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
因为散文太容易写了，我们对散文的阅读、研究，有时候是直接过渡到“散文家”。于是，对散文文体的注视远远超过对其内容的判断。这是目前的散文革新者最感伤脑筋的一个问题。认为散文能否打动人、打动的程度如何，关键在形式上。形式完全陈旧，自然不可能承载新鲜的内容，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在于，有了新颖的形式，散文话语如果还是那么老掉牙，问题又在哪里呢？要解释清楚类似的疑惑，我以为恐怕得往写作者的身份、心态，以及拿起笔的那种感觉说起。不然，就无法对常写不厌的日常生活进行真伪的判断。肯定没有哪个作者自认为自己在撒谎、在游戏、在玩儿，或者纯属于吃饱了撑的——捎带着做点文字的消食运动。
不言而喻，在此，我主要表达的是我对那种要“真”、要玩命地“真”的散文的警惕。当你意识到你在呈示某种别人没有的“真”的时候，其实你并不是为“真”负责，而是在为如何为“真”埋单，说白了，你是在制造传奇故事。某种极端的写作路向上，我以为一些电视娱乐节目对人畸形一面、偶然性一面，甚至躯体有特异之处的挖掘，与把日常生活中相当稀有、容易体现人文指数的情节视作散文价值突出的写作者如出一辙，都是通过如此狭隘的“真”企图对一般性日常生活进行美学修辞的做法。
既然散文拒绝传奇故事，散文的话语就不会太玄幻，也绝不会因为玄幻而迎来更多的读者。以我对散文的阅读经验而言，在今天，我倒以为散文最好不要太职业化。愿它是久别亲人者不得不通过文字而不是短信、电话诉说其苦衷、欢愉的“书信”；也愿它是紧张的工作夹缝中难得抽出空闲的一种宣泄；或者是对身体无法回去的故土故人的一种念叨与回望。“书信”里的感情，日常工作之余的宣泄，还有难以割舍的念叨，等等。我相信表达主体不是下意识要玩命的那个“真”，也不见得是表达主体非得经过千百遍的形式拷问才有的“创意”。这时候，有足够的理由说，散文恢复了它应有的面目，才有能力突出它的价值。双手按着键盘不放，心灵不一定归属于鼠标的指点；短信的彩铃花样翻新，究竟哪一首歌能代替文字的完整表述？一进家门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视，但郭德纲的油腔滑调、小沈阳的三句半笑话，以及纷涌而来的昂贵婚姻，如此不一而足。肯定没有哪几项内容是专为普通百姓调制的。恰恰相反，在如此真假难辨的所谓生活中，一般受众只怕仅仅是策划者眼里不太及格的看客——唯其是看客，收视率才能有保证。涉足日常生活、摆脱不了日常素材的纠缠，又制造不出新鲜的看点，日常生活在散文中的形象便只能是那种让人无法接受的“真”。这些技术主义散文行为就从根本上歪曲了散文最为朴素的属性，延搁了对散文日常话语的深一步研究。
法国后现代理论家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有一些观点非常尖锐，在讲到“死人引渡”时，他在象征的视野讲到了一个个无形的“场所”对人的圈禁：如果说监狱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社会时空中的关押和禁闭无所不在；如果说精神病院不存在了，那是因为心理和临床的控制已经得到普及；如果说学校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社会过程的所有纤维都浸透了纪律和教育；如果说资本不存在了（对资本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也不存在了），那是因为价值规律已经以各种形式转入生存的自主管理；如果说墓地不存在了，那是因为现代城市在整体上承担着墓地的功能：现代城市是死亡之城，死人之城。“如果说实用性大都市是全部文化的完成形式，那么很简单，我们的文化就是一种死亡的文化。”（第196页）散文作为最有资格触及时代文化病灶的形式，如果不首先在话语伸越的可能性把捉散文的思想勇力，研究也罢，创作也罢，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流俗的散文形式和陈旧的主体嘴脸。衡估这个时代的散文新质，势必首先需要把眼光降低到平常生活，注重日常生活被平常思维照射后状态，新的散文话语才能得以彰显和生成，从而从整体上改善日常生活散文的生态问题。
“书信”不是形式文字，它保留的是人类感情的完整内容“书信体”作为中国传统散文的固有形式，一旦罗列，其名单将构成中国散文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书道》、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以及郁达夫动辄“映霞君”、冰心的“寄”字系列等等。今天，我要格外强调的是，散文创作者，能否焕发对书信内容的尊崇，弃其匠气十足的第一人称形式。
