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①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②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③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G．LeBon④着《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⑤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⑥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⑦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话，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注解】
①Nordau：诺尔道（18491923年），出生于匈牙利，政论家、作家。着有政论《退化》、小说《感情的喜剧》等。
②mob：英语，译为乌合之众。
③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流派重要成员，洋务派首领之一。
④G．LeBon：勒朋（18411931年），法国医生和社会心理学家。
⑤道学：即理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宋元明清时期流行的哲学思潮。
⑥阴阳五行：原是我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理论观点。战国时，阴阳五行学说盛极一时。它用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和“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发展和变化。
⑦打脸：传统戏曲演员按照“脸谱”勾画花脸。打把子：传统戏曲中的武打。
【精品赏析】
文章最初发表于1918年11月15日的《新青年》，后收入《热风》。
时值五四运动前夕，前进与后退，革新与守旧以及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日趋激烈，文章针对社会现实，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国民的国民性进行深入剖析，认为中国社会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是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并非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自大，而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们思想见识高于庸众，有天份，有狂气，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各种改革从他们发端，但这种人占少数。而“合群的自大”即“爱国的自大”，却是党同伐异，对少数的天才宣战。他们自己毫无建树，只是赞美旧制度，蹲在影子里瞠目结舌。但他们人数多，能量大，是“再见振拔改进”的绊脚石。前者就是那些社会改革和科学方面的先行者。是对社会前进、历史进步作出较大贡献的人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人越多，发展就越快。而后者是反对新事物，保守、倒退、复古的人。他们自己不肯觉悟，还要阻挠觉悟的人前进和革新。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接着，鲁迅列举了“爱国的自大家”的五种论调，如“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外国也有叫化子……”“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对于这五种论调，鲁迅逐一进行了批驳，尤其对于第五种论调深恶痛绝，因为前四种虽然很荒谬，但同最后一种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而最后一种的爱国论出现最晚，最令人寒心，不但因其居心可怕，而且实因其论调更实在的缘故。鲁迅认为，要改变这些状况，疗救“不长进的民族”的方法就“科学”一味，因为它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鲁迅在这一时期为改造中国社会，为中国国民开出的“科学”之药方，成为“五四”时期及其后来彻底反封建的光辉旗帜之一。
随感录四十八
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古书里的弱水①，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②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ornothing！③”
【注解】
①弱水：中国古代传说中鹅毛也无法浮起的水道称为弱水，意谓水弱不能载舟。
②赛会：旧时民间的祭典活动。一般以仪仗开路，在鼓乐和杂戏演出中迎神出庙，周游邑巷以酬神祈福。
③Brand：译为勃兰特，易卜生剧作《勃兰特》中的主人公。“Allornothing”，即英语“不能完全，宁可不要”的意思。
【精品赏析】
文章初次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二号，署名唐俟，后收入《热风》。
文章批评了当时一些守旧派的折中主义思想。文章指出折中其实就是守旧，而他们打的旗号似乎很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对此鲁迅认为这就是：“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这无疑是可笑的，对此鲁迅还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进行说明：“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这个比喻便说明了折中主义想要一身兼具的荒谬性。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和“用”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体用本属一物，“中学”的体只能承载“中学”的用，“西学”的体也只能承载“西学”的用。如果不触动文化的根本，妄想以调合折中的办法解决矛盾，其结果也必然如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三》中所说的：“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文章最后，鲁迅借用了易卜生的剧作《勃兰特》的主角勃兰特所说的一句话：“Allornothing！”表达了他对于抛弃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坚决态度。
在写这篇文章时，正处于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开始的时候，新旧文化交汇碰撞，给欲探索中国文化前途的人以很大的困惑。于是，各种各样的思想产生了，折中主义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看起来似乎不偏不倚，最为妥当合理，但实质上它还是披着新式外衣而不改其旧的里子。这样的主义，在中国不仅行不通，而且也最终会回到旧文化的老路上去。鲁迅即是用他深刻的洞见，对此种主义进行了犀利的剖析和彻底的批判。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①
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
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着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
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