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隐逸思想，总是令人先想起道家和隐者的关系。但其实早在 《易经》 里面，就已经对隐逸思想有所提倡了。
《易经》 以六十四卦概括人生诸相，人生有顺有逆，有宜进取之事，亦有应该敛退的时候。其中论及退或隐的卦，即有艮卦、遯卦等。
艮卦像山上复有山之状，卦辞说：“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意谓山林是可以退隐之处，君子“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又说：“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些都是劝人暂止勿动、静居俟时的意思。所谓不动如山、退藏于密。
遯卦则是天下有山之象，卦辞说“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遁，贞吉，以正志也”，“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也都主张君子应在适当时机隐遁起来，自正其志，而且隐遁的地方也在山里。
这些卦辞都显示了在我国古老哲学中原有一套“时中”的观念，凡事皆应“知几”“当时”。时行则行，时止则止。行则兼善天下，行道救世，止则“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独善其身。故隐逸跟出仕进取，一样重要，一样获得重视与强调。
但此一观念也同时显示了：退隐，在这个思考架构中，一向是跟“出仕”相对思考的。出仕为进，隐遯则为退止。隐居的问题，乃是在仕隐之间的价值抉择，以及对“时”的掌握。
孔子的态度，正是如此。所谓“邦有道，谷”，“邦无道则隐”，不就是视时机如何而决定究竟是否退隐吗？后人论孔子，只注意到孔子周游列国、栖栖皇皇的一面，而未注意孔子也经常谈到君子在该隐时也该隐的这一面。其实这一面也是很常见的，例如孔子“欲居九夷”，或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都表示了孔子“君子好遯”，将去隐居的这一面。因此，他与隐者们的冲突，并非思想上有矛盾，并非孔子不认同隐居的价值，不愿去隐居。而只是隐士们断言时代已经没药救了、不值得再去奋斗，孔子则迟迟不忍放弃其悲愿罢了。后人把儒家看成入世的典型，把道家当做隐士的代表，以孔子来说，殊不确切。
孔子之后，继续延续仕隐主题的代表人物，是屈原。屈原之隐，不同于 《易经》 或孔子所说，并非基于对“时”的体认而进行仕或隐的抉择。乃是被迫退隐，属于谪贬迁徙流放，是被世界遗弃了。所以在 《楚辞》 中，退隐不再是“贞吉”，不再是值得肯定的价值，骚人也不再知时，只一味“哀时命”。因此，在行为上，屈原固然可说是一位隐者。在精神上，却是对隐逸价值的否定者，完全不能认同退隐的意义和价值。
“高尚其志，不事王侯”的隐士传统，到此乃出现了转折，对比的张力也出现了。汉人所编 《楚辞》 中收有汉人所作楚辞体作品多篇，其中 《招隐士》 一篇就清楚地揭露了这两种不同价值的冲突现象，而且明显地反对隐居，要招唤隐者出山。辞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口气仿若招魂，不断呼唤隐居在山里的隐士回归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