朱世忠这个在宁夏杂文圈里享有很高声誉的年轻杂文家，前不久拂袖仙去了。但是，打开他的博客，或者翻开他的散文集《秋天开花的梨树》《朝着空气射击》，发现他其实并不是朋友们所追捧的什么杂文家，他实际上是一位能咀嚼出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审美落差的美文家。长期为人师表的习惯，加上后来从事行政工作时对各种社会现象的痛切体验，他敲上去的每一个字，首先想的是能否以最经济的时间、最准确的词语和句子、最语重心长的感情处理方式，表达出他与儿子在价值取向上的共识，最好是儿子与自己在相互沟通中能相互影响，乃至于相互改变现状的愿望。《写给儿子的短章》在这个角度，可以说是最实用的纸上交心，也可以离开具体语境，当做两代人永远的心灵冲突擦痕的典范代表。本来这方面的高头讲章已经不少了，为什么朱世忠的就有如此魅力呢？举个细节看他是怎样拿捏那种微妙关系的。写父子俩都特能丢手机，双方都以“有其父（子）必有其子（父）”取笑对方：儿子说，我除了把你和我妈没丢之外，差点把我丢了；父亲说，你除了把你妈和我没丢之外，差点把你丢了。当然这是一句废话，意思完全一样。可是，“有其子必有其父，你敢说你没有影响过我的生活状态！”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儿子明显长辈分了，但长了辈分的儿子却理亏了。当然，如此交流其实也不过是动用了换位思考的方式，然而，这个换位并不简单。它把通常生活层面的父与子，搬到了卧室里。既是两代人的悄悄话，又何尝不是父与子之间两小无猜的玩笑？对于工作后的儿子，大道理实际上没有那么迫不及待，儿子持有的道理并不比父亲少多少。问题在于，怎样把儿子的形象先树立起来？我们通常讲的人的主体意识，施予者总是那么滔滔不绝，受施者每每吹胡子瞪眼。其实保障交流的畅通和有效，话语方式的选择比话语本身更有力量。客厅、单位乃至街道、广场，对于有私密需要交流的主体来说，这样的空间是空洞的、苍白的和被暴露的，即便只有交流双方拥有此空间；而属于卧室的、身体的话语，它的启动本来就带着普通话的规整无法介入的谐谑和非理性色彩，这种表情或者身份，因它的模糊性和暧昧性，确保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自由穿梭。如果抛开伦理、道德这些等级话语寄生的区域，也许有效的心灵降服，只有心灵的自由才能做到。散文的“书信性”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的言说有多少起到了言说的目的，或者你的言说多大程度上确保了对方的地位。我以为，这是更高一级别的真实。
他的《苏烟的味道》也大体如此，苏州老兄与我坐飞机去了趟俄罗斯，恰好两人住一个房间。该老兄的性格有些难以捉摸，出于尊重我又不敢贸然靠近，怎么办？只能双方都憋着。接下来我就一直半窥探半迁就半研究地围绕着这个人转圈子，摸索了几天有了点门道，发现老兄也抽烟，只是躲在卫生间里抽。再下来，分别写了老兄在全团人都十分难堪的关卡，该老兄是如何游刃有余地化解该问题、如何与机组人员周旋，还有临别时怎样送我苏烟并说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话，等等。朱世忠的话语完全属于他个人，就是面对陌生人时的试探性接近、绕着弯子尊重、站得远远的观察，他只为了不贸然侵犯这个人，把他变成朋友。这一套话语，没有我们通常所见的刻意的人文企图，也没有人文话语常用的什么以人为本、与人为善等等，通篇只充满着了解对象的愿望——了解仅仅是为了相处不至于让对方反感。低标准却实现了高回报，原因只有一个，朱世忠深信，像书信一样进行交流，这是人类最有效的沟通措施。在这个措施观照下，一些本没想到的复杂维面竟然悄然打开了。
“书信”既确保了言说者把话说完的言说欲望，又捍卫了听者被言说者击中时微妙的心理不适与莫名其妙的尊严感、虚伪感，交流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充分的展开。这时候，散文的形式反而居于次要位置，突出于散文核心价值的是日常生活中被再三挑选、选拔的话语性日常生活，疲软的日常生活从此改变了它平庸的表情。
生活话语不是日常生活，是个体生命形态的最尖锐形象
在小说中我们读到了过多的西部荒凉，聆听了过多的西部传奇。不消说，荒凉中主要是为了突出人作为主体的神性品质，和主体的人如何冲出突围，书写了如何灿烂的生命华章，九死一生、百折不挠，甚至坚守成一尊活佛——只有把生活仪式化的人，环境才会变成锻造人的熔炉。我不否认西部现实的荒凉，乃至传奇；但我更信赖人的本来面目。
