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开始接触新文学，是在一九一九年我到长沙周南女校以后。这以前我读的是四书，古文，作文用文言。因为我不喜欢当时书肆上出售的那些作文范本，不喜欢抄书，我的作文经常只能得八十分左右。即使老校长常在我的作文后边写很长的批语，为同学们所羡慕，但我对作文仍是没有多大兴趣。我在课外倒是读了不少小说，是所谓“闲书”的。大人们自己也喜欢看，就是不准我们看。我母亲则是不禁止，也不提倡，她只要我能把功课做好就成。自然，谁也没有把这些“闲书”视为文学，还会有一点什么用处的。
周南女校这时有些新风。我们班的教员陈启明先生是比较进步的一个，他是新民学会的会员。他常常把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画上红圈，把《新青年》、《新潮》介绍给同学们看。他讲新思想，讲新文学。我为他所讲的那些反封建，把现存的封建伦理道德都应该翻个格的言论所鼓动。我喜欢寻找那些“造反有理”的言论。施存统先生的《非孝论》的观点给我印象很深。我对我出身的那个大家庭深感厌恶，觉得他们虚伪，无耻，专横，跋扈，腐朽，堕落，势利。因此，我喜欢看一些带政治性的，讲问题的文艺作品。但因为我年龄小，学识有限，另一些比较浅显的作品，诗、顺口溜才容易为我喜欢。那时我曾当作儿歌背诵，至今还能记忆的有：
两个黄蝴蝶，
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
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
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
天上太孤单。
俞平伯、康白情的诗也是我们喜欢背的。后来人一天天长大，接触面多了，便又有了新的选择。一九二一年，湖南有了文化书社。我从那里买到一本郭沫若的诗集《女神》，读后真是爱不释手。我整天价背诵“一的一切，一切的一”，或者就是：
九嶷山上的白云有聚有消，
洞庭湖中的流水有汐有潮。
我们心中的愁云呀，啊！
我们眼中的泪涛呀，啊！
永远不能消！
永远只是潮！
我，还有我中学的同学们，至少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幼小的心是飘浮的，是动荡的。我们什么都接受，什么都似懂非懂，什么都使我们感动。我们一会儿放歌，一会儿低吟，一会儿兴高采烈，慷慨激昂，一会儿愁深似海，仿佛自个儿身体载负不起自己的哀思。我那时读过鲁迅的短篇小说，可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那时读小说是消遣，我喜欢里面有故事，有情节，有悲欢离合。古典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西厢记》，甚至唱本《再生缘》、《再造天》，或还读不太懂的骈体文鸳鸯蝴蝶派的《玉梨魂》都比“阿Q”更能迷住我。因此那时我知道新派的浪漫主义的郭沫若，闺秀作家谢冰心，乃至包天笑，周瘦鹃。而林琴南给我印象更深，他介绍了那末多的外国小说给我们如《茶花女》、《曼郎摄氏戈》、《三剑客》、《钟楼怪人》、《悲惨世界》，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想在阅世不深，对社会缺乏深刻了解的时候，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一九二二、二三年我在上海时期，仍只对都德的《最后一课》有所感受，觉得这同一般小说不同，联系到自己的国家民族，促人猛省。我还读到其他一些亡国之后的国家的一些作品，如波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我也读了文学研究会耿济之翻译的一些俄国小说。我那时偏于喜欢厚重的作品，对托尔斯泰的《活尸》、《复活》等，都能有所领会。这些作品便日复一日地来在我眼下，塞满我的脑子，使我原来追求革命应有所行动的热情，慢慢转到了对文学的欣赏。我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是对人有启发的。我好象悟到一些问题，但仍是理解不深，还是朦朦胧胧，好象一张吸墨纸，把各种颜色的墨水都留下一点淡淡的痕迹。
一九二四年我来到北京。我的最好的、思想一致的挚友王剑虹在上海病逝了。她的际遇刺痛了我。我虽然有了许多新朋友，但都不能代替她。我毫无兴味地学着数理化，希望考上大学，回过头来当一个正式的学生。我又寂寞地学习绘画，希望美术能使我翻滚的心得到平静。我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可是想退出去是不可能的，只有前进。可是向哪里前进呢？上海，我不想回去了；北京，我还挤不进去；于是我又读书，这时是一颗比较深沉的心了。我重新读一些读过的东西，感受也不同了，“鲁迅”成了两个特大的字，在我心头闪烁。我寻找过去被我疏忽了的那些深刻的篇章，我从那里认识真正的中国，多么不幸，多么痛苦，多么黑暗！啊，原来我身上压得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呵！我读这些书是得不到快乐的。我总感到呼吸局促，心里象堵着一堆什么，然而却又感到有所慰藉。鲁迅，他怎能这么体贴人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把中国人解剖得这样清楚，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难道我们中华儿女能无视这个有毒的社会来侵袭人，迫害人，吞吃人吗？鲁迅，真是一个非凡的人吧！我这样想。我如饥似渴地寻找他的小说、杂文，翻旧杂志，买刚出版的新书，一篇也不愿漏掉在《京报副刊》、《语丝》上登载的他的文章，我总想多读到一些，多知道一些，他成了惟一安慰我的人。
二
一九二五年三月间，我从香山搬到西城辟才胡同一间公寓里。我投考美术学校没有考上，便到一个画家办的私人画室里每天素描瓶瓶罐罐、维纳斯的半身石膏象和老头象。开始还有左恭同志，两个人一道；几次以后，他不去了，只我一个人。这个画家姓什名谁，我早忘了；只记得他家是北方普通的四合院，南屋三间打通成一大间，布置成一个画室，摆六、七个画架，陈设着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瓶瓶罐罐，还有五六个半身或全身的石膏人象，还有瓶花，这都是为学生准备的。学生不多，在不同的时间来。我去过十几次，只有三四次碰到有人。学生每月交两元学费，自带纸笔。他的学生最多不过十来个，大约每月可收入二十来元。我看得出他的情绪不高，他总是默默的看着我画，有时连看也不看，随便指点几句，有时赞赏我几句，以鼓励我继续学下去。我老是独自对着冰冷的石膏象，我太寂寞了。我努力锻炼意志，想，象各种理由，说服自己，但我没有能坚持下去。这成了我一生中有时要后悔的事，如果当初我真能成为一个画家，我的生活也许是另一个样子，比我后来几十年的曲折坎坷可能要稍好一点；但这都是多余的话了。
