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幕客佐吏，全在明习律例。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致延及生灵。昔有友人，办因奸拐逃之案，意在开脱奸夫，谓是奸妇在逃改嫁，并非因奸而拐。后以妇人背夫自嫁，罪干缳首①，驳诘平反，大费周折。是欲宽奸夫乏遣②，而几入奸妇于死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故神明③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
【注释】
①缳首：即绞首。缳，绞杀。
②遣：通谴，谴责。
③神明：通明，真正理解。
【译文】
做幕宾、当佐吏的人，完全要明习法律条理。法律作为法定文件，各个条款都具有精确的含义。仁至义尽，要彻底理解很不容易。不对法律条例中相同相异之处，加以融汇贯通，就很少有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幕宾使用法律条文，就像秀才使用“四书”一样，对“四书”理解或解释错误，其害处只不过是在应考时列入下等成绩。解释理解错了法律条文，就会祸及生灵百姓。以前我有个朋友，办理一个由于通奸而拐逃的案件。他的意思是要为奸夫开脱罪名，认为是奸妇自己逃离家庭后再改嫁，并非是由于有了奸情才拐逃。后来这个妇女就以背夫自嫁罪而判为绞首，后上报被驳回，予以平反重审，颇费周折。这是想要宽容奸夫使其免受谴责，但却差点置奸妇于死地。这就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真正理解法律本义的人，在于能够灵活运用法律律例，而不是只会生搬硬套法律条文。如果只能做到引用法律条文，那么摘引法律条文来比附所犯罪行，一个小小的刑吏就足够了，还需要幕宾来做什么呢？
【智解】
中国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以宣扬法治而闻名的法家学派，他们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重视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事物的所有权。法家代表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所以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然而私心、私欲人人都有，能使人无私无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止私心、私欲的方法得当。
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奋勇向前，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鼓动人们争先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法家的眼光来看，人人都有“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本性，就如管子所说，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历史大潮滚滚向前，发展之势不可阻挡，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曾经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可以说，在适变方面最有建树的学派当属法家，能够随时代而变化，绝不顽固守旧。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与古代的“人治”有着很大区别。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具体表现在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主权在民不在官。
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是一种官僚之治，即主权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在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使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自认为是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所有违法行为。
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为人民多谋些福利。这便是我们从古代法治渊源入手，解读法家的原始治国理念，从本源上理解与批判继承古代政治智慧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