日之生。余少乡居，见人赴城投状，率皆两日往还。已而候批，已而差传，请亲觅友，料理差房，劳劳奔走，动辄经旬。至于示审有期，又必邀同邻证先期入城，并有亲友之关切者偕行观看，及至临期。示改，或狡者有所牵引，谕俟覆讯，则期无一定，或三五日，或一二十日，差不容离，民须守候，商旷业，农佃雇替，差房之应酬，城寓之食用，无一可省。迨事结而两造力已不支，辗转匮乏，甚有羁絷公所，饥寒疾病因而致死者。呜呼！官若肯勤，何至于是！
其负屈不审，抑郁毕命者，无论已更有事遭横逆，不得已告官，候之久而批发，又候之久而传审，中间数日，横逆之徒复从而肆扰，皆怠者滋之害也。故莫善于受牒时，诘讯虚，即发还；其准理者，越夕批发，兢期讯结，官止早费数刻心，省差房多方需索，养两造无限精神，至讼师教唆，往往控一事而牵他事以为累，张本，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得其本指立可折断，万勿株连瓜蔓，以长刁风。
古云有治人无治法。余为进一解曰：无治法，有治心。但求不负此心则听讼必无大枉。
国家之厚吏有常禄，有养廉，居官之日，皆食民之食，乃不以之求治，而博弈仗酒高卧自娱。民必怨，神必怨，如工何其不畏耶？余久食于幕而不愿子孙之习幕，尝试为吏而乐子孙之作吏，盖深怕其多缔孽缘，有亏先德也。
前说三卷无剿说邑言，不能更有所进，姑切指而畅言之。既老且病，言近于善，力疾书此，以论亲知，不惟望求治者察此诚悃，倘子孙幸膺治之任，书此座右触目省心，庶上不负国，下不负民，天其佑之乎？
【译文】
可以这么说，勤政爱民，是为老百姓造福，还是作孽的根本原因。一个做官的，忠于职守，勤于公事的好处，我在前面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种因为对政事懒惰，而给老百姓造成的严重祸患，远远大于因为贪婪所犯下的罪恶。如果做官的贪婪成性，别人也就心中有数。但是对政事不勤奋而造下的种种罪恶，那是万难给他指出来的。所以，它比贪婪更有害。受到这种祸害的人，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看见的人却以为无关痛痒，听到的人或许要为当官的解释：政事太忙了，无暇兼顾。于是，当官的也就习以为常，但他却不知道，他所作的孽日积月累，神明看得很清楚。
老百姓用劳力来维持生计，如果你让他一天不做工，他一天的生活就无着落了。我小时候住在乡里，看见别人进城去打官司，大概都是两天一个来回。过了不久，便等候指示。又过不久，差役传讯，请亲戚朋友去差役那里求情，四处奔走，这样动不动就是十天半月。等到当官的告诉他什么时候审理，他又必须邀请这些相关的人前去帮忙。而等到开始审理时，却又告诉他审讯日期改变。也有当官的被狡猾的差役牵着鼻子走，便叫重新开始审判。这样搞来搞去，案子就不知该何时了结，也许三五天，也许一二十天。在这期间，差役不能离开，等候审讯的老百姓也走不了。从而使经商的人不能营业，农民雇工干不了活。差役人员的应酬，老百姓住在城里的花销，打官司的人没有哪一样事儿可以省钱。官司打完，诉讼双方的家产也都花得差不多了。甚至于有的人返家的路费都没有，滞留公所，因饥寒疾病而葬送性命。如果当官的勤于政事，又怎么会让打官司的人落到这个地步呢？那种本来就受了冤枉，但得不到应有的清白，因而心情压抑而死的人；那种遭到迫害，不得已才打官司，却一直等了许久才批示下来，又等了许久才开始审讯，这其间又受暴徒们任意迫害的人，他们之所以落得这样的结果，都是由于当官的懒于公务所造成的。
鉴于以上原因，审理一个案件，最好是在接受诉讼的时候就开始审讯，就赶快去查访情况，立即把诉状发还。其中准予起诉的过一个晚上就批示审讯时间，把结案的时间定下来。说句实话，当官的只要早费一点儿神，都会减少打官司的人被差役、看门人敲诈的机会，替打官司的人节省许多精力。如果说那些师父教唆，打官司的为一件事却往往把其他的事也扯进来，想以此打赢官司。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只要当官的抓住他本来的案子不放手，官司也就可以马上了结。千万不要株连无辜的人，把案子扩大，以免助长那种刁猾的风气。
古人说，治理老百姓没有固定的方法。我在这里替它加一个注脚，那就是没有固定的治理方法，但应该有治理好的决心。只要用安定老百姓的心去治理，那么，处理打官司的事就不会大错。国家对官吏是非常厚道的，在每月的俸禄之外，另外还给官吏一笔养廉银。那就是说，做一天的官，就吃一天老百姓的。如果说不把治理百姓、搞好公务放在首位，只以下棋饮酒，高枕大睡作为自娱，老百姓一定要产生怨恨情绪，神明也一定要发怒，这种情况怎么不叫人害怕。我做幕宾都很久了，但我绝不愿我的子孙再做幕宾。我也试着做了一两天官，但我不希望我的子孙做官。大概是我害怕他们造孽，对先人的德行有所污损。前面的《学治臆说》三卷，没有抄袭别人的话，这里我也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我姑且诚恳地说几句。我老了，身体也不好，所说的话大抵是忠言。我秉笔疾书写这些话，以此劝告我的亲朋好友、故旧相知，并不是希望当官的才看这本书，从而了解我的一片赤诚之心。如果我的子孙学习治国安民之术，把它写下来作为座右铭，只要看见它，就在心里敲警钟。这样做，才有可能上对得起国家，下不辜负百姓的厚望。这样的人，老天爷会保佑他的！
