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于自是，则又不可。宾主之义，全以公事为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况幕之智，非必定贤于官也，特官为利害所拘，不免摇于当局，幕则论理，而不论势①，可以不惑耳。然隔壁听声，或不如当场辨色②，亦有官胜于幕者，惟是之从。原于声价无损，意在坚持。间亦偾事③。故士之伸于知己者，尤不可以不虚心。
【注释】
①势：形势。
②辨色：分辨、识别脸色。即观察人的表情。
③偾事：败事。
【译文】
言出必行的人，其不足之处在于自以为是，这样做有时是不允许的。作为一个幕僚，与主人之间的道义关系，完全应该把公事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古人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正是这个道理。况且幕僚的智慧和能力，不一定就比当官的人强多少，只不过当官的人，往往碍于利害关系，在考虑问题处理事务时，进退维谷，犹豫不定。而当幕僚的人就不同了，他们考虑问题处理事物时，只依据事理而不考虑情势如何，也就不会在事局中迷惑糊涂。然而不管怎么说，隔壁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或许不如当场面对面地观察一个人的表情。也有为官的人能力比幕僚强的，那就只坚持正确的。这种做法，对于自己的身价毫无损害。幕僚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固执己见也会把事情搞坏。因此，作为一个入幕辅佐的读书士人，在向知己朋友申述自己的观点时，尤其不可以不虚心向别人学习，听取别人的意见。
【智解】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人和完美的性格，任何人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性情完备与否是相对的，我们说一个人品性好或者差，指的是程度上的差异，没有坏到极点一无是处的恶棍，也没有好到极点毫无缺陷的完人。但是这种程度上的差异又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正是用善与恶、优与劣的多少来评价一个人的。如果一个人的性情中的真善美盖过了其假恶丑的一面，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品性好的人，反过来说，要是这个人人性中丑陋阴暗的一面占了主导地位，那么这就是个邪恶的人。
一种性情，往往既有其优势，又有其劣势，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扬其长，避其短。比如严厉正直、刚正不阿的人，他们的脾气又很容易变得偏激过火、凶狠强硬，这样就很难与人和睦相处，所以他们的才能适合于做纠正失误、整顿治理的工作；性情温柔随和、安静宽厚的人，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遇事总是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这种性格的人适合于做循规蹈矩的日常工作，最好不要让他们处理棘手的疑难问题；英勇剽悍、精力旺盛的人，优点在勇往直前、意志坚定，有勇气有干劲儿，可是又容易鲁莽毛躁，这样的人可以让他们去办充满挑战性的事务，如果让他们长期忍辱负重恐怕是不行的；精明能干、思维缜密的人，很少盲目冒进，处事周密稳重，但好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毛病，在紧急关头这样的人很难当机立断，这样的人可以让他们去做继业守成的工作，很难让他们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清高耿介、廉洁奉公的人，能做到艰苦朴素、不会为利欲所诱惑，但有时会过分拘泥于小节，不能摆脱死板教条，不能克服自己狭隘偏激、故步自封的缺点，这样的人就不适合灵活变通的工作；质朴坦率、一览无余的人，忠厚诚恳，古道热肠，但他们缺乏必要的城府，为人处世一味坦诚相见，容易为坏人所欺骗。这种人可以去完成讲求信义的任务，而无法完成需要权谋的事务。
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一个人能做什么样的工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和他的性情的完备与否是有很大关系的。上面提到的这些不同类型的人，都是优点与缺点并存，如果能把这些性情中大部分优点集中到一起，而又克服掉其中的缺点，这样的人就称得上是圆满贤达了。而拥有如此的性情，如果给以足够的权势，就能够完成普通人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达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这样的人就是常说的能够定国安邦的旷世英才了。即使没有执掌国家大事的机会，这样通达的人也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中成就一番事业，获得极大的成功。
