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文人清贫淡泊，工资待遇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要说心态不平，圣人的心态就已经不平了，又何况我们这些等闲之辈呢？
是知识贬值还是社会分配不公？
可能都有一点。不过回过头来找一找自身的原因，是不是也有清高而不屑于“下海”的问题存在呢？
时下听得一种说法：一等智力做生意，二等智力搞政治，三等智力做学问。这种说法当然有偏颇欠妥的地方，但或许子贡的智力就是高于颜回也未可知啊！
这岂不使品学兼优而又循规蹈矩的颜回们太没面子了吗？
其实，问题就是出在面子上，不信，我们让颜回去“下海”经商一番，能不能像子贡那样“亿则屡中”还真是一个未知数呢。
所以，读书人要么去经商，不经商就要认命，安于自己淡泊宁静的生活方式，俯仰自如，乐在其中。
5.克己复礼，用“礼”来约束自己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
子夏日：“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子张》
“克己复礼”在20世纪70年代的“批孔”运动中曾被用来作为孔子“拉历史倒车”的罪证，并由此而称孔圣人为“复辟狂”。这是历史的旧话，暂且按下不提。
要提的是，克己复礼也罢，为仁由己也罢，都是儒学修身的基本要求。也就是颜回说孔子对他“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的“约我以礼”方面。一句话，是对我们进德修业的德育要求。
“仁”是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义道德，可以说是儒家首先提倡的个人修为，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什么是“仁”呢？孔子说“仁者爱人”，即是说，能够以博大宽容的态度去认真对待每一个人，一视同仁，没有差别，这就是仁。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遵守《周礼》所规定的礼数，那就是礼了，仁与礼紧密相连。仁是儒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提出的与人交往时要宽容慈爱的准则，它是内在的精神；礼则是在仁的基础上订立的人与人交往的规则，它是外在的行为规范。
仁，就是自己想建功立业，则先让别人建功立业；自己想兴旺发达，则先让别人兴旺发达。
礼，就是所谓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官大官小都一视同仁，不予怠慢。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常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所以，我们都应遵守儒家先圣的教导，在做人立事、待人接物上，终身讲求仁义。严于自律，以克己要求自己，让自己不可以骄傲轻狂，和气待人，与人为善。
儒家认为，仁和义是“立人之道”。成大事者，往往并非为个人名利欲望牵使，而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使他不得不如此。
“仁”者爱人，这是一种人文主义倾向，告诫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抱有一种同情心去体贴他人的难处，懂得关心、爱护他人。
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心虚而不讲客套，不挟私见，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
“克己复礼”，还要求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过必纠，控制自己的欲望，一心进取。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圣贤之与常人对待错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能够及时醒悟，严于律己，有错必改。这样，道德修养自然逐步上升，人际关系也融洽自然。
孔子已经反复说过：“过则勿惮改。”（《学而》）《子罕》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都是要求我们犯了错误要勇于改正。子夏还从反面告诉我们：“小人之过也必文。”小人犯了错误是一定会文过饰非，不愿意承认的。这种不愿意承认的心理，我们在《卫灵公》篇的读解里已经分析过，一方面是面子问题，由于不好意思而加以掩饰，另一方面是心存侥幸，以为人家发现不了而加以掩饰。结果往往是欲盖弥彰，自欺欺人，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以至达到不能自拔的程度。
所以，当你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而犯了什么错误时，一定要想想自己是要做君子还是做小人。如果不做小人，那就不要文过饰非，而要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
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即是儒家常说的“克己之学”，是儒家修习人格精神的主要方法。
孔子说的“克己”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治学治家到个人生活，从治政治军到处事待人，无不自察自省。
当然，这种要求是从思想认识方面来的，或者说是较为抽象而形而上的，颜回后又接着问“请问其目”所得到的回答，则是偏于实践方面的，或者说是较为具体而形而下的，这就是视、听、言、动，均须合礼。