【智解】
西汉刘向编著的《说苑》中，有一篇记载齐桓公和管仲谈“天”的文章。原文如下：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齐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人君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
意思是：齐桓公问管仲道：“当君王的人，应尊重什么？”管仲回答说：“应尊重天。”于是桓公仰而望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苍苍莽莽的天，当君王的人，要把百姓当做天。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百姓亲附，就可安宁；百姓辅助，就能强盛；百姓反对，就很危险；百姓背弃，就要灭亡。”
“王者以民为天”之论，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在传统文化中，“贵民”思想时见火花。《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明言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了，国家才能安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坦言人民最为重要，其次是国家，君主是最轻的。
“以百姓为天”之说，是指要做到安民，顺民，养民，利民和教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因此，为官者能够体察民心，念念以百姓之心为心，方为济世安邦的根本。
“以百姓为天”之官，在古代并不多见，范仲淹是其中的典型。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称“宋朝第一人”。他从小出身贫苦，入仕从政后，十分关心民生疾苦。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京东等地灾情严重。当时，范仲淹就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丢官甚至杀身之祸质问皇帝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便派他去安抚灾民。范仲淹每到一地，就开官仓赈济灾民，发官钱救济百姓，并带领群众生产自救。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他们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范仲淹带回京城的不仅仅是几棵“乌味草”，个中蕴含的是他对老百姓的一片深情。范仲淹在邓州做官时，有一天与官员们登楼宴饮，刚想举杯，突然看见楼下有几个身穿孝服的人，正沮丧地在整理殡葬用具。他连忙放下酒杯，叫人去问，原来是一位穷书生新近病故，朋友们想把他葬在近郊，但一件陪葬物品也没有。范仲淹听罢潸然不语，食不甘味，当即下令撤掉酒席，拿出钱来，叫人好好安葬。罢宴、赠金，算不上造福民生的大功大德，但贵为一方之守的范仲淹，居然为一名穷书生的不幸而情动如此，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范仲淹无论官居何职、身处何地，心里却始终装着“全城人民”，舍弃的是“一家富贵”。在故乡苏州任知州时，曾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这时，范仲淹却说：“我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的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让出这块“宝地”，修学堂，创办州学，请名师宿儒前来讲课，一时间，苏州州学名冠东南，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为当地的教育发展作出了贡献。范仲淹晚年在杭州做官时，还用一生积蓄，在近郊购置一千亩良田作为“义田”，供贫困而贤惠的老百姓耕作，使他们“日有食、岁有衣”。可他直到晚年，连一座像样的宅第也没有，在63岁病逝时，家无余财，儿孙连像样的丧葬都置办不起，他连件陪葬的新衣服都没有。
以百姓为天、视百姓为本、为百姓服务、帮百姓致富、替百姓谋福、让百姓满意、得百姓拥护，是强国的要务，不可须臾懈怠。为官者亦是为人，虽无固定的法则，却万变不离其宗。做好官，等于做好人。为官是门学问，还是门艺术，更是充满人性、人情的哲学。千万不要以造福百姓为名而行中饱私囊之实，否则后悔晚矣。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往今来从政为官者穷其一生探索到的终极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