今天，我们都在琢磨日常生活如何进入文学的问题。昔日的“烦恼人生”也不过是今天的“别惹我，老子烦着呢”；十年前的“下半身”，不过是今天变了形式的“懒得离婚”。用赵本山的话说，这个世界真疯狂，耗子都给猫做伴娘了。既然日常生活变化如此之快，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日常生活？有人已经开过药方了，说文学需要占领社会的思想前沿，否则，文学老跟在社会潮流的屁股后面，迟早要掉队。这句话简直是真理。然而，细细琢磨，其实不尽然。时代思想前沿在哪里？怎样的话语就算占据了思想前沿？毫无含糊，这是直接冲着文学沉迷于大众都过的那种日常生活而去的，不外乎，文学对人性的书写、发现、烛照，要比置身的生活状态稍高一些。可是怎么做才是高，又是一笔糊涂账。因为在通常的层面上，写作主体与阅读主体其实不可能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两个空间。而往往是言说者言说未言说者的心声，并力求做到共识。那么，前者对后者把握的自信不就是语言的差异吗？一种个体生命形态的生活话语，而不是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散文能从“小女人散文”中走向广阔的生活维面，应该说已经是个不小的进步。可是，它们面临的问题是，有生活却没话语方式，或者说，有日常的生活感知，却没有对日常感知的体验性烙印，这种体验性心灵烙印，就正是众人都过的生活模式所没有完全纳入进去的言说者对意识形态化日常生活的背叛。比如说虎西山的《看山》《放牛》。人到中年的诗人虎西山，似乎厌倦了诗歌《野烟》《铜唢呐》那种悠长、忧伤、诗意的日常生活，《看山》有点矫正《野烟》《铜唢呐》对同一时代背景日常生活的“歪曲”。老汉不愿意被队长派去看山，因为看山就没有个闲工夫，一旦看山，昼伏夜出，老汉忙里偷闲出去赚点外快的机会就没了。于是，当我这个初中生去找他时，他头也不抬地在那里磨镰刀，置我于尴尬境地，进也不是出也不是地蹲在大门过道拨弄那只懒洋洋的狗娃。这是前面部分。后面写到，老汉原来看山挺认真，嘱咐我山里晚上如何有凉意，如何有狼远远地闪着绿眼睛慢慢靠近。最要紧的一个细节是，队长在大骂谁偷了玉米棒子时，老汉说，偷就偷了，给人吃了不是狗吃了。诚然，一些写60年代生产队的小说，也不同程度触及到了这方面内容。可是虎西山散文不是在强调这时候老汉的人文精神，因为老汉还不明白他生活在怎样的时代气候里，他下意识里弄明白的一点是，玉米棒子并没有被浪费，人吃比被狗吃了更值得。而且，老汉在玉米棒子上的反应与队长派他看山之间不是没有联系。再如《放牛》，文中又一重要细节，就是一头母牛晚上与偷袭的狼之间的搏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牛一口气没松劲一直顶到天亮”，这是西部的牛狼之斗了。狼被母牛顶到墙上，只是动物的条件反射。散文写这些过去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小说或者诗歌那么惊奇、苍凉和悲壮？不是话语形式、话语主体问题，而是生活话语的理解问题。小说和诗歌在生活话语的理解上其本质是一致的，都不是把话语当做标志个人理解的不同来看待，或者都是把大体相同的生活故事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凭借主体的个性气质来呈现生活的不同样态。虎西山肯定了解这些话语现状，因此，他在《看山》中所看到的、在《放牛》中所认知到的，是一种生活话语——当这种话语性生活被多数人感知到时，他才能变成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而现在，人们对那个时代日常生活的基本态度，显然还停留在通常的小说、诗歌话语所呈现出的基础上，而不是虎西山散文话语所力求做到的那样。这就部分地解释了日常生活散文铺天盖地，为什么尖锐的个体话语却少之又少的原因。一种平庸的日常生活其实没有多少故事，有的是不同个体对平庸的不同理解。虎西山以未谙世事的初中生去写那段生产队生活，他的眼中，老汉对那个生活方式的理解远胜于那个生活本身。这不是解构主义思维，是结构主义。结构了个体不可重复的理解。