这时，有一个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学生教我法文，劝我去法国。他叫我“伯弟”，大概是小的意思。他说只要筹划二百元旅费，到巴黎以后，他能帮助我找到职业。我同意了。可是朋友们都不赞成，她们说这个人的历史、人品，大家都不清楚，跟着他去，前途渺茫，万一沦落异邦，不懂语言，又不认识别的人，实在危险。我母亲一向都是赞助我的，这次也不同意。我是不愿使母亲忧郁的，便放弃了远行的幻想。为了寻找职业，我从报纸上的广告栏内，看到一个在香港等地经商的人征求秘书，工资虽然只有二十元，却可以免费去上海、广州、香港。我又心动了。可是朋友们更加反对，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子，甚至是一个人贩子。我还不相信，世界就果真象朋友们说的那样，什么地方都满生荆棘，遍设陷阱，我只能在友情的怀抱中走进大学的一条路吗？不，我想去试一试。我自许是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怎么会轻易为一个骗子，或者是一个人贩子所出卖呢？可是母亲来信了，不同意我去当这个秘书，认为这是无益的冒险，我自然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可是，我怎么办呢？我的人生道路，我这一生总得做一番事业嘛！我的生活道路，我将何以为生呢？难道我能靠母亲微薄的薪水，在外面流浪一生吗？我实在苦闷极了！在苦闷中，我忽然见到了一线光明，我应该朝着这惟一可以援助我的一盏飘忽的小灯走过去，我应该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想来想去，只有求助于我深信指引着我的鲁迅先生，我相信他会向我伸出手的。于是我带着无边的勇气和希望，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境遇和我的困惑都仔仔细细坦白详尽的陈述了一番，这就是《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记的“得丁玲信”。信发出之后，我日夜盼望着，每天早晚都向公寓的那位看门老人间：“有我的信吗？”但如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得到回信。两个星期之后，我焦急不堪，以至绝望了，这时王剑虹的父亲王勃山老先生邀我和他一路回湖南。他是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会来到北京的，现在准备回去。他说东北军正在进关，如不快走，怕以后不好走，南北是否会打仗也说不定。在北京我本来无事可做，没有入学，那个私人画室也不去了。惟一能系留我的只是鲁迅先生的一封回信，然而这只给我失望和苦恼。我还住在北京干什么呢？归去来兮，胡不归？母亲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我了，正为我一会儿要去法国，一会儿要当秘书而很不放心呢。那末，我随他归去吧，他是王剑虹的父亲，也等于是我的父亲，就随他归去吧。这样我离开了春天的北京，正是繁花似锦的时候。我跟随王勃山老人搭上南下的军车，是吴佩孚的军队南撤，火车站不卖客车票，许多人，包括我们都抢上车，挤得坐无坐处，站无站处。我一直懊恼着想“干嘛我要凑这个热闹？干嘛我要找这个苦吃？我有什么急事要回湖南？对于北京，住了快一年的北京，是不是就这样告别了？我前进的道路就是这样的被赶着，被挤在这闷塞的车厢里吗？我不等鲁迅的回信，那末我还有什么指望得到一个光明的前途呢？”
鲁迅就是没有给我回信。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更真切的感到我是被这世界遗弃了的。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渺小的人，鲁迅原可以不理我；也许我的信写得不好，令人讨厌，他可以回别人的信，就是不理睬我。他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我的心受伤了，但这不怪鲁迅，很可能只怪我自己。后来，胡也频告诉我，我离北京后不久，他去看过鲁迅。原来他和荆有麟、项拙三个人在《京报》编辑《民众文艺周刊》，曾去过鲁迅家，见过两三次面。这一天，他又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我听了很生气，认为他和我相识才一个星期，怎么能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天真的幼稚的在鲁迅先生面前开这种玩笑。但责备他也无用了。何况他这次去已是我发信的三个星期以后了，对鲁迅的回信与否，没有影响。不过我心里总是不好受的。
后来，我实在忘记是什么时候的后来了，我听人说，从哪里听说也忘记了，总之，我听人说，鲁迅收到我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在他的身边。荆有麟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眼就认得出这是沈从文的笔迹，沈从文的稿子都是用细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天哪，这叫我怎么说呢？我写这封信时，还不认识胡也频，更不认识沈从文。我的“蝇头小楷”比沈先生写的差远了。沈先生是当过文书，专练过字的嘛。真不知这个荆有麟根据什么作出这样的断言。而我听到这话时已是没有什么好说了的时候。去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专门研究鲁迅著作的朱正同志告诉我说，确是有这一误会。他抄了一段鲁迅先生给钱玄同的信作证明，现转录如下：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日鲁迅致钱玄同信云：
且夫“孥孥阿文”（指沈从文——朱正注），确尚无偷文如欧阳公（指欧阳兰）之恶德，而文章亦较为能做做者也。然而敝座之所以恶之者，因其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被我察出为阿文手笔，则又有一人扮作该女人之弟来访（指胡也频），以证明实有其扮……（《鲁迅书信集》上卷第七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