如何在生活中纠正性格的偏差呢？首先就要对自身的优缺点有清醒的认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无论是对外部敌人的斗争还是和自身的不足作斗争都是一样的。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状况，自己的性情是怎样的，这样的性情优点在哪里又有哪些缺点，自己擅长做什么工作。
了解自身，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人啊，认识你自己！”刻在古希腊阿波罗神殿上的苏格拉底不朽的箴言，至今仍是一个哲学和科学的难题。直至今日，这短短一句铭言仍振聋发聩。要想客观公正地对自己进行评价，就需要借助外部的种种事情，就如同镜子会反光一样，在自身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会折射出自己的情绪和思想。事实是检验一切的试金石，而别人的意见和评价也是极其宝贵的，中国有句古语：“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与自己整天如影随形的事物反而自己不一定能看得清楚，而外人因为有了距离，有了思考和衡量的余地反而会有更客观的看法。“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别人的意见和评价搜集起来，经过归纳总结就会大有裨益。通过事物和他人的帮助，对于自己就能够形成一个大致的了解。
其次，要为自己改进树立一个正确的标准。知道了自己的优缺点后，下一步就需要弄清楚，应该把自己的性情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才算成功，自身的才情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才算达到目的。说白了就是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比较理想的境界是“中庸”之道，比如大诚辅以大智，免得善到愚的地步；大仁辅以大勇，否则只是个好好先生；大礼辅以大廉，要不就会滋生腐败。总之，这是一种努力向完美接近的途径。
中庸者，无形无象，既能威服人，又能怀柔人；既能口若悬河，又能缄默不语，并且不断变化，不拘一格，唯以通达为关键。
曾国藩算得上这种人，早年科第、壮年疆场、中年洋务、晚年封疆，一生不离“中庸”二字，为人如静水流深，隐含无限张力。
围棋界称雄棋坛的第一高手李昌镐也得算一号。他的棋路没有聂卫平广阔，也不如马晓春灵巧，更缺乏曹熏铉的狠劲和藤泽秀行的华丽。他的棋，无王风无霸气，可以说无特点。然而没有特点却恰恰是他的最大特点，因为没有特点，也就无懈可击。
中庸之道可是不大容易的，有很高的标准：“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所谓“心小”，意思是说性格要谨慎周密，在祸患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能考虑到预防的措施；灾祸刚刚显露出征兆的时候，就能提高警惕，有所戒备。最根本的对策是不放纵内心的欲望。
所谓“志大”，是说立志要宏大。如理学家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对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错综复杂的是非风云面前，坚持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准则。
所谓“智圆”，意思是说智慧要圆融无隙，像圆形球体一样，处处融合，找不到起点和终点，但是能够包容四方，没有达不到的地方，又像地底深处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竭。
所谓“行方”，意思是说行为要正直端方，不屈不挠，纯洁清白，有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贫穷的煎熬下，决不改变情操，飞黄腾达了，又不被冲昏头脑。
所谓“能多”，意思是说才能要达到文武兼备，不论是在有所作为还是静默孤独的时候，都能使自己的言行合乎道德规范。
所谓“事少”，是说善于把握事物的要领和关键，做到举一发动全身，以一机治全局，以静制动，以静待躁。
三国时期的一代完人诸葛孔明，便堪称中庸之才。他一生功业神妙无方，应时而动，高明至极。
隆中高卧的举动，实是蓄势待发。先生平日里博览群书，“但观大概”，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匡扶社稷为抱负，自比管仲、乐毅。捎带一句，他选择隆中这块土地隐居并非随意为之，处于南阳邓县的隆中，距当时荆州的政治军事中心襄阳不过二十里。
