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燕
秋日梨花愁未歇，平地惊雷恨断肠，
孤雁啼血萧关去，伯牙断琴泪成行。
一庭苦雨无诗酒，半壁残弈自荒凉，
有情日月埋忠骨，只因杨郎是故乡。
杨郎盛产金糜子酒，杨郎出了一个叫朱世忠的人。
第一次见朱老师是在2007年。那年年末，有位宁夏作家获了“鲁迅文学奖”，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在研究生楼报告厅组织了作家报告会。获奖作家发言后，主持人隆重推出第一位发言嘉宾：宁夏新闻出版局朱世忠。我已经记不起他具体的发言，但能清楚地听出他的发言并不作锦上添花的揄扬和溢美，其谈话的核心是宁夏文学、西海固文学，以及文学、作家本身，其声音浑厚低沉，非常有力。在那些充满了虚幻浮嚣的文艺事件和流于单调乏味的课堂说教里，那场发言是我唯一深深记住了的声音。受教多年，听讲课发言报告无数，如此中肯清晰而幽默的讲授还是为数甚稀。我当时激动地给我远在上海的导师李生滨打电话：老师，我在宁夏发现了一位真正的批评家，他是个什么什么主任，却比高校很多自诩为专业批评家的人更深刻更睿智。我的老师在电话里笑了：那是宁夏出了名的才子啊。
朱老师出生于宁夏固原杨郎乡陶庄村。1980年毕业于固原师专（今宁夏师范学院）中文系，是当时以高风亮节、博学多识的丁文庆、袁伯诚、杨子仪、慕岳、华世鑫、南钜容等老先生为创始人的中文系的第一届毕业生。他当过教师，做过编辑，后来从事行政工作。我还上学的时候，因着给李生滨老师出版专著的缘故，经常到宁夏出版大厦，每次去都会到8楼看看朱老师，每次他都和李老师聊得不可开交。有一次刚进他办公室，他劈头就说：袁伯诚老师是我的受业恩师，我读了你发在《六盘山》上那篇回忆袁老师的文章，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好孩子。其实后来他每次见到我的文章都会说很多赞赏鼓励的话，并且点评得很认真很精辟，就像对每一个他认识的年轻人一样，然而我很感激那天他对我那篇文章一句也没多说，可能只有他知道那文章不是用好与不好来判断的。接着他快乐地说：我的《水知道鱼的眼泪》也发在最近一期的《朔方》上了，你看看。不由分说将那本杂志塞在我手上。没容我看完，他又问我：你开博客了吗？我涨红了脸说没有，不好意思地看着旁边的李老师小声说：李老师不让，说浪费时间。他呵呵笑了：现在都流行博客，我也新开了一个，你过来，我教你怎么进。说着，他将我摁在他的办公椅上，将新浪网页点开，教我从哪里进他的博客，怎么点击他的文章。漆黑的夜色，亮着灯火的一间小屋，大约是心灵深处记忆中的家园——朱世忠：秋天开花的梨树。我坐在他的桌前看他的博文，点开的正好是那篇《水知道鱼的眼泪》。我发现他竟然很用心地配放了两张别有创意的压题图。我有点不明白，一个做行政工作的人，怎么能如此孩童般率真地热衷文学？我也不明白，办公室公务那么繁忙他怎么还能如此精心地打造着网上的空间？
其后我没怎么再进他的博客。那时我对网络或多或少带有排斥，我更倾向纸质的阅读和从平面媒体获得信息，今天亦然如此。过于传统的我不习惯陌生人在虚拟世界的窥视和无关痛痒的“灌水”，我宁愿远远地用心关注一个值得关注的人——我固执地认为这是对一个人最大的尊重。更主要的是觉得游弋网络的确太浪费读书思考的时间。即使整个世界都被席卷进科技进步带来的网络繁荣里，我也认为网络只是工具。直到今年年初，我时隔两年多再进他的博客，发现他的文章上百篇，点击数已超过20万。
其实朱老师自己也就网络对人心灵的纠缠和异化问题进行过理性的批判，他曾写过一篇文化散文《像鸟一样在想象中栖落》谈的就是这个主题。只不过他是通过网络这样一种传播广泛迅速的现代媒体鼓励肯定着身边的人和网上一些热爱文字的朋友，经营博客仿佛是他用现代网络表达自我、传播自己思想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他关心鼓励朋友、提携后进的一种便捷的途径。他和文友就一篇文章、一本书、一种文艺现象各抒己见，互为抑扬，形成争鸣。在文艺界，无论宁夏作协、宁夏杂文学会、银川作协、宁夏期刊学会，还是宁夏作家群、西海固作家群，都不该忽略他的领军行为。