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各个方面联结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同时是爱情的主体，又是爱情的客体。
爱情的基础总是相互的好感，彼此中意。这适用于作为肉体和精神、遗传和文化的整体的任何一个人。
但是，对异性的认识不仅由必然产生的爱的激情来决定，而且受各种社会因素影响。显赫的社会地位会提高一个人作为亲昵友谊所带来的价值。从一定程度上说，对爱情对象的评价是对异性的天赋品质和后天长处的评价。而对相互吸引和理想化的异性之间的相互评价也是千奇百怪的。这里首先涉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女性的品质和优劣。妇女一直是男人亲昵感情、猥亵的客体，她们真正的的价值却长期受到恶意的损害、破坏和贬低。
倍倍尔在《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中谈到古代雅典妇女时指出：“妻子自然可以和丈夫同床共枕，但是不能和他同桌进餐，她对丈夫不能直呼其名，而要称‘老爷’；她是丈夫的仆役。她绝对不能出现在人前……丈夫可以把她当作奴隶出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得上什么爱情呢？
对女人的歧视，是一种通病，是时代的印痕或时代的局限。当然，无论东西方人士，对女性的歧视、蔑视、轻视，都是错误的。儒学、儒家中有对女性不尊重的表现，是需要批评的，但我们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上加以理解与检讨。
在阶级出现以前的社会里，妇女抚育子女，维持原始聚居处的秩序，保持火塘里的火种不致熄灭，采集果实，使男猎手服从“家规”，妇女是主人，是受人尊敬的母亲。
而在阶级制度里，男人成为一切尘世财富的占有者，妇女则沦为男子永世的社会附属物。女人成了平庸的俏皮话的笑料和道德指责的对象。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出了女人，这一说法使原来在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女人天生低于男人并且永远依赖男人”的观念流传下来。
笼罩在妇女头上的歧视和诅咒到罗马帝国时期依旧保存着。妇女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古罗马诗人卡图鲁斯建议丈夫们给这头“桀骜不驯的牲口”戴上笼头。罗马的法律禁止妇女担任任何职务(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职务)。除了奴隶制时期卫道士的詈骂之外，后来又加上了封建制时代的宗教诅咒。教会人士把女性的吸引力看成是魔鬼的手指。这就使他们喋喋不休地咒骂爱情的美妙和它巨大的生命力。
中世纪的僧侣哲学加深了传统的男人对妇女的歧视。基督教的神学家为了诋毁妇女，把古代最有权威的思想家对妇女的不良评价统统汇集起来。布鲁诺不无嘲讽地描述了亚里士多德保守的追求者的观点。在他写的《论原因、本原和一》中，老学究波里尼宣称妇女是“消极的物质”，而男子则是“积极的、有创造力的形式”。波里尼说：“物质和妇女是缺乏理性的混沌，是犯罪物，是强盗的森林，是肮脏的物体……女性是调皮的、脆弱的、朝三暮四的、娇滴滴的、渺小的、不正派的、受人鄙视的、低浅的、卑劣的、遭人唾弃的、不体面的、凶狠的、有害的、可耻的、冷漠的、不成体统的……这是铁锈，是荨麻，是莠草，是瘟疫……”
文艺复兴时代和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使妇女的屈辱地位有所缓和，但是传统的夫权仍然保留下来。
这里，我们不妨来看雕塑家罗丹和他的情人卡米尔的例子。
卡米尔最终得以进入罗丹的世界，是通过以自己为模特完成的。女性，在这里又化为被“看”，被“塑造”的对象。因而可以说，她以这种方式介入本身就预示着其不可靠性，她的才华被降到次要的因素，重要的是她激起了罗丹的灵感和欲望。女性的才华始终没有得到承认，她们是作为欲望的客体，以自己的身体当成入场券而登堂入室的。
她将她的一切奉献给了她深爱的艺术，她将她的一切奉献给了她深爱的人，然而，罗丹则却“偷窥”了她的灵气，剽窃了她的才华。
权威的力量不容被逾越，而只能利用来埋葬女性。
罗丹胜利了，卡米尔却疯了。卡米尔算是惟一一个为罗丹发疯的女人吧。这仅仅因为她有头脑。对于太有头脑的女人来说，罗丹的爱情是毁灭性的。卡米尔不满足于像其他女人那样安之若命地做罗丹的花瓶，或许这意味着女人的觉醒，但也造成了她自身的悲剧：她一气之下把自己打碎了。应该说是罗丹那象征着男性权力的手，间接地打碎了一个女人的梦。
卡米尔的悲剧在于，充满了激情，却在追求一种阿波罗式的理想——渴望自己的才华像罗丹一样为社会所承认——在那样一个男权主宰的世界里，这无疑是一种乌托邦幻想。
可以说罗丹从未正视过卡米尔的才气，他不愿正视，或是说不敢正视，因为她实在是太光芒四射。他把她当成一个他极力想占有、征服的女人，当卡米尔向一名企图调戏她的工人表明她不愿成为男人的玩物时，罗丹彻底对她进行了还击，让她在社会中无以立足。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关于所谓妇女低能的伪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卢梭说，“妇女的第一个品质，也是唯一重要的品质，就是温顺。”
叔本华下面这段话表现了他对妇女的敌视：
“只有因为性欲的冲动而使理性变得迷惘起来的男子，才会认为体格矮小、窄肩宽臀的女性是美丽的。女性的全部美貌就在于这种性欲……妇女就其本质而言，是注定要听人差遣的，她需要一位主人……女性最出类拔萃的代表也从来没有生产过……任何堪称伟大和独具风格的作品。”
