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减小出错的后果，你一定希望找到一个刚好足够阻吓对手而又不会过火的威胁。但并不是总能幸运地找到这样合适的策略。因此，有时就会演变为一种过激的策略。但不愿意实施报复或者冒同归于尽的风险并非毫无代价。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曾有一部科幻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奇爱博士》。
故事讲的是美国决定一劳永逸地消除对前苏联扩张的担心，于是，它制造了100枚炸弹，并把这些炸弹埋藏在洛基山脉底下，并与称为“盖格”的反应装置相连。如果这些炸弹被引爆，其产生的放射性物质足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的人。“盖格”还是一个精密的探测仪器，如果前苏联首先发动核战，这个仪器能够迅速探测到放射线，然后引爆炸弹。
我们现在拥有了终结日机器。在电影版中，这台终结日机器上增加了一个可以探测更大范围核情况的装置，并可作出相应的反应——比如，若苏联袭击西柏林或西德或西方世界的任何地方，它就会引爆炸弹，整个世界顷刻将被毁灭。通过这一威慑性装置，美国节省了用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费用。
然而，“终结日机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电影中，我们看到，前苏联也制造了同样一台机器。他们决定在其领导人生日的那一天公布这一消息。但是在他们发布消息之前，一个极其愚蠢的美国空军军官向前苏联发射了一枚核导弹，从而使核战争爆发。
“终结日机器”并非凭空虚构。在现实的世界里，美苏两国之间的冷战一度使世界处于一触即发的核毁灭当中。美国对付前苏联核进攻的主要手段就是大规模报复性核打击的威慑作用。如果在威慑之下，前苏联还是发动了进攻，美国随之采取的报复措施将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可能会使自己的情况更加恶化。比如，大气中放射性物质增加，气候条件变差。然而这样的情况还是可能发生的。控制致命按钮的人——掌握着导弹库的空军官员、核潜艇指挥官，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绝对服从命令。从实际看，他们也不太可能违反可以复仇的命令，因为敌人的进攻杀死了他们的朋友和家人。
美国的核武器好比一台“终结日机器”，全体人类的命运就是引爆装置，对于前苏联也是同样的情况。美苏两国都看到了这个前景，因此它对双方都起到了威慑作用，结果就是没有一方敢于率先发动核进攻。
这个关于“终结日机器”的设想并不是因为它想让美国制造这样一台机器，而是美国和前苏联已经制造出了这样的机器。
在这里，威胁和许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核武器发明之前，战争也常常是双方不得已而采用的做法，因为其结果大多是两败俱伤。任何一方的领导人都可以说服对方，如果不是迫不得已，谁也不愿意采取战争的做法。
要想减小出错的后果，你一定希望找到一个刚好足够阻吓对手而又不会过火的威胁。但并不是总能幸运地找到这样合适的策略。因此，有时就会演变为一种过激的策略。但不愿意实施报复或者冒同归于尽的风险并非毫无代价。
你可以使你的威胁变得缓和一点，办法是故意创造一种可以辨认的风险，一种人们不能完全控制的风险，表明可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这一策略在于有意将形势变得多少有点难以把握，在对方看来可能难以承受但也被迫忍耐下来。这等于将敌人置于一个双方共担的风险之下对他进行干扰和威胁，又相当于是告诉他，假如他采取敌对行动，我们可能大为不安，以至于不管我们是不是愿意，我们都会越过边缘界线，采取行动与他同归于尽，从而对他进行阻吓。
有一种观点认为核武器存在一种悖论，因为核武器象征的威胁太大（同归于尽），以至于完全用不上。假如核武器的使用不是合理的，那么所谓“核威慑”也不可能是合理的。这就跟放大了的歹徒与侦探的交易差不多。一旦失去了威胁的价值，核武器对阻吓小规模冲突也就毫无用处。
冷战时期欧洲人担心北约的核保护伞可能抵挡不住前苏联常规军队，原因在于前苏联可以运用每次切一小片的“意大利香肠战术”，钻核武器威胁的这个空子。所谓的“意大利香肠战术”是指在整个入侵过程，攻方每次只增加那么一点点分量，幅度那么小，以至于守方根本没有理由发动一场大的报复行动。
这样，北约就会一点一点重新确定自己的忍耐底线。最后，前苏联人可能已经抵达北约总部，而使北约错过了反击的机会。
这种观点其实完全错了。美国就前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入侵发动核报复的威胁是边缘政策之一。有两个办法可以绕过被迫重新确定忍耐底线的问题。这两个办法边缘政策都会用到。
首先，你要设法让惩罚措施的控制权超出你自己的控制，从而断绝你自己重新确定忍耐底线的后路。其次，你要将悬崖转化为一道光滑的斜坡。每向下滑一步都会面临失去控制而跌入深渊的风险。这么一来，你的对手若要用“意大利香肠战术”避开你的威胁，就会发现他自己将不断面对一个很小的遭遇灭顶之灾的概率。他每切下一小片“香肠”，无论这一片有多小，都有可能成为引发万劫不复灾难的最后一片。
要使这种威胁变得可信，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于：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对手都不知道转折点究竟在哪里。美国通过创造一个风险，即哪怕政府本身竭尽全力防止，导弹还是可能发射出去的风险，成功地运用了边缘政策。美国的威胁能不能付诸实践与它本身的意愿无关。核武器的威胁在于可能出现意外事故。当存在任何常规冲突都有可能使局势激化到失去控制的可能性时，核阻吓就变得可信了。这一威胁不是一定发生，而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古巴危机’期间，肯尼迪曾派秘使向他透露：肯尼迪并不想为难苏联，但是他很可能控制不了局面。”
