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从切身的遭遇中，认识到“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不振有以致之”，“深知国家不强之可耻可痛”。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以改变屈居异邦、受人凌辱的可悲地位。他们既愤恨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欺凌，又痛恨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诚如宋庆龄所说，华侨“在其居留地政府统治之下，久已深切体验到被压迫民族所受之待遇和痛苦，所以更加能够了解祖国之兴衰存亡，关系与侨胞之福利至大”。曾瑞炎：《华侨与抗日战争》，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第190页。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1951年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旧中国的时代，由于内忧外患，经济破产，很多华侨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乡背井，漂泊海外”，他们“受尽帝国主义和侨居国反动势力的歧视、迫害和压榨，真是有苦难诉，有国难回，陷于寄人篱下，无依无靠的悲惨境地”。所以广大“华侨一向期望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因此，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正好顺应了华侨希望祖国强大，能保障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要求，故得到他们的热烈拥护和支持。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华侨便投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
二、不同阶层的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孙中山说：在革命过程中，“其慷慨助饷，多为华侨”。革命历次起义购买枪支弹药的购买费、创办报刊的宣传费，以致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奔走各地的旅费和生活费，绝大部分是华侨提供的。不同阶层的侨胞捐款助饷，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热情。
（一）中上层人士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孙中山的胞兄孙眉是檀香山有名的华侨农牧资本家。1894年兴中会成立不久，他得知孙中山准备回国发动起义的消息后，卖掉自家牲畜，筹款2000美元，捐助起义。孙眉先后资助革命的经费共约75万美元左右。张兴汉等主编：《华侨华人大观》，第407页。檀香山侨商邓荫南，将其商店、农场全部出卖，充当起义军费。西贡华侨李卓锋为革命捐出了巨款，个人经济非常困难，孙中山给他10万元的国债券，可是他把这些债券全部烧掉，表示绝不希图任何报酬。
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时，香港富商李纪堂出巨资相助，澳大利亚华侨谢赞泰父子也筹集了不少款项。1905年秋，同盟会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先生拟赴南洋进行革命宣传，南洋巨富谢逸桥、谢良牧慷慨捐赠，为了支援孙中山，最后倾家荡产。1907年，闽籍华侨陈楚楠等筹款3万余元支援黄冈起义费用。此后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由陈楚楠等筹款接济，“楚楠恒踊跃输将，唯恐不力”。冯自由：《南洋革命党第一人陈楚楠》，《革命逸史》第三集，第184页。在潮州黄冈起义和惠州七女湖起义中潮州籍侨商林受之捐款超过2.3万元，甚至连“夫人的私蓄也都献出”，以至于无力使众多儿女完成学业，“只得分散在南洋各地，自食其力佣工为生”。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爆发，仰光闽籍侨领庄银安、黄德源等人不但热情捐献军饷，还购买了一批军火秘密运进云南交给起义军。1908~1911年间，同盟会先后多次派人到缅甸华侨中筹款，庄银安等人每次都捐款数千元。李颖：《论福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贡献》，《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1910年为筹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经费，吴世荣动员同盟会槟城分会的会员踊跃捐资，自己则变卖店产，毁家以纾国难，尽力支持这次武装起义。陈楚楠在他的《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中特地指出：“吴世荣同志，本是槟榔屿的殷实商家，后来因革命，把几十万的家产都革完了”，认为他“为国倾家”，是“本党极可贵极光荣的历史”。郑螺生除自捐现金l000元外，还处理了其拥有的福建、江苏铁路股票；永春县旅居马六甲的华侨郑成快，捐助革命经费达五六万元；李颖：《论福建华侨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贡献》，《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旅菲华侨林景书除停寄3年家费，收缩商业规模，独捐菲币5万元支援辛亥革命外，又为革命劝募经费50万元，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安海华侨，曾有两三个月时间，每人每月捐献20%薪金资助革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二）中下层劳动者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不仅华侨中的中上层人士在经济上不遗余力的支持辛亥革命，中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也踊跃支持。