而另一个狂热地仇视妇女的人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和叔本华不同的是，他并不蔑视两性在肉体上的结合，但却鼓励对妇女的暴虐。他提倡肉欲方面的暴戾行径，宣称为了实现超人的理想，应当不停地生孩子。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写道：妇女从不懂得什么是“友谊”，妇女是“猫”，充其量也只是“奶牛”。“一个真正的男子有两重愿望：占有玩具和经历危险。而女人是玩具，因此他才需要女人，但是女人是最危险的玩偶，男子要时刻提防……男子的幸福是‘我要’。女人的幸福则是‘他要’。”尼采还写道：“妇女最大的本领是撒谎。”她求解放的愿望来自“有学问的愚蠢公驴”的影响。妇女一旦革除了“怕男子”的习惯，希望获得自由，她就丧失了自己“最富有女性的本能”。尼采认为，男人应该把女人看作“占有的对象、应该关锁起来的私有物”。这套理论的结晶就是尼采的那句名言：“是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
那么，魏宁格畅销一时的书《性别和性格》一书所阐述的观点则比尼采还要直接和刻薄。魏宁格写道：“妇女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所以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她造成任何一种东西，而男子则只能获得他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他认为，妇女哪怕是在男子实实在在的影响之下，也不能在历史进程中成为“任何东西”，或者多少有些价值的东西。按魏宁格的说法，男子是精神性的生物，而妇女则纯粹是肉体性的生物，男子的性生殖器官数量很少，而且限于严格的部位，而妇女则是“性欲本身”。男子首先是创立已经存在的纯精神领域，而妇女却“只关心性生活”。
瑞典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也是一个著名的反对女权的人。在他的长篇小说《狂人辩词》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在这部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怪诞的妇女形象，而这个形象他认为有很强的代表性。她完全受着本能的支配，言而无信，自私自利，被病态的性欲搞得神志不清；小说的结尾一声警告：“当心女人！”
叔本华、尼采、魏宁格、斯特林堡等人反对女权的主张表现了一种偏颇、一种成见。种种病态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弥补心灵受到的创伤。强烈的反对女权的主张通常是在某种个人悲剧的基础上产生的。妇女在社会中的无权地位也是她在文化方面显示才能的主要障碍。越缺少文化，文化的意识就越匮乏。
其实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人有渺小伟大之别，女人也如此。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各有各的渺小或伟大，他们（她们）都是渺小或伟大的独立的“人”。只有不把渺小男人看成女人，不把伟大女人看成男人，才算真正的男女平等。
而也只有将爱情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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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损：社会早期对女子的贬损范围甚至囊括一切，是绝对的对其人格、身心、社会地位的彻底否定与侮辱。贬损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男性地位的提高，和为其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物而提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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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简介：
尼采：(1844—1900年)，西方现代哲学大师，已译为中文的著作与相关研究达三十多种，影响20世纪哲学发展甚巨。
著有《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瞧！这个人》、《上帝之死》等书。
尼采是一个反叛的哲学家。19世纪后，他以“上帝死了”为其标志，强力批判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主张建立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他的反叛精神，得到青年人的热力追捧。
奥古斯特 斯特林堡（1849—1912年），瑞典剧作家兼小说家。当过教师、演员、
记者、图书馆馆员。有“瑞典的莎士比亚”之称。《神秘日记》和《地狱》都是作家精神危机
下的产物，有自传成分。他是个著名的反对女权的人，其对女性的鲜明抨击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狂人辩词》中。前些年瑞典出版的《斯特林堡全集》达５５卷之多。中国翻译过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红房子》、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和《斯特林堡戏剧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