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同样是那一个人，一旦失去了爱，无论是喜新厌旧也罢，互不理解也罢，所谓“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其厌恶的程度，恨不得他（她）明天就死掉才好。更有甚者，你不死，我让你死！于是就演成了许多谋害亲夫亲妇的人间悲剧。那武大郎不就这样被潘金莲害死的吗？在旁观者看来，既然如此，又何必当初呢？而陷身于其中的人却就是这样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
这世上有千种恨有万种爱，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对爱和恨的理解和感受，其中滋味更非局外人可能体会得到的。如果打个比喻爱是天堂恨是地狱的话，那么相信这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如火如冰的旅途。
当爱与恨集一人之身爱恨交加时，才明白那句话爱有多深恨就有多深的道理，相反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的道理。没有爱哪有恨没有恨哪有爱。是呀！有谁能分清爱与恨之间的距离？爱时浓情似水两情缱绻，期盼执子之手白头偕老，海枯石烂两情不变。恨时却又痛彻心骨伤心欲绝，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却忽如一日云开雾散，和风摇细柳，粉手弄桃花。于是尽弃前嫌重归于好，那千般恨更是化为万般爱了。却也有例外。有人经过爱与恨的煎熬后却释然了，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恨。恨也罢，爱也罢，都是人生！桃花流水沓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
这不是一笔爱恨生死的糊涂账又是什么呢，谁又能够算得清楚？
不仅男女之爱恨是这样，就是领导人对部下也容易这样。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言听计从，使他步步高升，恩宛有加。一旦有一天厌恶了他（她），往日的优点似乎都成了缺点，恨不得立刻他（她）滚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就是人性中不可思议的心理矛盾在作怪。谁能够克服这种心理矛盾，谁就是能够辨别迷惑，算清爱恨生死新旧账目的大智慧者。
可真正能够算清的人又有几个呢？
8.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
中国的生命哲学可谓源远流长，但其第一个系统性的成熟形态无疑是儒家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仁者爱人”“克己复礼”，由此，它指示我们将所领悟到的人道运用于我们的人事中，求得天人之际的和谐、人际的和谐、身心的和谐。
同时，这个哲学也不忘带个我们对生命的关怀，或曰生命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居安思危”。《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就明确地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周易·系辞传》也借孔子之口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大意是说，凡是衰落的，都是由于过去曾经荒淫腐败，凡是灭亡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平安无事；凡是败乱的，都是由于过去曾自以为治理得宜。
因此，君子安居而不忘倾危，生存而不忘灭亡，整治而不忘败乱，这样才可以自身安全而国运常新。这是叫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战国中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把它概括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在孔子看来，可否做到防患于未然，并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是一个德性修养的问题。《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即我每天多次自我反省：替别人谋划是否忠心？与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学业是否时常温习？可见，防患于未然的关键是谨慎自守，提高道德修养。用《论语》中的话讲即“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孔子就是在这一层面上特别彰显其忧患之心的。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卫灵公》）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味着衰败的过程或许在兴盛和圆满的时候就开始了。唐玄宗虽然不是亡国之君，但他统治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给当时的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唐玄宗通过宫廷政变夺得皇位后，开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他统治的前期，政治安定，生产发展，国势昌盛，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很活跃。唐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先进的文明国家，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玄宗的年号叫“开元”，历史上称之为“开元盛世”。杜甫回忆那时的繁荣景象，在诗歌《忆昔》中说：“忆昔开元全盘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但是，唐玄宗晚年荒于声色，宠爱杨贵妃，整日在宫中饮酒作乐，不理政事。白居易后来在《长恨歌》里写道：“……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黑暗腐败，人民的不满情绪滋长，给有野心的军阀以可乘之机，终于在天宝末年爆发了守握重兵的边将安禄山、史思明的大叛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正是唐玄宗贪图安逸没有危机感所造成的恶果。“安史之乱”历时8年，使黄河流域的繁荣经济遭到了灾难性的大破坏，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中唐到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官僚间朋党相争，愈演愈烈；农民失去土地，破产流亡，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唐王朝终于在公元907年灭亡。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就像西方的悲剧色彩一样，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许多中国的古语都说明了居安思危是一个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准备。它不仅需要在闲情逸致中寻找平和安定，而且在现实的苦难和邪恶面前，也要勇敢地接受并超越。
居安思危在生意场上的运用十分重要。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曾任美国通用公司总经理的查理·威尔逊，以考虑事情全面而周到著名。有一次，当他的儿子决定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时，他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的儿子认为，对方开出了极好的条件，对于投资方来说，绝对是稳赚不赔的。无论从公司的营业、运转、资金各方面都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投资的绝好机会。威尔逊于是说：“问题就是出在他们给的条件太好了！你想想看，在对方如此优厚的条件之下，这家公司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达到收支平衡，所以失败的几率很大。即使他们真的成功了，也会为了达到收支的平衡甚至赚钱，而承担过大的压力。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怪你逼他们逼得太紧，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就要被破坏，如果你认为他们是值得长期合作的好伙伴，那么就应该让他们的努力所得要大过于你，双方将来才不容易有危机出现。”
