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莫言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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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种属于土地的归去来——莫言的生平(6)

近年来,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我父亲所在村庄,种一亩蒜薹,要缴纳农业税九元八角。要向乡政府缴纳提留税二十元,要向村委会缴纳提留三十元。要缴纳县城建设税五元(按人头计算),卖蒜薹时,还要缴纳市场管理税、计量器检查税、交通管理税、环境保护税,还有种种名目的罚款!所以有的农民说"雁过拔毛"。再加上近年来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所需物资大幅度涨价或变相涨价,农民得到的利益已经很少。今年以来,这种种违背国家政策的现象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所以,我认为天堂“蒜薹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三中全会之后,实行了分田到户政策,农民的生产根本无需干部操心。干部们便天天大吃大喝,吃喝的费用当然不需自己掏腰包!说句过火的话,这些干部,是社会主义肌体上的封建寄生虫!……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人民就有权推翻它;一个党的负责干部,一个政府的官员,如果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人民就有权力打倒他!……我还认为,天堂县长仲为民在蒜薹事件过程中,闭门不出,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竟加高院墙,墙上插玻璃,事件发生时,虽然县政府工作人员多番电话催促,他却拒绝到场与群众见面,以致酿成大乱,造成严重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由于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仲为民身为县长,不为群众排忧解难,置国家利益不顾,是不是玩忽职守?他的行为构没构成渎职罪?如果我们还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话,天堂县人民检察院应该就仲为民渎职事向天堂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这些话带着明显的时代色彩,却句句肺腑之言。

莫言透过《天堂蒜薹之歌》抒发的是作为一个农民多年来的愤怒与痛苦,对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强烈不满。倘莫言早几年出名,四叔的事件就不会这样草草收场,但因为莫言出名才有青天白日,这着实悲哀。即便是1984年的莫言,在高密东北乡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他有着“作家”、“军官”和“大学生”三重光环,尚且被一个书记欺负,那普通农民呢?结果可想而知。

五叔,在供销社工作,困难时期,多亏了他的接济的棉籽饼,让全家人度过了难关,五婶脾气不好,五叔待莫言比五婶好,还送过莫言一只博士牌钢笔,还给莫言买过鞋子。莫言曾经跟着六叔去捉螃蟹,“神秘新奇,趣味无穷”,这段经历还被莫言写进小说《夜渔》里。捉到的螃蟹舍不得吃,都三分钱一只卖给了公社干部,换一些霉高粱、棉籽饼之类的,这些东西磨成粉,掺上野菜,“能顶大事”。

其他兄弟

在莫言爷爷十三口的大家庭里,莫言的兄弟极多,自己有两个哥哥,婶婶还生了三个儿子,这其中围绕的故事也就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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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名叫管谟贤,莫言的大哥管谟贤1943年,因为农村的孩子多有夭折,所以老四莫言和大哥谟业相差了12岁,都是肖羊。这个大哥是华东师范大学63级毕业生。按说,当年他高考的分数可以上北大,因为家里穷,最后还是选择了管吃的师范大学,他退休前为高密一中副校长,高个子,比莫言帅多了。

管谟贤第一次为莫言的才华感到吃惊,是莫言写信告诉大哥自己要当兵的事情。看到信,除了为自己那个军旅梦感到高兴之外,也感叹莫言的文笔。我常常想,人性是个奇怪的东西,哥哥管谟贤毕竟被不公平的命运捉弄,始终没有当成兵,何况,弟弟的文章写得是真好,他直言,吃惊不小。如此看来,就没有一点点小小不平吗?这不得而知,我喜欢莫言的一个原因是他把人性展示得很精彩,包括在叙述亲戚的真实事件,比如奶奶是好的,可是她偏心。

毕竟是亲兄弟,哥哥管谟贤在由衷佩服的同时,给全班同学看。他那时候当着高中老师,学生们的“文革”腔调还很严重,“碰到困难,学习语录,问题解决”,如此“三段论”,难出好文章。当同学们质疑这是一个大学生写得信的时候,管谟贤说,是他弟弟写的,真的只读了小学五年书。

二哥管谟欣生于1950年,妻子葛金芳,婚后生下一男一女。如今,只有二哥还住在平安庄,但已经不是旧居了,是1986年盖的新居,离旧居只有几分钟的路程。莫言和二哥都喜欢看书,二哥也因为看书欺负过莫言,家里的门槛上被莫言趁着灯光看书站出了两个豁口,这个豁子也有莫言二哥的功劳晚上,因为那时候家里穷,天黑了,母亲只有在做饭的时候才点一盏小油灯——

