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之前，华侨早已遍布世界各地。据统计，革命前世界各地的华侨总数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4期。而其中绝大多数华侨在南洋一带。据统计，当时仅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和缅甸两地华侨人数就达100多万。《南洋年鉴》1951，第58~59页。1900年至1911年的12年中，孙中山多次到南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两次到法属越南河内，4次到海防，11次到西贡和堤岸，1次到美荻和沙的，9次到英属马来半岛的星洲，2次到芙蓉和吉隆坡，1次到怡保和太平，3次到槟榔屿，2次到泰国曼谷等；与南洋华侨社会和南洋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获得了华侨中下层财力、人力和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华侨中的精英分子、爱国侨领结下了深情厚谊，使南洋社会成为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李本义：《依靠海外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统战方略及华侨的贡献》，孙中山对外方略。南洋各地华人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以大力的经济援助。仅1907~1908年西南6次起义耗资的20万余元港币中，就有11万余元来自南洋；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18.7万余元经费，有10.8万余元来自南洋；可见，在同盟会时期的起义经费中，有50％以上的经费来自南洋地区的华人捐助。李本义：《依靠海外华侨支援国内革命的统战方略及华侨的贡献》，孙中山对外方略。
1.越南。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先后5次到越南西贡、堤岸、河内等地的华侨中开展革命宣传、建立组织及筹募款项等工作。1905年，孙中山到南洋筹集革命经费。孙中山等人在西贡—堤岸以“广东募债总局”的名义认购债券。同时，孙中山又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在西贡印制百元面额的“中华革命政府债券”多箱，号召广大华侨同盟会会员认购。在“认捐以支持革命”的倡议下，筹款活动得到积极支持，一个晚上当场就“认捐总数约为12000元”，认捐人以工人、小贩居多。在1907年，孙中山为准备广东、广西、云南的反清起义，曾到越南西贡筹集军饷。当地侨胞群情激奋，踊跃捐款，一个晚上就募集到3.5万元。《在西贡堤岸三次会见孙中山的回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31页。1907年10月15日，孙中山在给新加坡的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的回信中，提及越南华侨踊跃资助革命的情形：西贡与海防商人“甚踊跃提倡捐助义军军需”；“海防一埠华侨工商不过3000人，一晚捐资得万余元；河内一埠华侨不满千人，所捐亦8000余元。此二埠之富万不及星洲，且弟到此以来皆隐居，并未与各人一交接，彼等一闻义师之起，则争先恐后，从军者有人，出钱者有人。若南洋各埠有如此踊跃，则革命军之进步不知若何矣”。据统计，西南边境上的几次武装起义共耗资20万元，越南华侨捐助的款项约占一半，居各地之首。尤其是在广州“三·二九”起义过程中，越南和泰国华侨就捐款30432元，约占整个起义全部经费的16%，越南华侨的贡献可谓巨大。
2.泰国。自从孙中山于1908年来暹罗宣传革命以后，暹罗华人社区中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人们踊跃捐献。1909年，暹罗和缅甸仰光两地侨胞就捐献了4000银元，另外还有300元，作为孙中山等人的生活费用。1909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赴欧洲活动，其旅费全部得自暹罗同志的帮助。1910年11月至1911年4月，又从暹罗、越南两地募集到3万多银元，除购买军械外，余款由胡毅生带往香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华侨郑智勇。他是华侨社会反清秘密组织的重要人物，十分仰慕孙中山，曾向孙中山表示，“你可去运动革命，要钱我可秘密帮助”，随后一再捐款支持。
3.缅甸。辛亥革命时期，缅甸华侨大约12万人左右。根据1911年缅甸人口调查报告统计，华侨人数为12.2万人。缅甸华侨从经济和物质上积极支援辛亥革命斗争。河口起义之前，何荫山、庄银安、黄德源等旅缅同盟会员和非会员都热情捐饷，并且还购买了一批武器弹药运至河口，支援武装起义。1908年10月。孙中山派员赴缅甸筹款，缅甸侨胞“捐集了三四千元”。1909年的春季和夏季，孙中山又分别派胡汉民、黄兴两次到缅筹款，头一次筹得2000元，第二次筹得1000元。1911年春，缅甸分会又广泛“发动华侨筹饷汇去香港同盟会本部”。《同盟会的活动》，黄馥生：前揭文。
4.马来亚地区包括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辛亥革命前，马来亚地区是当时中国以外华侨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且当地华人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亲赴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侨华人响应革命，这令马来亚地区成为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马来亚地区华人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给予了大力的经费支援。据统计，同盟会自1907年潮州黄冈之役到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的8次起义经费的来源，大多由南洋地区华侨捐助，而马来亚则是重要捐款地区之一。其中1911年广州“三·二九”之役在英属南洋即新马地区共捐款47663港元。在这些捐款中，新加坡捐款数为3530元，其余则为马来亚的庇能、怡保、芙蓉等地所捐献。蒋永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2000年12月台版，第343~344页。其时，同盟会南洋支部设在庇能（即槟城），当地的侨领同盟会员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等都“奔走甚力”。在这之前，1909年汪精卫在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暗杀团员陈璧君、黎德荣等先后到南洋筹款营救。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和新加坡的同盟会员陈楚楠、林义顺、林祯祥等人也都极力支援，共出资数千元作为营救费用。《革命逸史》第六集第189页。1911年，黄兴到怡保筹集黄花岗起义经费，华人踊跃捐款，其中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各认捐1000元，黄妻柯氏亦捐赠500元，这在当时已是可观的数字。