凡是做成功的人生，必须懂得一种人生的哲理，八个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9.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论语·阳货》
翻遍《论语》，里面的字字句句无不是一位智慧老人的谆谆教导，听起来也是让人心旷神怡。然而，孔子却严肃地发出了一声叹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那语气，就像是一位慈父在责备自己的儿子，满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感叹。
孟子说得更为尖刻：“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虽然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是仁者叮咛，一个是智者雄辩，但两人所表达的思想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求有所学，有所思，有所为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反对好吃懒做，消极无聊地打发日子。
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态度都是一个大问题。健康积极的态度是面对一系列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前国足总教练米卢的“态度决定一切”是非常正确的。
一位心理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为了实地了解人们对于同一件事情在心理上所反映出来的个别差异，他来到一所正在建筑中的大教堂，对现场忙碌的敲石工人进行访问。
心理学家问遇到的第一位工人：“请问你在做什么？”
工人没好气地回答：“在做什么？你没看到吗？我正在用这个重得要命的铁锤，来敲碎这些该死的石头。而这些石头又特别的硬，害得我的手酸麻不已，这真不是人干的工作。”
心理学家又继续找到第二位工人，问他：“请问你在做什么？”
第二位工人无奈地答道：“为了每天的工资500元，我才会做这份工作，若不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谁愿意干这份敲石头的粗活？”
心理学家问第三位工人：“请问你在做什么？”
第三位工人眼光中闪烁着喜悦的神采：“我正参与兴建这座雄伟华丽的大教堂。落成之后，这里可以容纳许多人来做礼拜。虽然敲石头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当我想到，将来会有无数的人来到这儿，再次接受上帝的爱，心中便常为这份工作献上感恩。”
故事中三个工人对于工作的态度，正反映出人们对于自己人生的看法。而您愿意用哪一种态度来看待自己将来的前程呢？
或许在过去的岁月中，我们时常怀有类似第一位或第二位工人的消极看法，认为人生就是无尽的苦海，每天只好怀着抱怨活下去；或受困于生活的无奈，为五斗米折腰，一日复一日，过着贫困的生活。
孔子在这方面就颇有感触。在《子路》篇里，有这么一则故事。说的是孔子一个叫樊迟的学生去向孔子学耕田种地而被孔子骂了个狗血淋头：“小人哉，樊须也！”
这里的“小人”其实只是相对于“上”，即在上位的统治者而言，是指他不堪造就，不求上进，倒不是说他品德上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有些家长说自己的子女：“你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恨铁不成钢而已，没有其他的意思。
在《卫灵公》篇里，孔子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孔子说：“君子用心求道而不费心思去求衣食。即使你亲自去耕田种地，难保不饿肚子；努力学道，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担忧学不到道，不担忧贫穷。”谋衣食并不是真的不要衣食，而是通过谋道而水到渠成地获得衣食。
其实，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孔子的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我们今天的情形而论，很多读书人，包括大学教授和搞文化工作的专家、高级知识分子，就是不如一个拉人力车的或种蔬菜的菜农收入高，更不用说和做生意的个体户相比了。但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专家学者是不是要为了“谋食”而放弃教学和科研去拉人力车，去种蔬菜，或去做生意呢？这时，我们就用得着“君子谋道不谋食”这句话了。毕竟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有所从事的职业的性质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还包含着一种敬业精神在内。虽然我们的物质生活待遇还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但我们毕竟是君子，所从事的，毕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尚事业啊。不合理现象需要得到解决，得到改变，但“君子忧道不忧贫”，自己的追求还是不能放弃。
不论您过去对人生的态度究竟如何，并不重要，毕竟那是已经过去的了，重要的是，您对未来的态度又是如何？
您可以选择如以往一般，继续消极地下去，每天常常谩骂、批评、抱怨、四处发牢骚，那是轻易而无需学习便可办得到的。问题是，您真的愿意让自己的一生被这些垃圾来填满吗？
“君子谋道不谋食”，虽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却能为更多人所能获得的好处，为自己的辛苦工作献上感恩。
积极向上的态度正如孔子所传达的，它并不是歧视体力劳动，而是告诫我们干一行要爱一行，还要乐一行。真正的积极思想者，是能够运用智慧，审慎判断当前的难处，从中找出正面的定义，给予肯定的评价，并从其中看出未来的美好结果，同时为此深深地感恩。积极思想者必须具备能够看清消极面的能力，且拒绝让自己与消极意识共浮沉，愿意以积极的态度迎接更光明的人生。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能够真正做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的人其实是很少的。说不定这本身还是一种难能的修养，一般人就是想修还修不成的坐定功夫呢？倒是在经济发达，生活超过了温饱线以后，一些人无所事事，闲得无聊，似乎采纳了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庄子曾借广成子的口说：“不看不听，清静无为，不劳动身体，不费心思，就可以长生不老。多用心智，乃是祸害的根源。”（《庄子·在宥》），于是乎，大伙都没日没夜地打起麻将来了。圣人若是知道了这情况，会不会感到哭笑不得呢？
10.不求锱铢必较，但求尽善尽美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孔子在美善关系问题上提出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看法。《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如此沉醉，当然会认为它尽善尽美了。
但他为什么会认为《武》乐内容不够好呢？这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禅让而得，所以孔子认为他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乐曲“尽美”又“尽善”，而周武王的天子之位是由讨伐商纣得来的，尽管是正义的，但却“未尽善”。
可见，孔子评论文艺作品是以政治标准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尽善”并不等于“尽美”。但是孔子又认为，美同善相比，善是更根本的。美虽然能给人以感官的愉快，但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具有善的内涵，才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既要“尽美”，也要“尽善”，美与善要实现完满的统一。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的文与道、华与实、情与理等问题讨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