如孙中山曾回忆道：“有许多人，将他们的全部财产交给我。费城的一个洗衣工人，在一次集会后来到我住的旅馆，塞给我一个麻袋，一声没吭就走了，袋里装着他20年的全部积蓄。”《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555页。越南挑水工人关唐，挑一担水只能挣1分钱。为了表达爱国之心，竟将辛苦挣来以备养老的3000元钱毅然捐献出来。越南堤岸华侨黄景南，以卖豆芽菜为生，经济不富裕，当他听完孙中山在华侨集会上介绍国内革命形势后，当场认捐3000元。有人对他平时不肯多花一文钱，如今却慷慨捐款大惑不解。他爽快地回答：“没有祖国，我们华侨就永远受人欺负！”《在西贡堤岸三次会见孙中山的回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第33页。1907年，他又将积蓄的数千元全部捐作镇南关起义的经费。对这种爱国之举，孙中山赞扬说：“其出资勇而挚者，安南堤岸之黄景南也。顷其一生之积蓄数千元，尽献之军用，诚难能可贵也。”
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
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需要巨额资金，这些款项主要靠在海外华侨中募集。据不完全统计，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前近2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12次流亡日本，43次来往于东南亚，4次到美国，至少4次奔波于欧洲。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侨民革命上，事实上，广大华侨确确实实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动力。捐款和筹集经费成为华侨对孙中山革命事业作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
（一）美国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最早就是从美国华侨中开始的，而且自始至终得到了美国华侨的鼎力支持。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后，美国华侨就筹款千余美元作为起义军军饷。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捐助部分家产和贱卖耕牛充为军饷，邓荫南变卖自己的商店、农场，随孙中山回国参加义举，共筹得13000元港币作为广州起义军费。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爆发后，檀香山华侨积极捐助，有的献出了全部家产资助革命，这次起义的经费基本上是檀香山华侨捐助的。
随后孙中山发动的一系列起义，美国华侨都从财力上尽力支持。1909年孙中山第三次赴美时，仅在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三地筹得港币8000元汇回香港，后又由旧金山汇回1000元。1911年革命党人准备发动广州起义，美国华侨捐款15000元。美国致公堂筹饷局成立后，华侨支持革命热情更加高涨，纷纷为革命捐献，尤其是广大华工虽然贫困，仍慷慨相助，甚至向亲友借债捐款。各界华侨也争相捐款，从筹饷局成立到这年底，美国华侨捐款总计达40余万美元。杨国标等：《美国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第424页。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前后，美国华侨助饷至少在700万元以上。《华侨革命史》下，台北，正中书局，1981，第297页。这些捐款源源不断汇回国内，资助革命，对推翻清王朝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拿大
加拿大华侨同其他地区的华侨一样，热烈支持革命，争先捐款。加拿大华侨的筹款工作多由洪门致公堂进行。1911年2月，孙中山第二次访问加拿大，冯自由在致公堂提议设立洪门筹饷局，从事募捐。温哥华致公堂首先响应，捐款折合港币10000元；各埠纷纷跟进，多伦多致公堂也捐出10000元；蒙特利尔4000元。随后，洪门内热心青年倡议将洪门房产抵押充作起义军饷。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率先将楼宇向银行抵押，得加币12000元，折合港币30000元。这些钱都充作3月29日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的军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80~81页。自维多利亚致公堂变产赴义以后，当地侨商林礼斌、黄宜霖、朱文伯等也自动汇港币4000元。其他致公堂变产者有多伦多10000元，蒙特利尔4000元。由温哥华转汇的捐款约万数千元。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台北，商务印书馆，第106~107页。
“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逃到香港的革命同志，盘缠无着，有被缉捕的危险。旅加华侨再汇款接济，使他们脱离险境。后温哥华华侨又筹款加币10000余元，汇往旧金山的《大同日报》，由其转汇国内使用。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失败后，急需革命经费15万元。司徒美堂向致公堂大佬黄三德提议将加拿大4所致公堂大楼典押筹足15万元给孙中山。吕胜根：《筹钱办报倾力支持辛亥革命五邑华侨功勋卓著》，《江门日报》，2011年1月5日。据香港总筹部报告收支总数，辛亥3月29日（黄花岗战役）失败后，共筹得海外捐款折合港币157213元，而加拿大占了70000多元，成了“世界之冠”。江海权：《加拿大中国洪门民治党及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五邑侨史》，总第11期，1991。正是因为“三·二九”广州之役的大半经费是加拿大华侨捐款的，故黄花岗墓园中，在墓室上刻了加拿大各埠的名称，且置于最高处，表示崇敬。
（三）南洋“南洋”是一个地理概念。它主要是指马来亚（新加坡在内）、越南、缅甸、泰国、菲律宾等地。南洋是对这些地区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