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简单。炽烈的爱情并不总能得到如意的回报。爱情的这种迷人的、充满了美好和幸福的焦灼和召唤，得到的回答可能是冷漠，拒绝，甚至是讥讽嘲笑。
屠格涅夫在他的散文诗《没有个窝儿》中，写了一只找不到家的小鸟的遭遇，表面上，他写的是一只鸟儿，但实际上，他写的是所有失去家园的人们的共同的悲哀和不幸。
我上哪儿去安身呢？去干点什么？我就像一只没有个窝的小鸟儿。它竖起羽毛，坐在一根光秃的、干枯的树枝上。留下吧，觉得厌烦，但又往哪儿飞呢？
于是，它展开翅膀——箭一般射向远方，好像一只被鹞鹰惊起的小鸽子似的。它难道不能发现个绿色的、可以栖身的小角落吗？难道不能在哪儿筑起一只哪怕是暂时待一待的小窝儿吗？
鸟儿飞呀飞，一边留意地注视着下方。
它身下是黄色的沙漠， 无声息的、无动静的、死一样的沙漠……
鸟儿急急地飞着，飞越沙漠，仍然不停地注视着下方，仔细满怀忧伤地注视着。
在它身下是大海，黄色的、死一样的大海，像沙漠似的大海。不错，大海在喧嚷，在运动，然而在那永无休止的轰鸣中，在波涛单调的翻滚中，仍然没有生命，也仍然没有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可怜的鸟儿飞累了……它的翅膀扇动得渐渐无力了；它飞得时高时低。它哪怕是一直飞上青天……而它不可能在这个无边无际的空虚中筑一个窝儿呦！
终于，它合上了翅膀……长哼一声坠入了大海。
海浪吞没了它……又向前翻滚，依旧毫无意义地喧嚷着。
我上哪儿去安身呢？难道不也该是我坠入大海的时候了吗？
住在爱里就住在了家里，没有爱就没有家，就只能生活在沙漠里，或者葬身于茫茫的大海。失爱的后果就是家园的毁灭和丧失。
人类的命运就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悲剧的结束，常常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婚姻与爱情这一对连体儿，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活的舞台上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有时是情人，有时是仇敌，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之间的关系属于后者的情况居多，属于前者的居少；但不管它们之间的战争打到怎样的白热化程度，它们要想彼此分离，都还是不可能的。
何谓婚姻？如果只是一张具有法律效力的纸片，那一切也就单纯多了。没有那张纸而在一起生活的男女，其实也是进入了婚姻，只不过加了“事实”两字而已。所以说，婚姻的问题远远不是像一张纸那么简单明了的。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择偶时才更注重精神的因素，所以，后来的离异，便只能说更多的是因为爱情本身患了病，是源于爱情的夭折。
从某个角度来说，离婚是人类的进步，因为人们对婚姻的要求不再是物质的，形式的，而是精神的，情感的。既然爱情不是永恒的，那么人人都有权利为了新的爱情，结束一个爱情已经消亡的婚姻。
既然人连自己能否“曾经拥有”都靠不住，又怎么能要求别人“天长地久”呢？既然历史总是重复，那么，连爱情本身存在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人又何必要结第一次婚呢？或者说，人根本就没有必要到这个世上来走一遭。因为连爱都成了永恒的错误，一个永远也没有爱的世界该是多么可怕，那真是人吃人的地狱。
看来，人这种会思想的动物最大的优势，就是会给自己找借口，不但要说服自己，还总是想说服别人。
《女客》是波伏瓦1949年出版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它使女作家一举成名。小说写的是波伏瓦、萨特和另一个女人的一段特殊的恋爱经历，一个被称为“三人行”的故事。
1934年，波伏瓦和萨特先后结识了一个叫奥尔嘉的女孩。这是一个从俄国流亡到法国来的工程师的女儿，这一年才17岁（此时萨特29岁，波伏瓦26岁）。她性格独特，且有些放浪形骸。后来，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出现了一种古怪的关系。萨特爱上了奥尔嘉，而波伏瓦对此表示理解。到1936年，他们三人便建立起了“三重奏”的生活。波伏瓦在回忆此事时写道：“今后，我们不再只是一对情侣两个人，我们将成为三人行‘三重奏’。我们认为，人与人的关系需要不断地加以创造发展，没有一种人际关系形式应享有天赋特权，也没有一种人际关系形式是不可能的，无权存在的，而我们的三人形式就这样产生出来，成为了现实。”
而事实上呢，这种新奇的三人行只维持了短短的几个月，就宣告彻底破产。除了外界的舆论压力，连他们本人都逐渐有些沉不住气了。波伏瓦首先感到了不协调，“我试图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大拿我白费了力气，我在其中从未感到过自在。”同时，她又开始受到嫉妒的折磨。
到后来，熬尔嘉开始和别的异性有了来往，三人的关系终于恶化。最后，奥尔嘉和萨特的一位朋友结了婚。波伏瓦和萨特做了他们的证婚人。三人行终于画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
爱情永远具有排他性。萨特对波伏瓦的情感带有男人沙文主义的自私性和虚伪性，而误入歧途的波伏瓦，把她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对萨特的崇拜和依恋，与爱情混为一谈。如果她是一个对哲学对文学根本不感兴趣的女人，萨特的要求她是不会同意的。
爱情的悲剧的产生是不利因素单独或综合作用的。不能以爱做回报的男子或女子可能是爱上了另一个人。不愿破坏既有的亲昵关系是既与深厚的道德理由，又有亲切的情感因素的。