尤其是在宁夏杂文协会，他作为秘书长和会长牛撇捺一道尽情挥洒着他们的创作才情，也双双以宁夏杂文文坛领袖身份行组织玉成之功，和杨钊、于小龙、白景森、闵生裕等人一起团结集聚着一个文艺圈，构成一股特殊的文学力量，繁荣了西北边陲的一方文学园地。作为一个民间文学团体，宁夏杂文学会至今已举办过七次杂文大赛，并在近三年先后出版《杂文：宁夏十人集》《女或有所思：宁夏女性杂文作品集》《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第三极：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枕边小品丛书》等会员文集和丛书，这在全国杂文界都是不多见的。这样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大约不亚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份同人刊物和某个文艺团体，固然这个群体的组织形式完全是松散的，率性的，杂彩纷呈的。
多年来，朱老师以他的文字、他的宽容温和幽默所散发的亲和力及人格魅力感染着、吸引着众多的朋友们，在朋友们中间他就是个敦厚的“老大哥”。朱老师对宁夏作家的帮助提携并不只是限于网络空间——这只是他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心系宁夏文坛，大到知名作家，小到无名后学，都会得到他的关注。他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从来都不失时机地鼓励奖掖，有时是见面时的一句询问调侃，有时是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他低调谦逊，自己出书了获奖了评先进了从来都默默无闻，不事张扬，然而当其他作家、自己的朋友学生出了书发了文章得了奖，他总是大加褒奖不吝赞美，他们的作品研讨会、新书发布会、作家笔会座谈会他再忙再远也会抽空组织、参加。我还在宁大读书的时候，李老师经常组织一些本土作家的座谈会报告会，他总是乐呵呵地来参加，即使实在公务繁忙抽不开身不能到会，也会在会后的宴席上，从其他地方的接待应酬后远远赶过来，见见老朋友，见见作家，见见年轻的学生们，他说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朱老师生在酒乡，自然善饮。他有几篇文章写到“酒仙”醉后钓鱼、把家里一窝鸡“醉”死，醉后守在即将坍塌的墙边提醒路人小心自己却被墙砸伤，我看着就有他自己的影子。据他自己调侃说喝醉酒丢了衣服丢了手机是常事。酒乡长大的朱老师喜饮，除了交际应酬的场合需要，更多是老朋友之间的开怀痛饮。很多次，他们畅饮之后，开始聊文学，聊诗歌，聊花儿。酒酣之际，朱老师站了起来，甩开外套，给大家漫起了花儿：
走了，走了，走远了，眼泪花花儿把心淹了——
走了，走了，走远了，袋袋子里的干粮轻下了——
走了，走了，走远了，心里面的惆怅重下了——
……
每每此时，朱老师陶醉地眯着眼睛，随着花儿的节奏前仰后合，甚或有意夸张地抑扬顿挫百转千回地拖长了音调，并伴随着顾盼的眼神表情和俏皮的体态手势，把大家逗得笑成一片。然而也往往在那时候，我心中却听出太多悲凉的意味。是的，他们可能久负盛名，他们可能位高权重，但骨子里他们还是文人，他们对故土对文学有着痴情的热爱，对社会有着敏感而悲壮的情感，也对人世有着深刻的思考，然而他们受制于体制，受制于现实，只有芬芳的美酒和着忧伤的花儿以及浓浓的友情或许能使沉浮于官场的他们暂时遗忘世俗的纷繁和重轭。也是在那个时候，作为晚辈我就带着师弟师妹们回避离开了，任由他们自由自在地玩乐说笑，无拘无束地挥洒豪情。归去的茫茫夜色里，他们像狂欢的酒神一样在我身后成了繁华的背影。
