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
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
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
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
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
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
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三千，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
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
及至回到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
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参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
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
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
曾国藩说：“我自属稿。
”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待矣。
”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儒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交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
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惊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
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
（3）诚待天下，善类相从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
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
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惟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纳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
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
……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
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
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
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
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
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
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
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
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
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络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
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
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
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
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
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
”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
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日：“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
”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
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
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
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
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犊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
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
3.自己做好，别人方能做好
做任何事总要自己起带头作用，你做得好，别人才能说好；你做得不好，别人说好，那叫拍马屁。
曾国藩的做人原则是：不让别人从后面抓住把柄，要让别人在人前人后都说真话。
实际上，曾国藩也面对一大堆坏话，但他用自己的良心过滤，把不满过滤掉，自己变得坦荡起来。
这叫人以好为好，不以坏为坏。
要善于御人，必须先善于御已。
不会御己，岂能真正御人？否则是胡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可以圆滑，可以通达，可以诚实，可以阴阳。
但在曾国藩看来，不论人际关系多么复杂，自己做得好，才是第一位的，因为要想让大家服你，你没有能力做好事，怎么能驾御别人呢？因此，要善于御人，必须先善于御己。
不会御己，岂能真正御人？否则是胡扯！
“自律、求过”是曾国藩修身处世的必求，无论居官为人，还是领兵打仗，他都能以身作则，先行于前。
这便给了他手下之人这样一个启发：“凡事他都以身作则，则己犯错，必当重治。
”“好将手下有好兵”，曾国藩极力自御以率其众，所以他的左右头领、食客幕僚之言行从未敢有过，这便是曾公的控御之道，“以身作则，御人必先自御”的高超之处。
为官为政者须凡事有个准则，否则上行下效，整个一个办事系统必将陷入一摊混乱。
（1）不妨自我责备
曾国藩通过自身省察，总结出一套办法，他称为“四知”。
在许多场合，他都强调这“四知”。
他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大道有三恶。
三恶（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知足常乐，骄傲自满，忌讳有贰心于人。
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
四知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知仁”。
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
“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
”恕也是一条原则。
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达，四通八达没有阻碍，无论是周围的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
《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四方的人没有不想归服的。
）《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合。
”这就是达。
我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就不能让他人没法立事；我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
这就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
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
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
”这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
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闻目塞听，孤陋寡闻了。
因此，我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施。
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柔和的意思。
以后做人，应当以一个“松”字为诀窍。
这夜，睡得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
连日来，我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境。
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
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
在江南，曾刻成印章。
三忌，即天道忌讳巧，天道忌讳盈，天道忌讳贰。
三薄德，指幸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议断，强化皂白，三薄德。
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命、知礼、知言”。
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乐；宏奖人才，引导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是三乐。
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
用这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吗？
总之，曾国藩是为人处世的高手，化不可能为可能，闯过人生险阻！
（2）雁群总跟头雁飞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
这一点在他重回两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
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么也别想做好。
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
尤其清朝末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黑幕重重，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
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
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
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事，不爱钱，不怕死”。
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
何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
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
这些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
所以，真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
当时他所处的地位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箭丛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下手，也不敢下手。
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
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幕府，为一厘局文员。
同治元年（1862年）随李鸿章到上海，被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
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大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
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非江河日下不已。
”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我治他的手下呢！”就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
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
连最明显的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