日常生活话语，与人文话语、民族话语相比，它更倾向于观照琐碎的生活片断，并修辞性地呈现生活在主体心灵中不破碎的一面，这样的视野是生活化和客观化的；而人文话语与民族话语，这个在多数时候呈现为一体两面意识形态话语方式，主要是以主体的自觉异化、被胁迫异化来维持的状态，它的展开同时是生活的客观程度的降低——甚至是以中断主体对对象完整知觉为代价，知觉越被扭曲，人文话语、民族话语就越凸显。在面对同样对象时，这两种话语强调的是主体对生活的情感视野，说穿了，这种视野是强势意识形态的。因此，对象一般被主体的眼光进行了一番纯洁化、理想化，有时是对抗化、叛逆化处理。散文如果仍然不会像小说那样把情节的完整性视作分辨其文体边界的要素的话，那么，情节叙事的断裂处，或细节凸显的节点必然是散文的灵魂所在，把握这个灵魂区域的关键，只能是细节的原创性捕捉，它需要敞开生活的容量、并且抓住这个可能的信息。这是生活本身的视野，也是知觉对中性生活的话语化呈现。散文的文学性张力也就体现在生活细节包含的主体生命形态之中，一种开放的自反性、建构性人文信息、民族信息，而不是胁迫性虚无主义人文知识与民族主义知识。
“回忆”不是忆苦思甜的简单教化，是灵魂出走者的尴尬亲情、友情、爱情、故土情，不能不说在现今散文篇章中仍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它们大体上都被统摄在“真情实感”的审美标准下进行衡度。这就面临着两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一是情的功能尺度够不够，即什么样的情堪能链接这个民族的厚重。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最后不得不由散文主体的历史意识来承担。二是情将会有怎样的归属，归属的问题就是聆听者、阅读者在多大程度上领受了情的美学旨意。
作为人类普适的情感形式，回忆也许可以结构大多数文学秘密；但作为散文，回忆则是最简单也最率真的叙述立场。不消说，回忆在内容与情感的分配上，它是以主体之外更广阔的空间为言说范围，这种半径自然打破了个人生活的疆域，使个人生活，特别是当触角向内的意识、潜意识内容坦然向他人表白的时候，故事化就构成了回忆散文的主体内容。这是私人生活话语公开地向历史宣战。在亲情、友情、爱情、故土情构筑的人性网络中，主体的来路与归处充任着个体话语权力的最核心位置，也就是当来路压倒归处时，归处就成了实际上的话语空白地带，而当归处占据话语的要塞，来路——一种普通的过去式故事模式，就不再是个体差异性的标志，很可能，忆苦思甜是它最管用的叙述目的。据我的观察，一些对散文话语的不满，主要是冲着这个而来。因为忆苦思甜恰好投合了人们唯新是追的时间观，那么，回忆散文如果不能在回忆话语中注入灵魂出走者的尴尬，它就会裸露出完完全全的“从前……”“现在……”“将来……”的老态龙钟来。最直白的一个表征是，当你情注从前时，你并不是为了否弃现在，甚至你不是为了回到从前。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选择失误叫板，你要得到的究竟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只是不得不通过回忆这种方式，尽可能多的为自己走上不归途而扼腕、而唏嘘。这是我认为回忆散文话语真正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地方。
这里，我要举的例子是一直以“边缘客”自称的赵炳鑫的散文，比如《不可触碰的年华》中的篇什。
这个集子中收有他近百篇散文随笔，看起来很庞杂，一会儿“回望家园”，一会儿“边缘杂感”，又一会儿“书香余韵”。可是，无论怎样变换话题，他似乎无法走出那个被称为“西海固”的地方。赵炳鑫举家离开西海固实际上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什么还不能放下那个地方呢？有评论文章说了，那是因为丰富的乡土记忆与窘迫的都市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反差，孤独和无处倾诉的苦闷又不断咬噬着敏感的神经，因此，“城市边缘人”的视角，是他审视自我、安放灵魂的芳草地。理由是，这些内在的冲突与痛苦，曾成就过一代文学大师的辉煌。一看就知道，这个结论是把赵炳鑫视作了生来就为文学发力的人了。文字中，赵炳鑫其实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表达过对现在都市生活的厌倦乃至于排斥心理，这一点他的散文话语很清晰，也很理智。他反反复复对西海固纠缠不休，实在是在琢磨一个到现在他也没彻底弄明白的问题，就是我何以还能坚持下去？他羞羞答答地写妻子第一次对他说“谢谢”，他充满幸福感地回味结婚要房子，他仍然不可释怀地回忆那个叫“杏”的初恋乡村女子。他的行文中，故事已经非常残破，主体意识也已经不再完整。