毕业后我在出版社上班，时不时就会见到朱老师。有一次在电梯里碰见他，他脸上笑开了花：你那篇沈从文的书评《史料、性情、审美兼具的文学批评》，我逐字逐句读了，思想厚重，思路清晰，专业非常扎实，不愧是个研究生……他说得非常诚恳，在电梯里从1楼说到8楼，毫不顾及身边那么多人，好像比看他自己的文章还高兴。大家并不认识我，都用艳羡的眼神打量着我，我脸羞得通红，头都不敢抬。我很少写文章，要写也大多出于师长朋友情谊写上几笔。好坏不论，至少会用心去写。平心说那篇评论确实下了工夫，从出书校稿时的构思到读书准备材料，再到最后完成书评前后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久经推敲，数易其稿，才交给《出版动态》的老编辑的。我自认为那篇文章太强的专业性注定不会有人去细读，但是朱老师如此认真地读了，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那篇文章刊发后，编辑向我约稿，我就又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读宁夏杂文学会的《二十一世纪宁夏杂文丛书》，然后写出一篇名为《旷野上的呐喊》的评论。因为涉及到身边很多重要作家，交稿前我拿上文章请朱老师对一些史料进行核证，对一些观点把关。时近中午下班，他依然耐心地当着我的面，把文章从头到尾逐句逐字校改了一遍。他说文章的开头部分有两段的顺序处理有问题，应该先交代杂文背景再谈丛书状况，思路就顺了。我着急地说，一开始安排结构时就是您说的这个顺序，后来考虑突出丛书的地位，才换了。我心里暗暗佩服，他竟然看出我写作时的原始思路，并直接看出了我自己作了调整修改后也顾虑到的问题。他还指出个别处的用词如何委婉而不要太直接触动敏感的议论。大约只有一个做过老师的人才能对自己关爱的学生做到如此真诚无私的呵护。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进行了修改。然后他说：“你评论我的《朝着空气射击》的那一部分比他们评得都到位，抓住了我文章的核心和实质，把握得很准确。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业余创作水平，你看《朝着空气射击》就是个大杂烩，有的也称不上杂文，我做不到牛撇捺那样文笔犀利敢说敢写，我写杂文也就是自说自话了。”那天他说得很动情，仿佛还有点无奈的感伤。最后我说如果在内刊上发就署个笔名吧。他笑了，问我：是不是受委屈了？你好好干，文章就说是我们让写的。有人自己平庸无能了就希望别人比他们更无能心里才踏实，他们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妒忌呢，你又太单纯太善良。我半天没说出话来，寻思着自己什么也没说，他怎么就如此洞明？或许人情练达的朱老师深知文字带来的不尽欢乐和无形的伤害，也深知创作的艰辛，我经历的那些，朱老师那么才华横溢一定早都承受过了，只不过他当然要豁达得多。
朱老师爱钓鱼，爱下棋，他的老朋友牛撇捺亦是如此，或者是多年的交往促使他们培养了共同的兴趣爱好。有趣的是，二人都曾就钓鱼、下棋写过若干文章。比如，牛撇捺的《立冬的瞬间感觉》《钓饵的启示》《温柔的屠杀》，朱老师的《水知道鱼的眼泪》《酒仙》等，都是借钓鱼、下棋这些日常事阐明一些人生哲理。记得有个春日的下午，我遥遥看见朱老师和牛撇捺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地走下台阶走出大楼。阳光那样优雅地照耀着这一对老搭档相携的身影，我忽然想起了那幅西方油画《雅典学派》的轮廓：画面中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俩彼此交谈着相携前行，宫殿大厅四周或站或卧着希腊、罗马、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诸多艺术家和科学家。那个瞬间，那座灰暗僵硬的大楼也仿佛幻化成金碧辉煌的哥特式建筑，周围人影攒动。没有人懂得这场瞬间的联想，不是在理想主义的画作里，是在人世间，两个性情相投的人之间的默契和真诚交往让我看来也是最美好最难得的风景。
