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文坛反倒热闹起来了，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各种派别的文化人都聚集在这里，我正开始发表文章，也搬到了上海。原来我对创造社的人也是十分崇敬的，一九二二年我初到上海，曾和几个朋友以朝圣的心情找到民厚里，拜见了郭沫。若先生，邓均吾先生，郁达夫先生出门去了，未能见到。一九二六年我回湖南，路过上海，又特意跑到北四川路购买了一张创造社发行的股票。虽然只花了五元，但对我来说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了。可是在这时，我很不理解他们对鲁迅先生的笔伐围攻。 以我当时的单纯少知，也感到他们革命的甲胄太坚，刀斧太利，气焰太盛，火气太旺，而且是几个人，一群人攻击鲁迅一个人。正因我当时无党无派，刚刚学写文章，而又无能发言，便很自然地站到鲁迅一边。眼看着鲁迅既要反对当权的国民党的新贵，反对复古派，反对梁实秋新月派，还要不时回过头来，招架从自己营垒里横来的刀斧和射来的暗箭，我心里为之不平。我又为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而心折。而他还在酣战的空隙里，大力介绍，传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我读这些书时，感到受益很多，对鲁迅在实践和宣传革命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更是倍加崇敬。我注视他发表的各种长短文章，我丝毫没有因为他不曾回我的信而受到的委屈影响我对他的崇拜。我把他指的方向当作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写作的途程中，逐渐拨正自己的航向。当我知道了鲁迅参加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时，我是如何的激动啊！我认为这个联盟一定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作家组织了。自然，我知道“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然而在我，在当时一般作家心目中，都很自然的要看看究竟是哪些人，哪些具体的人在“左联”实现党的领导。一九三O年五月，潘汉年同志等来找我和胡也频谈话时，我们都表示乐意即刻参加。当九月十七日晚“左联”在荷兰餐馆花园里为庆祝鲁迅五十寿诞的聚餐后，也频用一种多么高兴的心情向我描述他们与鲁迅见面的情形时，我也分享了那份乐趣。尽管我知道，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向鲁迅陈述那件旧事，我心里仍薄薄的拖上一层云彩，但已经不是灰色的了！我觉得我同鲁迅很相近，而且深信他会了解我的，我一定能取得他的了解的。
一九三一年五月间吧，我第一次参加“左联”的会议，地点在北四川路一个小学校里，与会的大多数人我都是新相识。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发言。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一双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象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我不须问，好象他同我是很熟的人似的，我用亲切的眼光随着他的行动，送他坐在他的座位上。怎么他这样平易，就象是全体在座人的家里人一样。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的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么平静的听着。我虽然没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没有机会同他说一句话，也许他根本没有看见我，但我总以为我看见过他了，他是理解我的，我甚至忘了他没有回我信的那件事。
第一次我和鲁迅见面是在北四川路他家里。他住在楼上，楼下是一家西餐馆，冯雪峰曾经在这楼下一间黑屋子里住过。这时我刚刚负责《北斗》的编辑工作，希望《北斗》能登载几张象《小说月报》有过的那种插图，我自己没有，问过雪峰，雪峰告诉我，鲁迅那里有版画，可以问他要。过几天雪峰说，鲁迅让我自己去他家挑选。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日，我和雪峰一道去了。那天我兴致非常好，穿上我最喜欢的连衣裙。那时上海正时兴穿旗袍，我不喜欢又窄又小又长的紧身衣，所以我通常是穿裙子的。我在鲁迅面前感到很自由，一点也不拘束。他拿出许多版画，并且逐幅向我解释。我是第一次看到珂勒惠支的版画，对这种风格不大理会，说不出好坏。鲁迅着重介绍了几张，特别拿出《牺牲》那幅画给我，还答应为这画写说明。这就是《北斗》创刊号上发表的那一张。去年我看到一些考证资料，记载着这件事，有的说是我去要的，有的说是鲁迅给我的。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是我去要的，也是鲁迅给的。我还向鲁迅要文章，还说我喜欢他的文章。原以为去见鲁迅这样的大人物，我一定会很拘谨，因为我向来在生人面前是比较沉默，不爱说话的。可是这次却很自然。后来雪峰告诉我，鲁迅说“丁玲还象一个小孩子”。今天看来，这本是一句没有什么特殊涵义的普通话，但我当时不能理解，“咳，还象个小孩子！我的心情已经为经受太多的波折而变得苍老了，还象个小孩子！”我又想：“难道是因为我幼稚得象个小孩子吗？或者他脑子里一向以为我可能是一个被风雨打蔫了的衰弱的女人，而一见面却相反有了小孩子的感觉？”我好象不很高兴我留给他的印象，因此这句话便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从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春天，我记不得去过他家几次。或者和他一道参加过几次会议，我只记得有这样一些印象。鲁迅先生曾向我要《水》的单行本，不止一本，而是要了十几本。他也送过我几本他自己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给我的书都包得整整齐齐，比中药铺的药包还四四方方，有棱有角。有一次谈话，我说我有脾气，不好。鲁迅说：“有脾气有什么不好？人嘛，总应该有点脾气的。我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我还觉得有脾气也很好。”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他是为宽我的心而说这话的，我认为他说的是真话。我尽管说自己有脾气，不好，实际我压根儿也没有改正过，我还是很任性的。
有一次晚上，鲁迅与我、雪峰坐在桌子周围谈天，他的孩子海婴在另一间屋里睡觉。他便不开电灯，把一盏煤油灯捻得小小的，小声地和我们说话。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说话时原有的天真表情，浓浓的绽在他的脸上。这副神情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觉得他始终是一个毫不装点自己，非常平易近人的人。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幽禁在南京。鲁迅先生和宋庆龄女士，还有民权保障同盟其他知名人士杨杏佛、蔡元培诸先生在党和左翼文人的协同下，大力营救，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国际名人古久烈、巴比塞等也相继发表声明。国内外的强烈的舆论，制止了敌人对我的进一步迫害。国民党不敢承认他们是在租界上把我绑架走的，也不敢杀我灭口。国民党被迫采取了不杀不放，把我“养起来”的政策。鲁迅又转告赵家璧先生早日出版我的《母亲》，又告知我母亲在老家的地址，仔细叮咛赵先生把这笔稿费确实寄到我母亲的手中。
一九三六年夏天，我终于能和党取得联系，逃出南京，也是由于曹靖华受托把我的消息和要求及时报告给鲁迅，由鲁迅通知了刚从陕北抵达上海的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同志。是冯雪峰同志派张天翼同志到南京和我联系并帮助我逃出来的。遗憾的是我到上海时，鲁迅正病重，又困于当时的环境，我不能去看他，只在七月中旬给他写了一封致敬和慰问的信。哪里知道就在我停留西安，待机进入陕北的途中，传来了鲁迅逝世的噩耗。我压着悲痛以“耀高丘”的署名给许广平同志去了一封唁函，这便是我一生中给鲁迅先生三封信中惟一留存着的一封。现摘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