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
朱先生著作集——《秋天开花的梨树》，于2005年8月出版（宁夏人民出版社），朱先生托某君捎与我，牙长的半截路，但辗转到我手里已是是年12月份了。
先生为我恩师，当要细细并快快地欣赏，虽然，朱先生总是视自己的文章为“小道”，至少在我的印象中。尤其他在赠我的书的扉页赫然地写着“敬呈”二字，则更加重了我内心的惶恐。近年来我虽被一些文学界朋友不遗余力地抬爱为所谓“批评家”，但心里的不安及对批评的惧怕自是不便言语的。
拜读完《秋天开花的梨树》，抹去心中因年久失修而僵硬在那里的故乡情，内里有了一丝严重的撞击，不油然想起了捎书之事。
——我们谈文学要绝对热爱文学，这是前提之一，但热爱，能不能试着超越一下那些已经凝固了的字——文字或者语言。在语言的后面，还可能停驻着什么，或者说，我们能不能追问一下，哪怕肤浅地体味一下，语言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致命的原因是什么？范围缩小一些，自文学界内部有过“西海固文学”这么一个不大不小不轻不重的提法以来，据我的观察，在文坛上曾浪得过大名的本地作家、诗人，夸张一点，几乎无一不是依仗了那个令人熟悉而陌生的背景，至少题材上是这样。之后，马上时过境迁，那块土地反而成了作家们诗人们的拖累，这个拖累就像苦难中的人对于苦难的畏惧一样，唯避之而不及，或者唯想方设法切断它而为之后快。一句话，文学在他们那里的“创新”，不过是使文学越来越远离现实，获得“文学就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辨就里的含糊其辞的名分，大概意思差不多是说，文学后现代了，抑或全球化了。这样，好给后来者一个冠冕的交代。
那么，现在的文学要干什么呢？写给期刊？写给选刊？写给某几个严肃和不怎么严肃的评论家？也许都有，也完全能理解。然而，关键是，这样下来，文学就只能剩下几条能被理论家轻易概括的条条框框，准确地说，所操持的文学才能正中理论家的下怀。这里不是从根本上质疑理论，因为我知道，作家们、诗人们要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创作，没有时间来关顾理论，也没有多少人发自内心地喜欢理论。理论，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因为它阐释了“我”的文学，所以它显得高贵甚至伟大。盲视也恰好在这里，其实仍然是个反问句——有多少文学理论是挠到了文学的痒处呢？
也许是巧合，近日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遭遇了朱先生的《秋天开花的梨树》。
其实话不用多说，我要说的话，牛撇捺先生在《秋天开花的梨树》的“序”中已经说得差不多了，这里要稍作扩展的是，朱世忠的散文完全是那片地方的“世情世界”，这一点牛撇捺先生深刻地指示出来了，我完全赞同。但朱世忠的评论（包括文艺人物点评）、小说，也何尝不是世情——与其说他用笔，不如说他用他的心灵体味了只能属于那个地方的人的善意和温暖。读它，心碎者是一种抚慰，不安者是一种陪伴，苦楚者是一种释解。
我作了个简约的归纳，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朱先生三个十分过人的优长：
一是他的言语，他的普通话很标准，这是多数人知道的。但他的方言也是罕有的地道。读他的文章，每到这样的地方，至今萦绕在我脑中的仍然是十几年前在某次联谊晚会上，他用方言讲的童话故事——《老鼠偷油》的味道，它醇浓、绵长、幽默并且柔软。我追问过我自己，我也不止一次地聆听过那片地方的老人及老人的老人的说话，差一点。为什么土，也就是许多言语只是前文化阶段的“识物”层面。“土”中它功利地滤掉了言语本身的古韵，而“古韵”它正好涵纳的是言语者言语之初想说又无力或无法说出的情感意义。这里，方言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元意义上的含蓄、节制、跳跃、节奏、空白，等等。读他的文章，所谓荡气回肠，所谓身临其境，所谓真挚动人，就在于他不只是在使用方言，方言只是他恢复人物心灵世界时一个不得不用的媒介。