母亲在灶前忙饭,一盏小油灯挂在门框上,被腾腾的烟雾缭绕着。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

同样爱看书的二哥可比莫言狡猾的多,自己借来的书不舍得给莫言看,莫言在旁边看几眼,二哥就故意把书翻得很快,怕莫言在自己不在的时候偷看,二哥一般会把书藏在稀奇古怪的地方,莫言则费尽心思把书找到。有一次,二哥借到一本《破晓记》,藏到猪圈的棚子里去,莫言去找书的时候,头碰上了马蜂窝,“嗡”的一声,几十只马蜂蛰到了脸上,头当即就肿了起来,莫言顾不上疼,抓紧读书,谁知没多久,眼睛就肿成了一条缝,睁都睁不开。二哥回来看到莫言这副怪样子,先把书又藏起来,然后对莫言实施管教,“一巴掌差点把我扇到猪圈去”,外加一句“活该”。但又怕母亲回来看到责骂,就跟莫言商量,莫言要是说是自己不小心碰的,就允许莫言看完《破晓记》。莫言自然应允,只是事情过了,二哥却不承认了。至此,莫言也发誓不给二哥看自己借的书。

没多久,莫言就借来一本《三家巷》,正看得着迷,二哥抢过去,说“这书有毒,我先看看,帮你批判批判!”莫言自然没办法,追不上也打不过。几天后,二哥把书扔给莫言,“赶快还了去,这书流氓极了!”莫言自然不会听他的,看完了这本甜蜜而又忧伤的书。莫言因为偷了一个红萝卜而遭受父母毒打,也是二哥无意中看到了,押他回家进行汇报的。或者因为如此,在一些莫言的小说中,二哥常常变成了反面角色。比如,在《嗅味族》里,也是二哥开口发话说:

“干脆对外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免得牵连我们。”

母亲自然呵斥道:

“有你这样的兄弟吧?你们都是我养的,能断绝的了吗?”

又如《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中,二哥是站在小霸王桑林一边,是他的忠实走狗。桑林、二哥、聂鱼头、痨病四就是村里的“四害”,偷鸡摸狗,经常说些黑话,西红柿是“牛尿子”,西瓜叫“东爪”,吃东西叫“上料”或者“保养机器”,“我”家里的两只大白鹅就被四害保养了他们的机器。还叙述道,二哥被父亲用小麻绳捆起来,用红烧的炉钩子逼供才问出大白鹅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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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弟是婶婶的孩子,有一次从树上摔下来诬陷是莫言推的。我想因为家里人口多,特别是小孩子的世界,常常显现出一种生存的本能,家里的兄弟姐妹看莫言挨打的时候,也许不是悲痛而是幸灾乐祸,比如小说《嗅味族》里,“我”说自己的奇遇,他们就觉着“我”傻,“我”挨打,兄弟姐妹们就觉得应该——

那四个年纪比我小的,可能怕我收拾他们,笑的还比较含蓄、那四个比我大的、丝毫也不掩饰他们的得意之心。他们甚至添油加醋地说一些让母亲更加愤怒的话……

我记得莫言在访谈中提过,他的堂弟们在酒后吐真言,说莫言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运气好而已,莫言则说,我就是运气好,没有什么了不起。兄弟之间的相处之道,就是如此吧,很难成为仇人,却也憋着一股子劲儿。

(二) 我母亲和女人们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是“我奶奶和女人们”?我想莫言母亲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诚然深刻得多。听说莫言的旧居要翻新了,我时常在很远的地方想念自己的家乡,有人说是想念一种美食,一处秀美的景色,有人说其实你是想念某个人了。那个人也许在你很长一段的生命中并不起眼,甚至熟悉到你遗忘了,但母亲,总是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脑海里,提醒你,又忘了吧,孩子。

关于女人,莫言说过。

莫言说,现代妇女又要做好家务又要做好工作,这不公道。

莫言说,现代女强人让男人有压力,这多半是男人的不自信,男人骨子里,都希望女人弱一点,这是由生理决定的心理。

莫言说,追求金钱不顾一切的女人是少数,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人也是少数。这不是一个现代与过去的区别,而是作为一个女人,理应既重金钱,也重实际。

莫言说,没有完美的女人,就像没有完美的男人。比较完美的女人,“一要美丽,二要有教养,至于有无学问,有无事业,都无关紧要。”

