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如此反对隐居，原因当然不难理解。他是楚国宗室，是所谓的“王孙”。对邦国兴亡，有比一般士人更深沉的责任感，要他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或避人避世而去，恐怕也确实较为困难。可是，历史发展的诡谲性也就在这儿了：屈原虽反对隐居，他却为隐逸传统打开了一个新的路子。
什么路子呢？第一，隐与招隐的对诤格局，正式形成，启发了后世无穷论辩。《楚辞》 中相传为淮南小山所作的 《招隐士》，代表了屈原式的想法，招唤隐士不要再隐居山林，其后 《昭明文选》 遂有 《招隐》 这一文类，但含意却完全不同，乃是“苦天下混浊，故将招寻隐者，以退不仕”，招呼朋辈入山隐居。如左思《招隐诗》 云“更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结绶生缠牵，弹冠去埃尘，惠连非吾与，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或陆机 《招隐》 云“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富贵苟难图，税驾行所欲”，均是如此。延续淮南小山招隐士出山入仕的，反而成了“反招隐”。如王康琚《反招隐》 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凝霜凋朱颜，寒泉伤玉趾。……周才信众人，偏智任诸己。推分得天和，矫性失至理”，竟说出仕者才是周才、隐居者仅属偏智；且谓出仕者尽其本分，可得天和，隐居则是矫情之举。
招隐与反招隐的意义逆转，正显示了仕隐之争论不但已形成了固定的对诤格局，且彼此关系复杂。反对隐居者，想招唤隐士出山；想往隐居之价值者则呼吁大家入山。这种对诤格局，在屈原之前是没有的。
其次，屈原“行吟泽畔”以及王孙隐居山中之说，扩大了关于隐士空间的描述或界定。在 《易经》 里，虽然已经谈到了“天下有山”以及“山下有山”的退遯卦象，明确地以山中为隐遯之地。但这只是卦象式的说辞，《楚辞》 却对隐者之活动空间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而且将此空间扩大至水滨。于是山水之间，成为隐士活动的区域，而跟“京城”形成了仕与隐的对比。
这也是一种对诤格局，“京华”代表了人对功名利禄或社会责任的执取，“山水”代表隐居者离开了权力中心与世俗生活，故其生活方式是“优游”。优游的人批评居住在京城中的人尘俗不堪，居住在城里的人则指责山林优游者放弃了社会责任，“江湖/庙堂”、“山林/钟鼎”、“山水/京城”、“世俗生活/山水优游”形成一系列的对比互诤状态，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外，屈原的影响还有另一方面：隐士形象得以塑造。山水，是隐士的生活空间，住在这个空间中的隐士，据屈原形容，是“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因此隐士代表人格高深者，服饰与一般人颇不相同，佩着鲜花香草，餐霞饮露。屈原本人固然对这种生活并不喜欢，希望能尽早回到京城，但如此高洁优雅的隐士生活形象，却让人产生了美的向往。“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惜诵》），自然而芳洁离俗，令后世神往不已。
在屈原以前，中国隐逸传统并没有展开什么生活美学式的说明或意涵。屈原的这种隐士生活形象，却是能形成美感的。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的生活，也表现了它的美。这种美，有两个特点，一是自然，一是奇特。
在屈原的说法中，自然是美的，以自然物为衣饰、为饮食也是美的。春天时，“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循江夏以娱忧。览大薄之芳茞兮，搴长洲之宿莽”。夏天时，“滔滔孟夏，草木莽莽”。秋天，“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冬天，“桂櫂兮兰枻，层冰兮积雪”。在季节变换中，自然之美景，总是以其姿容带领着人的情绪，提供人无穷的想象。以致屈原甚至想盖一座房子，“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蘋募兮为帷，折蕙簷兮既张”，一切都用花草香料来建筑，并作为摆设与装饰。
住在自然物构筑的屋子里，穿也要穿着花草：“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吃呢，也要吃花草：“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郑桂酒兮椒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这样整个被自然之花草香料包裹着的人物，当然是美的。他形容自己如此是有“内美”，说别人如此，则是“美人”。
但此种美，在与世俗相对时，却显得奇特而离俗，因此他要说“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长余佩之陆离”（《离骚》），“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涉江》）。此等奇服，别人不了解也就算了。
这样的屈原，影响了隐者生活中的审美判断，例如制芰荷为衣、集芙蓉为裳，代表去除人为的装饰，回归自然。在孔子时代的隐士固然也回归自然，但他们只是在田里耕种（如耦而耕的长沮桀溺），或荷担劳作（如子路遇到的荷篠丈人），只是过着一种平凡的平民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是平常与凡俗的，屈原的隐居生活却与此相反，异常且离乎世俗，形成了一种超越尘俗的崇高感，激发了后人无穷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