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学院 王振钺
１９６０年，上医掀起一场破除旧教学体系的教育革命时，我已是执教多年的讲师。因兼任药学系党总支委员，“分管 ”教学工作，我也奉命投入教育革命行列。我审视原有药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发现它确有沿袭旧社会半殖民地的痕迹，尤其是一边倒学习苏联五年制药学专业教学模式。培养目标主要去向是医院药房，从事药剂工作。教学计划又偏重化学学科，轻视生物医学，缺少临床必要的基础知识。这样培养的药学人才至多只能从事制剂、配方发药和药品分析鉴定工作。为此，我建议应将药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扩大为面向临床，使药剂师能跨出药房门走向临床，从事临床药学工作，为病人安全合理用药服务。
我原在药物化学教研室从事药物化学 （简称药化 ）教学１０多年，了解该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其内容庞杂，包罗不同化学类型和药理作用类型的药物。考虑到五年制的药物化学专业即将招生和必须建立其教学计划，我提议将药物化学这门专业学科，按药物来自化学合成、生物合成和天然植物有效成分这三种不同制取途径，分设为化学合成药物化学 （简称合成药化）、生物合成药物化学 （简称生物合成药化）和天然药物化学 （简称天然药化 ）三门独立课程，讲授药物化学的专业知识，新建一幢药化专业专用的化学楼，将原药物化学中的化学结构部分内容与药理学中有关化学活性成分的部分，两者结合一起开设一门化学药理学，阐明药物的化学结构与药物的药理作用两者内在联系，从而找出其规律。由于化学药理学是跨药化和药理两门学科交叉所形成的新学科，人们对它的认识有所不同。从学科名称上，化学药理学也可称药理化学学，该属药化或是药理研究两可的领域。原从事药理学教学的人员，一般对药物的化学结构与化学性质较生疏，都不太乐于接受这一教学任务 ；而原从事药物化学教学的人员，对药物的化学类型较熟悉，但对药物的药理作用及其机理较生疏。因而在组织落实人员建立上述三个不同的药化 （即化学合成、生物合成和天然植物成分 ）教研室时，唯独化学药理学归属药化还是药理教研室中的一个教学小组，悬而未定。由于我对这门新学科有兴趣，而且过去也看这方面资料，也就不请自缨，在组织尚未任命谁从事这一教学任务时，我即在药化教研室着手翻译这方面的教材，抓紧编写讲义。
但是，不久系党总支却突然转告：院党委命我去院教务处干教务行政工作，我茫然不知所措。党员服从组织安排，原本是考验党员组织观念和纪律的事，但得知调离内情，我自责被玩弄了。无奈，我向组织提出不能胜任教务行政职务为由，违心地作了自我检查，表态决不辜负党对我的培养而允予留下继续干我热爱的业务工作。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物资匮乏，营养不良，工作劳累，我日夜赶编译教材，肺结核十年旧病复发，因链霉素治疗损伤鼓膜，耳鸣险乎致聋。在家休养半年，后即投入该门新课的教学工作。不久又把我调离药化教研室去药理教研室，这样连续三学年，修编三次化学药理学讲义 （包括实验 ）教材直至文化大革命停课为止。“文革 ”期间，我被一派学生点名下厂 “复课闹革命 ”上课，这样既可逃避参与派性争吵不休，也怕见武斗，驻厂边劳动边教学，尚能有较多时间结合药厂产品编写讲义以供学生参考学习。接着，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导师生 “斗、批、改”，招收工农兵大学生 “上、管、改”，身受这双重 “改”的压力，我竟然受宠若惊，被革命群众推上成为 “药学系革命委员会 ”领导班子中一名没有职称的所谓 “结合干部 ”。当时，若是推辞不干，则会被扣上不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帽子，又有不识抬举之嫌，这样也就逼我走上“仕途 ”教学生涯。在贯彻 “走上海机床厂道路 ”、“学朝农 ”教学指引下，多年忙开门办学，在外省市建立开门办学教学基地，忙于后勤、教学安排工作。总算尽责，完成五届工农兵大学生培养任务而告慰。在“四人帮 ”垮台后，高校恢复招生，随着革委会撤销、恢复药学系，我又难以推卸 “转正 ”为不称职的系副主任，继续在这 “仕途 ”上工作，原想继续干我所热爱的化学药理学教研工作，但原教学班子人员已散去无法召回而作罢。
在教学恢复正常、秩序大好形势的春天到来后，我为每年迎新生入学而欣慰。我能为党的教育事业再干上几年，考虑专业设置、修订教学计划、更新教学设备，为图书馆增添药学专业图书期刊，建造教学楼，完善实验室以及师资出国进修等多方面教学行政工作。１９７７年，国家医药管理局深感新药开发创新急需药理人才，在我的倡议下，由上医接受国家医药管理局委办药理专业。１９７８年第一届该专业新生入学后，我蹲点该专业的教学第一线，以小学生姿态，认真学习不熟悉的课程，聘请多名校内外的著名药理学、临床医学专家来授课，自己也着手新学科的教材编写，认真备课上好课。但是，在我校领导因受卫生部不同意设立药理专业并勒令停办的压力下动摇观望时，我坚决抵制，要求继续招生，把该专业办下去。由于我极度劳累、气愤，不幸在家摔跤而卧床不起，曾打报告要求辞去系副主任职务。系主管领导不上门探望了解实情，却派由组织部领导来家向我宣布同意我辞职，安排我去图书馆或情报所工作。我火冒三丈，不去任何部门，要求回原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可以自我安慰的是，药理专业保留下来了。在家休养三个月后，我想既然药理专业要办下去，非得办出一个名堂不可。我得坚守这个岗位，把该专业办好。我投入教学第一线，编写教材，上好课，不断修订总结专业的教学实践，完善积累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我这样教学行政双肩挑的 “仕途 ”生涯干到１９９０年离休。我也说不清到底干了多少年，如果是从 “文革 ”期间算起是２０年，若是从 “转正 ”为系副主任到１９８５年退位算起是１４年。离休时，我已是６４岁的人，本应退出教学岗位，颐养天年，但也许出于对教学工作的热爱，我不计报酬，接受院行政返聘，继续在为药理专业上我原来的课两学期，又协助药理组同仁为药理专业新学科编写部分章节的教材， 也授课了两学期。后自感不应再继续授课而告退，离开神圣的讲台，接受我校办药厂邀请当技术顾问工作了两年。也许出于工作狂热的意愿，我又荣任药学院开创的教学督导组工作，以检查听课为主，检查教学质量，善意地对授课的老师提出改进意见，检查学生课堂纪律，实验操作是否规范，这样教学督导工作以２年为一期，干了两期，使我更全面了解各专业的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内容，也为后起之秀、人才辈出而欣慰，这也算我为教学站好最后一班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