四、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经济支持的形式
孙中山在海外发展革命组织、进行宣传活动、联络会党和新军、策划武装起义等，均需要巨额经费，而这些款项主要靠在海外华侨中筹集。孙中山在华侨中筹款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法：
（一）收取会员会费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在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其章程即规定：“凡入会之人，每名捐会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随人力是视，务宜踊跃赴义。”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19页。香港兴中会宣言第8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在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中，会费底银及股银1388美元是起义经费的组成部分。
中国同盟会章程规定，任何人参加了同盟会，都负有向本部或各省分会缴纳入会捐、年捐和其他捐献的义务。1905年同盟会成立伊始，东京本部就要求每一会员交入会捐3日元、年捐1日元。会员还要按年收入的5%交纳一笔“基本捐”，年收入1200元以上者，按10%捐献。由于东京会员几乎全是留学生，每月的津贴平均才10元至30元，根本不敷使用，故在第二年同盟会修订章程时取消了基本捐，改入会捐为1日元。显然，这笔收入十分有限，远远不够支付日常的活动费用。
（二）演讲发动义捐
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1900年前，海外各地华侨风气未开，又因受保皇党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口号所迷惑，海外华侨社会几乎成为保皇党的势力范围，革命党无立足之地。因此，孙中山最初在越南、南洋及美国等地华侨中开展宣传时，遇到了很大阻力，受到很多非难。但他想方设法力排重重困难，不断深入华侨社会和广大侨胞中做艰苦扎实的工作，采取个别谈话或召开小型座谈会等方式，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团结和动员华侨支持革命；最大限度地利用华侨赖以聚集的乡谊、宗亲、同业等关系，进行演讲，激发和启迪华侨的爱国心和革命觉悟；依靠正确的主义、崇高的人格和宽阔的胸襟，十分耐心地向华侨宣讲革命道理。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为了加强对南洋华侨的宣传，孙中山于10月来到越南华侨聚居的西贡、堤岸一带从事革命宣传，他痛斥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以及列强瓜分中国的强盗行径，号召广大华侨为挽救中国危亡、建立民国作出应有的贡献。1906年9月，孙中山再次抵达西贡，与当地的同盟会组织一起在华侨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动员他们投身革命，以此激发广大华侨的民族观念和爱国热情。1908年冬，孙中山偕胡汉民等人到曼谷，深入侨胞发表演说，鼓励华侨关心祖国前途，号召华侨支持反清革命，为祖国革命事业多作贡献，暹罗华侨为纪念孙中山，把他经常演讲的那条街称为演说街。
（三）发行革命债券
孙中山采取发行革命债券，许以优利的办法，向华侨筹资。1894年11月，孙中山抵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发行“中国商务公会股票”的方式募集革命军费，每股100美元，兴中会会员李多马、邓松盛、孙眉等共购股券1100美元。洪丝丝等：《辛亥革命与华侨》，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29页。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华革命军”组织，同时，为筹集革命军费，发行了一圆和十圆两种军需债券，檀香山华侨“捐助者颇为踊跃”。1904年5月，孙中山在旧金山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将在檀香山印就的革命军需债券，向当地侨胞推销。在推销军需债券时，提出每券“实收美金10元，俟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100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员，成功后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权利”。此次劝募共收到美金4150元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第32页。，其中台山籍华侨邝汰华就募得美金1800元。
1905年12月，为了筹措更多革命资金，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印制了千元票面的债券2000张，拟“募集公债贰百万元”。孙中山到达西贡、堤岸后，经与华侨磋商，成立广东募债总局，以“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名义发行千元票面的债券2000张，并动员华侨认购，拟向南洋富有侨商募集革命经费，其认购办法是：“每券千元，实收250元，大事成功，还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5年内还清”。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不过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4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美元，约合1.14万港币。次年，该债券的200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冈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冯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45，第178页。中间直书两行“公债本利壹仟圆券”，右旁为“广东募债总局五年内偿还”，左旁是“总经理手收银人孙文”（中文签字），券的右边为“第壹回黄字第号”，左边是“天运岁次乙巳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背面印有说明：“中华民务兴利公司今议立新章兴创大利，以期利益均沾，特向外募集公债二百万圆，以充资本，自本公司开办生意之日始，每年清还本利五分之一，限期五年之内本利清还，如到五年期满有不愿收回本利者，以后则照本利之数每年算回周息五厘，每年派息一次，特立此券收执为凭，广东债券总局立约。”
债券名称及发行时间面额发行总数票券说明中华革命军银票1906~1907 100美元25700美元正面为英文、背面为法文钞票格式，都刷粉红色，内容是：“中国革命政府约定付给持券人一百元。本政府在中国成立后一年，由广东政府官库或其海外代理机构支付。”票中间加盖紫色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壹佰元”长方印章中华民国金币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