那岂不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被约束得死死的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关键是看你对“礼”作何理解。
汉代董仲舒说：“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非夺之情，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篇》）可见，“礼”本身是情理兼顾的，只不过要求用理性调节情感欲望，使其不像脱缰野马一样失去约束罢了。
英国人波林布勒克说得好：“欲望与感情是人性的发条，理性是统驭、调节它们的制动机。”
调节的目的就是“安其情”，使情感欲望得到安适。
可惜后世儒生多半没有能够正确理解“礼”的“安其情”作用，而一味“夺之情”，结果成为《牡丹亭》中那言必称“子曰”的陈最良（陈腐最良？）式的人物——冬烘先生一个！
这当然不是圣人的初衷了！
6.君子不忧不惧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出何惧？”
——《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子路》
在《颜渊》篇里，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不忧不惧就能做到泰然自若，心平气和。
可司马牛一听，感觉却和我们不大一样，他觉得仅仅是不忧愁不恐惧，这不是太简单了吗？你看那饭店酒馆里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人，不都是不忧愁不恐惧吗？难道他们都是君子吗？
孔子知道司马牛没有弄清楚，所以进一步告诉他说：“不忧愁不恐惧是指自己问心无愧，心地光明安详，这可是不大容易做到的啊！”
原来如此。
所谓“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君子的不忧不惧是因为内心光明磊落，而不是单纯地忧柴米油盐，怕抢匪上门。这也就是孔子在另一个地方所说的“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吧！
仁者勇者风范，当然是君子了。
《聊斋志异》中聂小倩是一个被妖物胁迫的女鬼，以财色惑人害人，她勾引一个叫宁采臣的读书人，先用美色引诱，宁采臣不为所动，于是她又捧来一锭黄金。不料宁采臣一把抓起，把它扔出了屋外，昂然说：“这是不义之财，拿了玷污我的钱袋！”女鬼随即说这不是真金乃是罗刹鬼骨，如果拿了它，能吞食人的心肝。世上不义之财，不仁之贵的持有者，哪一个不怀“罗刹鬼骨”的恐怖？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古人说：“心里没有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
相反，心胸狭窄，矜己傲物，装模作样，色厉内荏，貌似骄傲内心却忧惧交加，患得患失，则其永远不得安详宁静。
凡事保持泰然处之的心境是最重要的。
我们要保持泰然处之的心境，就必须在小事上下功夫。比如在家里不与夫人吵，在单位不与同事闹。宁静的心使你整天无不适，一旦心不宁静就可能会被任何一件小事败坏，整天闹情绪，太不划算。
东晋名相谢安，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出身名门大族。年轻时就思想敏锐深刻，举止沉着镇定，风度优雅流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
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乘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个有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宰相之位举足轻重，凡是能够成为宰相的人，除了出众的才学之外，还要有冷静处世、周旋于众人的本事。在乱世更是如此。
东晋复杂的社会矛盾，需要具备处理复杂矛盾条件的人物，在这时，谢安正好应时而出，然而谢安并不想凭借出身、名望去猎取高官厚禄。东晋朝廷先是征召他入司徒府，接着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都被谢安以有病为借口推辞了。后来，拒绝应召的谢安干脆隐居到会稽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频繁交游，出则游弋山水，入则吟咏属文，优游乐山林，就是不愿当官。后来，朝廷又曾多次征召，谢安仍然予以回绝。以此激起了不少大臣的不满，接连上疏指责谢安，朝廷因此作出了对谢安禁锢终身的决定。
然而谢安却不屑一顾，泰然处之，并不因为朝廷的胁迫而恐慌，照样与志同道合的朋友游乐山林之间。终于，在40岁时，他作出重大决定，应桓温召为司马，于是从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到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在15年中，迅速登上了辅政的地位，成为东晋一名非常有作为的宰相。
公元373年（东晋宁康元年），简文帝司马昱死，考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堡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京城内人心惶惶，而朝廷的重望所在是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戮王、谢。王坦之当然不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谢安则不同，听了这些议论，他神情坦然地对王坦之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王坦之硬着头皮与谢安一起出城来到桓温营帐，紧张得汗流浃背，把衣衫都沾湿了，手中的朝板也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不迫地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则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谢安在闲谈中还观察到壁后埋伏着武士，这时谢安也没有慌乱至极，而是神色自若地对桓温说：“我听说有道的诸侯设守在四方，明公何必在幕后埋伏士卒呢？”桓温只得尴尬地下令撤除了埋伏。由于谢安的机智和镇定，桓温始终没敢对二人下手，不久就退回了姑苏。迫在眉睫的危机，被谢安从容化解了。