赫鲁晓夫的口气似乎是说，他的退让给了后者一个好大的面子。尽管这里面可能有自我吹嘘的成分，但是由此也能看出美国人的策略：他们声称自己也不愿看到最坏的结果，但是却无能为力。
随着一场冲突升级，引发一场核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也在增加。最后，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那么大，以至于终于有一方决定撤退。不过，战争的车轮一旦启动就不是那么容易控制的了。出人意料的、意外发生的、可能是偶然的也可能是疯狂的、超出领导人控制的行动，将为局势激化直至动用核武器铺设道路。
核阻吓包含一个基本的得失结果。有能力发出同归于尽的威胁，本身就存在一种价值。毕竟，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之后，我们享受了半个世纪没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和平。不过，把我们的命运交给概率去控制是要付出代价的。核阻吓要求我们接受某种同归于尽的风险。关于核阻吓的争论大部分集中在这种风险上。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又不会削弱核阻吓的力量呢？
诀窍同样在于确保这样的普遍化的风险控制在有效的与可接受的界限内。本章我们已就怎样做到这一点给出了一些提示，不过，完全成功的边缘政策仍是一门艺术和一种冒险。
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教授波森认为，美国海军在大西洋的政策很危险，也很容易使局势激化。一旦与前苏联方面发生任何常规冲突，美国海军就想击沉前苏联在大西洋的全部潜艇。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目前美国尚不能分辨出核潜艇与常规潜艇。因此存在一个风险，即美国可能由于意外击沉前苏联一艘载有核武器的潜艇而在毫不知情的前提下越过了核阻吓的樊篱。到了这个时候，前苏联一定觉得自己有理由向美国的核武器发动攻击，全面核战争一触即发，要不了多久双方就会开始互投核武器了。
海军部长约翰·莱曼为这个策略辩护，其说法就跟波森反对这个策略一样尖锐有力。他认识到一场常规战争可能升级为一场核战争。但他争辩说前苏联也会认识到这一点！局势激化的可能性不断增加是合理的，因为这可以首先降低爆发一场常规战争的可能性。
一个比喻也许有助于说明问题。假设我们打算降低手枪的精确度，从而使决斗变得安全一点。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决斗双方开枪前可能会走得更近。假设决斗双方都有同样的好枪法，那么，决斗双方的最优策略是不断接近对方，在击中对方的可能性达到1／2的时候开枪。一枪致命的可能性与手枪的精确度无关。可见，改变规则不会改变结果，因为所有参与者都会调整自己的策略，设法抵消这一变化带来的影响。
要想阻止前苏联人发动一场常规进攻，美国必须设法使他们面临这一进攻将会激化为核战争的风险。如果这一风险沿着某个方向变得越来越大，那么，前苏联人在这个方向的前进就会变得越来越慢。美国（和前苏联一样）也就更有可能提出和解，因为他们都清楚双方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美国和前苏联在评估自己的策略时，必须以策略的结果而不是以行动为依据。另一个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假设双方参加前面我们说过的那场拍卖，只不过拍卖用的不是美元，而是发生灭顶之灾的概率。到了某一时刻，出价的数字变得越来越高。一方决定就此罢休，而不是进一步使局势激化最终走向同归于尽的结局。不过，这一方也可能晚了一步，导致会给双方带来损失的概率变成了真实的恶果。
在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中，出价就是这个冲突激化的概率。双方出价的时候怎么沟通取决于这个博弈的规则。不过，单纯改变这些规则并不能使边缘政策变成一个更加安全的博弈。假如美国改变它的政策，苏联也会改变它的策略，并使它对美国的压力保持在同一水平。在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里，各国可以采取更加容易使局势激化的措施。只要威胁是一个概率，前苏联总是可以调整自己的行动，使这个概率保持不变。
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你应该就此放弃，听任可能爆发核战争的风险的存在。要想降低这个风险，你不得不从一个更加根本性的层次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变这个博弈。哪怕当年的贵族改用精确度较低的手枪，也不能保证他们多活几年。相反，他们不得不修改扔下一只手套就决斗的荣誉守则。假如美国和前苏联抱有同样的目的，那就修改这个博弈，而不是单单修改这个博弈的法则。
还有最后一个方面的控制，是使边缘政策发挥效力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受到威胁的一方通过同意边缘政策者的条件，必须有能力充分减小这一风险，通常是一路减小为零。侦探必须得到保证，只要歹徒知道那个秘密，他的命就可以保住，而赫鲁晓夫也必须得到确认，只要他一退让，美军就会马上撤退。否则，如果无论你做或不做，你都会遭到惩罚，也就不存在什么退让的激励了。
无论怎样运用边缘政策，总有一种跌落边缘的风险。虽然策略论回顾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会把它当做边缘政策的一个成功应用，但假如超级大国之间爆发一场战争的风险变成现实，我们对这一案例的评价就会完全不同。若是真的爆发了战争，幸存者一定会责怪肯尼迪完全没有考虑后果，毫无必要地就把一场危机升级为一场灾难。不过，说到运用边缘政策，跌落边缘的风险经常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