公元207年，刘备与诸葛亮会面，孔明先生羽扇微挥，《隆中对》出炉，这一盖世预言中的智慧含量简直无可限量：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未出隆中，已定天下三分。诸葛亮的每一步设想都包含着具体的可操作性，在这席话中，未来的蜀国已然划出了疆域，由“用武之国”荆州和“天府之土”益州构成。蜀汉的内政外交以及兴复汉室的前景，也在理论中尘埃落定。
紧随其后，二十七岁的诸葛亮立刻成为刘备军事集团战略的实际规划者、制度的具体制定者和军队的有力调度者。一步到位地成为蜀汉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刘备从此退居二线，大享起主逸臣劳的福来。
赤壁之战山雨欲来。为达成联吴抗曹的策略，诸葛亮亲自出马，游说东吴。战后荆州自然借而不还，诸葛亮为蜀汉圈定的原始版图中，荆州与益州乃是国家张开的两冀，夺取荆州，威慑孙权，乃是诸葛亮的既定方针。然后又轻易将益州纳入怀中。中国从此鼎立而三。
《隆中对》的一纸空言，居然在这位巨人的大手笔中逐一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可惜，刘备“中道崩殂”，愧死于白帝城，身后留给孔明先生的，是一个摔过大脑的阿斗和一个伤了元气的国家。
孔明先生身为丞相，作为蜀汉的精神领袖和事实上的统治者，这时也将蜀国军、政要权集于一身，所谓“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还通过主动与东吴修好，“团结和亲”，免除了一个强敌的威胁。
《隆中对》中“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方案也开始付诸实践。孔明先生率军南征，“七擒孟获”，从心理上摧毁了这些尚未开化的敌人，使得以孟获为首的这些率直的南蛮汉子，从此不再生事。
接着孔明先生又“北伐中原，曹魏震恐。”每每兵至非常，“攻其不备”，时机拿捏得极为妥当，虽然无功而返，却正从英雄无奈中见出孔明先生的高明之处。
“星落五丈原”后，民间对诸葛亮顶礼膜拜；钟会入蜀前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先行拜谒“丞相祠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当年曾应司马氏的命令，编纂《诸葛亮集》，亦可见诸葛亮的威望，甚至在冤家对头那里都得到了充分的尊崇。
后人评价孔明先生是“儒道合一”的，他对刘备的忠诚，对蜀汉的卫护，对恢复汉室的孜孜以求，正是中国儒家学说向来所铸就的铿锵人格；而从他行兵布阵的机巧百出（如“八阵图”）和造木牛、流马，制作可一次连发十箭的强弩中，又见到了玄妙的中国墨家式的聪明伎俩。而实际上，正因孔明先生乃中庸之人，所以世间智慧皆可拿来为其所用，所以，用儒家、墨家的樊篱去盖棺定论，自然不妥了。
东晋桓温征伐蜀郡时，诸葛亮手下的一名小兵还在，据说当时已有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道：“孔明先生有些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小兵回答道：“也没啥超过常人的地方。”停了一会又说道：“只是在孔明先生去世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像他那样办事妥当的人了。”
凡事难得“妥当”，这两字，便是中庸的精义。诸葛亮以其化万事为“妥当”的中庸之智，威震当世，名扬千古。
当然，能达到上述的标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把标准订得符合自己的实际很重要，要所有人都摇身一变成为通达圆满的圣人是不现实的，我们的目的是力求把优点发扬光大，把缺点压制下去甚至完全消除。好高骛远的目标只会打击自己向上的信心和勇气，让自我完善变得举步维艰。所以，为自己树立正确而恰当的标准是十分重要的。
当方向和目标已定，就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从点点滴滴做起来打磨自己的性情，提高自身的思想和道德修养。改变人的性格和习惯是很难的，需要付出时间和心血，如同一件水晶雕塑一样，不可能用斧头用力地砍砸，否则换来的只能是一堆碎片。而是得用砂纸细细地打磨，耐心地坚持是一切成功的必经之路，改变自己也不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一点点的进步积累起来，最终成了质的跃进。不论从事业和工作的角度上讲，还是从人类追求自身的完美来说，这种向更高层次的攀登都具有美好的意义。我们从不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故步自封，我们一直在向更高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