著名的淝水之战更是显示出谢安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一面。
太元八年（公元383）8月，前秦皇帝苻坚亲自带领百万大军攻打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
这一回，苻坚率领百万大军进攻东晋，谢安自己坐镇建康，派弟弟谢石担任征讨大都督，谢玄担任前锋都督。
双方的力量相比是十分悬殊的，将领们都心神不安。谢玄去向谢安请示作战方略，谢安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自有安排。”
谢玄回到家里，心里总不大踏实。隔了一天，又请他的朋友张玄去看谢安，托他向谢安探问一下。谢安一见到张玄，也不跟他谈什么军事，马上邀请他到他山里的一座别墅去。到了那里，许多名士已先到了。谢安请张玄陪他一起下围棋，还跟张玄开玩笑，说要拿这座别墅做赌注，比一个输赢。张玄是个好棋手，平常跟谢安下棋，他总是赢的。但是，这一天，张玄根本没心思下棋，勉强应付，当然输了。下完了棋，谢安又请大伙儿一起赏玩山景，整整游玩了一天，到天黑才回家。这天晚上，他把谢石、谢玄等将领，都召集到自己家里，把每个人的任务一件件、一桩桩交代得很清楚。大家看到谢安这样镇定自若，也增强了信心，高高兴兴地回到军营去了。
当晋军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的捷报送到时，谢安正在府上与客人下棋。他看完捷报，便放在座位旁，不动声色地继续下棋。客人问他什么事？谢安淡淡地说：“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打败敌人了。”直到下完了棋，客人告辞以后，谢安才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舞跃入室，把木屐底上的屐齿都碰断了。
大敌当前，谢安仍然能和朋友从容不迫地下棋对弈。这种镇定的功夫，不是我们轻易就能学得到的。如同三国鼎立时的诸葛孔明，“胸中自有百万兵”，空城操琴，疑走魏军潮汐之众；也像粗中藏细的张翼德，当阳立马横戈，三声猛喝，惊退曹兵百万。如此气概与胆略，确非朝夕之功即可得，而是成竹在胸，运筹帷幄所使然啊！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冷静理智是一种胆识，更是一种心理谋略。
诸葛亮如果不在隆中隐居十载，保持心境的泰然，那么就不会有那么高的修为，当然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丰功伟绩。诸葛亮说“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也正是“君子不忧不惧”的意思。
古往今来，许多事实莫不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能在危难之际不忧不惧的人往往能取得成功，其原因是“不忧不惧”则能于镇静中思索谋事，能够剔除因惊慌失控的心理影响而导致的对策失误。同时，“不忧不惧”可以稳定自己，威慑对手，使对方对你产生敬畏、疑虑，甚至恐惧的心理，达到在心理上压倒对手，从而使之未战先衰或不战而屈的目的。所以，遇事才会镇定自持，临事不乱，遇到各种事情都能冷静、正确地泰然处之。
齐宣王问：“与邻国打交道有什么方法吗？”
孟子说：“仁者以大事小，所以有汤事葛，周文王事昆夷。智者以小事大，就像勾践事吴王夫差。以大事小能保天下，以小事大能保其国。”
齐宣王说：“但我有缺点，我好勇逞强。”
孟子说：“希望大王不好小勇。一个人按剑怒吼‘谁敢挡我的道’，这是匹夫之勇，是小勇。一人横行于天下，此乃小勇，周武王以之为耻。武王一怒而安天下百姓，这才是大勇。大王应好大勇。”
孟子说的“大勇”，就是“不忧不惧”。“不忧不惧”，必然神勇。孟子说“唯仁者无敌于天下”，也正是此意。
简单地讲，“不忧不惧”就是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如孟子所说“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如此则天下事可为。
7.爱恨生死的糊涂账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日：“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抵以异。’”
——《论语·颜渊》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不仅是惑，简直就是不可思议，是人性中爱恨生死的一笔糊涂账。
所谓“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自在”。爱上一个人，连他（她）的打他（她）的骂都成了“亲”成了“爱”了，感到非常舒服，缺了还不行。还有人说：“爱一个人就连他（她）的缺点都要爱，这样的爱才完整才投入。”更有“爱屋及乌”的成语，说是“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爱上一个人，连他房顶上停着的乌鸦也要一并爱。所有这些，都是“爱之欲其生”，难道不正是所谓“糊涂的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