弥漫于满篇的是话语的饶舌与思维的含混，这说明，在赵炳鑫那里，忆苦思甜或者因之而来的教化他早已开始躲着走了，他也明白，那个从前其实软弱无力，而他偏偏记住的就是那个软弱无力。表面看来，的确有点像“内在的冲突与痛苦”。然而，趋向内在的思维一般应该是理性的、清晰的，否则，冲突无法构成。赵炳鑫的状态显然不是为了明白无误地表达这种美学上的发现，与其说他要表达美学的冲突，不如说他在记录并且验证他的归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西海固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当他惋惜、想要挥手告别的时候，回去的话语绝对压倒一切；想要回去、找到归属感的时候，他的话语却充斥着挥手与告别。一句话，赵炳鑫本无心为了什么去写作什么，或者写出什么就是要成为什么。他的本意是滤清自己，好好做一个公职人员、一个不错的进步干部、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一个可以让妻子温馨地停泊的港湾，或者能常回家看看的儿子。可是，他写下了我们通常称之为散文随笔的文字，其中的回忆，就具有了职业散文家那里少见的思想分量，也具有了下意识而不是有意识触碰人的主体性的张力。
到现在为止，乡村与现代都市的冲突，作为仍在行进的审美话语，其有效性到了质疑的时候了。如果不清理这套话语的蒙蔽，这类散文的进展就始终成了问题。当几年前“城市化”占据意识形态主导性话语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冲突”雄踞着文学的叙事要塞。可是现如今，消费成了“主义”，娱乐到了“至死”，“仿真”成了挥之不去的生活镜像的语境，即便过去乡村与都市的冲突被替换成了人自身的冲突，作为文学，人的自为性其实还远未到完全崩溃的地步，“冲突”性话语其实不是深入了人自身，而是阻截了人对自身的兴趣，把自身的内涵转向了某种飘飘忽忽的外部因素、外部叙事。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正是各种轻重不等的“冲突”话语，导致了话语的异化。直接的一个征兆就是，主体不能深入到当下的文化现实中去，身在消费主义旋涡中而操持着“五四”启蒙思维——这不是说启蒙不需要，而是启蒙没有进行当下语境的直接转化，陈旧而没有说服力。能否从当下人的际遇打入，决定着“冲突”的思想深度。这一定意义上仍然是为文的心态问题，非职业写作者、边缘创作者，他们因为首先不考虑是否有个既定的美学标准，他们的作品才显得那么自在；专业作家，或者“散文家”极端化的文学史尺度，反而与当下的文化现实隔绝了，只能炮制一批又一批技术主义新词，这就掩盖了此类情感模式的散文在话语上的深刻突围，反而在现代美学视野的名义下遮蔽了对自身新处境的探讨，至少把自身的困境转身交给“隐逸”“遁世”以及老庄哲学的“逍遥”“安逸”就很能说明问题。
能把“回忆体”散文写得深入到心灵辩证法的层面，自然是高境界，也是我们对这类能进行深层次自我对话的主体的由衷期许。当然，回忆作为话语，它也有其最朴素的一面，见得最多的是把治学之余、职业之余的随想化为回忆性文学话语，让这些相对松弛的话语负起疏通体制内人内心的紧张和冲突，或者别扭和无奈的职责。历史文化学者薛正昌的散文集《行走在苍老的年轮》，中学特级教师赵炳庭叙写父母亲、故土社火、皮影戏、仪程、民俗形式等散文篇章，就属于此类型。对历史考据的苦涩与欣慰，对铁肩担道义的教育工作的情绪释放与由衷感喟，其内里不独是为了编码一篇称之为散文的作品，字里行间抑制不住的苦涩、尴尬，尤其是对该专业的深层思考，遂构成了其散文的基本话语形式，读之，让人产生心灵和精神的澄明之感，这样的回忆就从根本上走出了狭隘的日子式的烦恼，走向了更高一级精神的馈赠与自审，话语本身流露出的粗野与凌厉，职业散文所常有的精致与拘谨自然无法比肩。
我的兴趣使然，之所以愿意更多地阅读那些非职业散文作品，毫无含糊，首先源于我对现如今人的状态、处境，以及个体到底多大程度拥有无往而不能的主体力，表示了深深的怀疑。而这种怀疑，一方面来自我对一些流行散文批评理论的困惑——认为那些快刀斩乱麻的判断，是否真的出之于深切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散文作为最散淡、最有理由直接与对方交心的文字形式，那么，对这个文字形式进行如此之多的形式主义革命，就一定能焕发散文的生命活力吗？不考虑、或不完全考虑接受者现如今的精神状态与心情语境，即连散文的基本功能都不在研究之列，如此制造、突围的散文还能令人信服吗？
（载于《文学自由谈》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