2010年7月11日中午，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一行在宁夏游览后，李生滨老师在天鹅湖小镇设宴为关校长送行。朱老师也赶来了。他带着一本《中国回族文学史》（朱昌平、吴建伟主编，黄占宝、朱世忠副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送给了关校长，关校长非常高兴地说：我和你们朱局长是中央党校的同班同学，我这次就是在党校培训的课间来拜访他的根据地的，竟然在这里还拿上了他主编的书。朱老师憨厚地笑了。那天在座的除了关校长、李老师等，还有孙纪文、胡玉冰、李九华等几位教授学者，大家谈西夏研究谈岩画保护，谈考古发现，谈历史文学，场面很是热闹。偶然间我打量着朱老师：数日未见，他满面倦容，而且脸竟有些非常明显的浮肿，只是当时怎么可能往疾病上想，就觉得可能最近局长出差，局里事情太多，他加班太累了。朱老师一直笑呵呵地陪着我们，就在大家谈到文学评论的写作时，他对我说：你那篇《旷野上的呐喊》登出来了，我把杂志给你留着呢。我会意一笑，去给他敬酒。和往常一样，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按一下我的酒杯，示意我不要多喝。我神会，抿了一点点，朱老师亲切地看了我一眼，做放心和惬意状。那天回去后我“诗兴大发”写了一首《长歌行》：
昔为大梁菊下客，今有俊杰踏贺兰。
羌鼓声声怀大漠，流沙滚滚水含天。
一棹柔橹尘世外，数影野鹤芦苇间。
初见飞瀑分千仞，再读岩画刻万年。
暮云古埙吹日月，芳草凄凄满荒原。
故都王陵空自许，铁马秋风锄做田。
主人不语客凝神，却疑夏史在身前。
千古文章千古事，此去塞上何当还？
我偶尔诌几句古体，自认为上不得台面，也就从不示人——毕竟这已经不是古体诗的时代了。可我能想象，不论写得好与不好，朱老师但凡知道我还能写几句，不知该有多高兴。这一首写完后我就想有机会了悄悄给朱老师看看，给他一个惊喜。
然而他不能看到了。2010年8月5日下午5时30分左右，朱老师在去上级部门办完公事返回的路上心脏病突发，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倒在他忠心跟随多年的领导、至交牛撇捺先生怀里。那天，他们可能也曾像从前那个下午一样相携走出大楼，只是他们再也不能一起走回来了——朱老师径直回了西海固，回了杨郎。我想朱老师不会再知道和他近二十年风雨兼程并抱着他经历生死之交、阴阳两隔的牛撇捺内心的悲怆苍凉，也不会再知道他身后多少亲人朋友的肝肠寸断，但他一定是幸福安详的。他的前半生固然经历太多清贫坎坷，但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从固原到银川，从共产党人杂志社到宁夏新闻出版局，仕途十几年，他遇见了礼贤下士亲如兄长的领导的赏识和信任，斯情斯义，甚如高山流水。人之一生，受此知遇，夫复何求？士为知己者死，他用他的生命诠释了这样一个古朴而久远的道德理念，也在有限的生命里用尽了他全部的才华和忠诚。然而我也在想，仕途对于一个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性情文人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一个走上仕途的文人岂能真正做到适可而止全身而退？假如朱老师还在杨郎那开着梨花的院落里喂马劈柴，假如他还在固原教书读书写文章，那么他会不会也还是快乐的，至少也还是健康的，至少不会是在48岁的英年弃亲人故交而去？
生命不能假设，生命没有假设。从杨郎出发的朱老师终于又回到了杨郎。如今我常常在凤城满天飘着洁白槐花的秋风中手持朱老师修改过的文章手稿，禁不住悲从中来，我第一次痛彻心肺地明白什么叫手泽如新墓木已拱，甚至责怪自己怎么拟了这样一个题目，仿佛成了一个不祥的谶语，旷野上的呐喊哪里还会有回声？某个月光如水或电闪雷鸣的深夜，我一个人在黑暗的屋子里点燃一支烟，捏在指间，看那一星烟火就着夜风飞速燃烧，在那划破黑暗的星火带来的光明中，我看见朱老师就在眼前，还是那样温厚地笑着，还是那样爱怜地注视着，那目光还是那样让人感到安宁，感到温暖。我就想，朱老师没有离开，只是局长派他到外地出差了，学习了，而已。
朱老师没有离开，他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他只是在另一个幸福光明的世界等待我们，等待重逢。
走了，走了，走远了，眼泪花花儿把心淹了……
走了，走了，走远了……
走了，走了……
（2010年9月3日夜，载于《宁夏新闻出版》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