关于萨特与波伏瓦及奥尔嘉三人的关系，无论表面形式如何，说白了是一种稳固性的“三角爱情”，其中的“第三者”无论是波伏瓦还是奥尔嘉，她总是多余的。这个“第三者”的感情越深，他的痛苦也越大，悲剧性越强。往往是三个人都因为找不到什么适宜的出路，深陷沼泽而不能自拔，个人的悲剧不断加深而感到万分痛苦。
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描写了这种痛苦的处境。多余的那一个想推开这杯苦酒而又藕断丝连，情意绵绵。维特认识到自己无望的处境，主动迈出了无法回避的一步：“我们三人中总归有一个应该走开。那就让我走开吧！”
事实上，悲剧的这种结局是不多的，这需要当事人莫大的勇气。内心深处的剧痛常常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抚慰过去，别抛弃的人的思想，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遭受折磨。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只要一个年轻人遇到了一个并不爱他的女子……（或者是使他过分钟情的女子），他的整个生活就被破坏了。”
爱情得不到回报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双方的文化教养水平完全不能相容。文化的差距犹如一道难以逾越的隔膜，将双方隔断，这种极强的不对称使爱情成为一场深刻的悲剧。
为了得到回报，钟情一方应该主动表现出较多的主动性。沉默和相思并不能化解沉闷的心灵。一个男人应该在不失男子自尊的条件下，一个女子在不失去女性矜持诱人之处的前提下，找到坦率表白感情的最佳方式。这要求他们有深厚的情感以及在修养的基础上建立的真诚、内在的亲切、温柔和分寸感。
而情书无疑在这方面有重要的表达作用。奥维德在《爱情的科学》一书中承认，情书是心灵的使者，有重大的意义。他说，坠入情网的人应该找到温情脉脉的甜言蜜语来渲染自己感情的优美。就像雅科布森的小说《尼尔斯？伦奈》中的女主人公一样，毫不掩饰地对钟情者说：“我帮不了您的忙……如果您因此而感到不幸，那也只好让您不幸了；如果您因此而痛苦，那也只好让您痛苦去了，反正得有人痛苦。”
世间的爱情总是在不断地寻求回声、交流和回报。不过，真正的爱情的产生，不在于得不得到回报，爱情无论怎么样，仍旧都是爱情。正因为爱情遭到拒绝，不被别人理解，它有时反而迸发出更大的光芒。
要减少爱情的悲剧，就应该对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十分透彻的了解，培养和谐的个性，培养有丰富的文化修养、性格坚强、能力顽强地经受考验的人。但丁和彼特拉克，莱奥帕尔迪和雪莱，以及把相爱双方的结合推崇为精神的胜利、推崇为物质获得了灵性的爱情殉难者，他们痛苦的爱情之梦使每一代人都激动不已，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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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悲剧：爱情从情感上给人的精神以美德，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痛苦和享受，就像看不见摸不着的大气层一样，无形地影响人的情绪。而一旦这种感觉变为一种负面的影响，或者说爱情的积极意义得不到实现，受到打击或是压抑，就往往导致惨痛的个人悲剧，也即爱情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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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歌德（1749—1832年）德国诗人。生于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 1765年他去莱比锡大学攻读法律，1768年因病辍学。1770年进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攻读，次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在1773年写了一部戏剧《铁手骑士葛兹？封？伯里欣根》，蜚声德国文坛。1774年发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更使他声名大噪。
1794年前后这段时间，他先后完成了戏剧《哀格蒙特》、《托夸多？塔索》，并着手写第一部《浮士德》； 1794年歌德开始与席勒合作，他俩以各自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推向历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歌德先后创作了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年代》、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1797），重新写《浮士德》第一部。
席勒在1805年的逝世标志着从1786年开始的德国古典文学时代的结束。在此后的近30年中，是歌德创作上的鼎盛时期。他完成了小说《亲和力》（1809），诗集《西东合集》（1819），《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1829），自传性著作《诗与真》 （1831），《意大利游记》以及耗尽他毕生心血的巨著《浮士德》第二部（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