二是他的姿态，牛撇捺先生说朱世忠“十分平民化”，“这得益于他农家子弟的出身，也得益于他平民化的文人情怀”。有几分道理，因为近几年来有关这个，文化意识形态炒得很热，论者和创作者本人不可能游离于意识形态之外。但细想，又很牵强。大多数作家，谁真正能与“农家子弟”脱离干系呢？“文人”或“人文”情怀如果是由“外”而“内”、由“高处”而“低处”，那又有多少真东西呢？之于创作，朱世忠无疑属于“业余的”。“业余的”我本人也喜欢，它没有压力，可以率性随意、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也可以遮遮掩掩、欲吐不吐、凝绝冷涩。总之，一切都在快意中，或者一切都在痛苦中。当周围的人群终于变得漠然，变得不愿听你说话也没心思听你说话之时，写作真正成了安放心灵的最好栖所，这时候，文学来得是那么的必然，又是那么的必需。我感觉朱世忠就是这样与文学发生深刻联系的。读他的文章，不管他的文章被理论家分成什么类，都能体味得到，他是真正喜欢他写出来的每一个汉字的。而这，正是文学所呼唤的，文学在这样的人手里，也绝不可能被亵渎。文学与个人有着多维的关系，朱世忠与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就是“热爱”二字。我不知道“热爱”是什么姿态，但它肯定是众多姿态（如“担当者”“布道者”“精英者”“平民化”，或者“作为百姓”“为了百姓”，等等。）当中最符合文学规律的，这种姿态也是文学甚至于汉字获得其尊严的最主要前提。
至于“专业”的或“专职”的文学者，钱钟书的嘲笑似乎太过于刻薄，但不能说全无道理。他把将文学当成毕生事业但又偏偏不懂文学艺术的人，戏谑为“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被誉为文论天才的葛红兵，也居然在一次公开场合公然地质疑以文学为职业的人是否真的热爱文学。自然，无论钱氏还是葛氏到底还是有显著的成绩的，至少他们属于文学里的人。
我想他们的意思未必在于别人，也许只不过是对自己的反思。然而，这个反思是真有深意，可惜我们或许反而觉得无需忧虑，因为总感觉文学和其他事情一样，越专业越好，越理性越纯粹，我个人认为，恐怕迟早是个误会。
三是朱世忠先生的笑，我姑妄谓之曰“胡适之式的笑”，胡适之式的笑就是朋友式的笑。我注意到，近年来谈文学，人们很少谈作家了，甚至于有一阵，认为文品与人品理应要分开，这使人很是纳闷。尤其不明白的是，面对一个使人分裂的文本，竟还有那么多的人要谈出文学的“独到”来，意思大概相当于，文学乃想象之物，它姓“野”，是“野孩子”。这样以来，好是好——因为文学终于解放了。但我担心的是，想要读它的人，面对这样的文学，那颗滚烫跳跃的心灵到底该怎样安放？几年前当我们还把魔幻现实主义奉为真正的怪物的时候，已经有人深刻地考证出，《百年孤独》里的那个孤岛上本来有些植物几分钟就能长高，也有人用手抠吃墙上的白灰。可见，马尔克斯并没有撒谎，撒谎只是我们的事。理论家南帆曾经说过，他读古人的作品，读到的是胸襟、气度、视域和魄力，读今人的大多数作品，读到的是脸上的皱纹与方言腔调。“胸襟、气度、视域和魄力”也许是一种只供追求的大境界。我只是说，在朱世忠那里，文品的真实与人品的真实是那样的契合。他的文章舒缓、抒情，即便是凌厉的杂文，观点有时候也许接近于一种真理，但他绝不是在宣布，也不是在讲，他是在说，在聊。因此他的辩驳，就显示出了几分和蔼、几分从容，而和蔼、从容才使他的话语空间具有了巨大张力——也许正好印证了他的杂文应当是美文的文学观。
如果不谦虚的话，大作家小作家我也见到了不少，包括王蒙。当几个与会者凑上去请王蒙签字而遭到王蒙那惊人的傲慢时，那一刹那，我才真正地理解了多数论者从王蒙小说中读到的“圆滑”二字的含义。把朱世忠与王蒙放到一起，可能不怎么合适，但当我知道了这些以后，作为读者，我可能更愿意选择注定不怎么出名的《秋天开花的梨树》，尽管王蒙的小说着实不差。
值得说明的是，我与朱先生从认识到熟知的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包括我们共同的朋友，“有求必应”或许朱世忠没那么大能耐，但他总能给你以安慰，甚至于多数时候他的安慰其实是一种分担，在分担中，自然会形成一种对困难的自我解救能力。这在张口闭口动辄“人文”的人那里，即使他面对的是家人、亲戚的呼求，我看也未必能做到。
读着《秋天开花的梨树》，我常想，如果我们的文学，能把它那种自造的高姿态稍微降下来一点，变得亲近些，变得人人需要它，变得真实一些，读者会不会还会流失呢？
——当然，真实是真实主义。现实主义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浪漫主义有浪漫主义的真实，现代主义有现代主义的真实……如此而已。
（2005年12月20日深夜）
附记：这篇“感想”之后，心里曾发誓要写一篇研究朱世忠散文话语的文章，不料，我太懒，直到朱世忠去世，这文章都未能写成。2011年写的《散文的非职业心态写作》，本来要专门探讨朱世忠散文话语，也还是很遗憾，面对已经在清明中的恩师，话不成句、句不成章，竟是把他的散文放到了其他两人中凑合了事了。什么原因呢？其实我心里很明白，研究他散文话语的文章我不愿让它成为悼词——当然，事实是成了悼词。心里的本意不是给生者而写，而事实是一定为生者而写了，因此，心里的破碎感三番五次袭击上来，文章也就只好粗浅地、草率地结束在了表面的普遍性散文问题，实际上是相当混乱、甚至杂乱的结构之中。
（2012年6月27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