莫言说,男人喜欢美丽、善良、聪慧的女人,讨厌虚伪、欺软怕硬、欺上瞒下的人。

莫言说,自己小说里的强大女性,大概与自己的个人经验有关。因为在那些饥饿混乱的岁月,特别是“文革”的迷乱时期,他发现了男人的“中干和脆弱”以及女人的“生存能力和坚强”,莫言称,“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女人比男人更能“忍受苦难”。

《檀香刑》后,莫言再次体会到女人的坚强,因为男性读者来信说看完《檀香刑》睡不着觉,女性读者说看得太过瘾了。莫言用这个证明女性的神经比男性还要坚强。但我总觉,因为女人生命中注定要经受一种生育的酷刑,即便是她自愿,即便其中有生育的幸福和喜悦,但也不能否认生育时的残酷,所以女人天生要熟悉这种残酷,或者准备迎接这种残酷,当然比男人更为坚强。我想,很多女性朋友说男人比女人怕恐怖片,说不定是真的,因为男人的坚强很多时候是社会对他们生理的要求,说到韧性,他们并不比女人强。莫言作为一个男性,能从母亲等女性那里体会到这一点,难能可贵。

山东男人,很多都是大男子主义,他们宁肯在心里哭也不会把恐惧表现出来。莫言则直视这种母性的力量,就是为了孩子不顾一切,强大到惊天动地。只是他也承认现在的女性跟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有些女性早已失去了承受苦难的能力,我想,这也许就是温水里的青蛙,或者鲁迅那句话:“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莫言认为这种安逸有科技进步的原因,就是人的能力被蚕食掉。妇女本来是大地的女儿,亦如大地一般奉献,而今,生活离开了自然,人种也就跟着失去本来的野性与生机。

我母亲

关于母亲,莫言认为:

“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她身上就会焕发出伟大的力量。在面对巨大困难时,女人总是表现出比男人更加强烈的生存欲望和生存能力,当然还有保护下一代的能力。”

莫言的母亲名叫高淑娟,这个名字其实一辈子没怎么用过,连公社化时记工册上都记作管高氏。她1922年出生,2岁时候就死了母亲,自小由姑姑养大,17岁嫁给父亲。在管家五十多年的岁月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受了不少苦。母亲一生生养了很多孩子,活下来的却不多,故去的岁月,乡下人像小猫小狗一样生孩子,然后看着孩子夭折,是常态。关于母亲的颂歌自然是《丰乳肥臀》,小说中莫言的母亲幻化成“上官鲁氏”,上官鲁氏有个永远戒不了奶的儿子——上官金童,莫言回忆说:

“我想起了我上小学二年级了还要吃奶的情景,我是母亲沉重的累赘,我童年时给她老人家闯了多少祸呀……”

这的确颇有上官金童恋乳的味道,当有人问莫言,《丰乳肥臀》是不是写他的母亲,他说:

“既是我的母亲,也希望是你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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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母亲去世了。莫言说:

“我母亲去世后,我就想写一部书献给她,但不知该从哪里动笔。这时候,我想起了几年前在地铁站出口看到的那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我知道该从哪里写起了。先从母亲生育最后一胎写起,一直写到她去世,这个老太太活了95岁。这个小说有些经历当然有我母亲的影子,我母亲也是在三四岁的时候我外婆就去世了,然后在她大姑姑的抚养下长大成人,很小的时候就包脚,一辈子也是饱经苦难,其他东西都是虚构的。”

我想莫言永远不会忘记,那个17岁就嫁进他家,身材矮小,因为繁重的体力劳动很快衰老的母亲;作为最后一个孩子,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一生“生育过八个子女,其中四个夭折”的母亲;永远不会忘记因为反复生养和生活所累,那个病痛缠身的母亲。

譬如入夏必头痛,入冬必哮喘;譬如犯胃病,没钱买药只有苦挨着;譬如腰上生毒疮痛到只能扶墙走路,还要忍受公婆的白眼,操持家务,喂牛喂猪;譬如生命垂危之际,家人也不舍得给看医生,一帮儿女,只能哭泣,幸好有下乡的医疗队救了她,脓血一盆一盆端出,手术完毕,才渐渐好起来。好起来又要面对永远做不完的家务,腰上的伤口也落下了病根,每逢阴天,必痒无疑。

一个女人在身份认同始终处于弱势的乡村会有怎样的遭遇呢?莫言的母亲跟上官鲁氏一样也怀过双胞胎,那对双胞胎后来死掉了,母亲记得那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莫言有一段回忆母亲苦难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