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莫言的打油诗
2010年暑期，我的一个电影剧本出现了一点坎坷，原本计划在吉林通化县拍摄，结果改到山东高密了，导演电话说，为了加入一些高密元素，请我赶到山东。老实说，本来我是不想管这事的，既然剧本通过，协议也签了，加什么元素不关我事，大热天的我为什么东跑西颠？然而，高密这个字眼对我是有冲击力的，我想到了莫言。当年读他的《红高粱》，从而对高密产生的神秘感至今未能磨灭！我答应了导演请求的真正目的，就想借机会看看莫言的出生地。到了高密，我才知道，家乡为莫言建立了“莫言文学馆”。尤为荣幸的是，当地文化局的副局长、文化馆长专程陪同我前去参观，文学馆长毛维杰先生为我一人做了讲解。站在莫言的成果前，真是感慨万千。我与莫言有太多的相同处：都是生在山东，长在苦山沟的农民；都是幼年失学；只读过五年书；都对文学孜孜不倦地追求过。区别只有一处：人家声名远扬中外了，我却默默无闻。馆长毛先生嘱我写点文字，当时答应得挺痛快，回来后，却感觉到了此事非同一般。莫言著作等身，且多是精品，我怎么好随便评头品足？突然想起莫言的打油诗，不由眼前一亮，这是我与莫言先生的又一相同点呢，我也爱诗呀。那就欣赏、品读一下他的打油诗吧。
莫言受正规教育时间特短，关于数理化之类的学科，也许造诣不深，甚至可能连初级阶段都不是，然而，他对文字的感悟程度及驾驭能力，却是常人望尘莫及的。这人很聪明，懂得藏拙，通俗点也可以说，他很有自知之明，君不见，他把自己的诗作称之为“打油”，意思就是不能当正规诗词看。实事求是地讲，莫言的这些打油诗，较之那些充斥于报刊杂志、于格律上无可挑剔、意境却毫无新意可言的“老干体”，其艺术含量不可同日而语。
莫言小时候，酷爱过唐诗宋词，并能背诵过若干首。这一过程，可以说是他对中华文化的瑰宝产生了感性认识。从他小学时写的两首诗看，他天生就是一个搞文学的料。
其一：
贫下中农听我吼，今年不种和尚头，
鲁麦一号新品种，蒸出馍馍冒香油。
其二：
列宁同志很焦急，城里的粮食有问题。
马上去找瓦西里，让他下乡搞粮食。
一个小学生，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写出这样的诗，此是不是老辈人常说的“三岁带老像”呢？诚然，任何天才都不是天生的，他必得有后天“营养”。由第二首我可以断定，莫言是受了传统小说的影响。他读过的《三国演义》里，每当重大事件发生，便会有“后人有诗赞曰……”接着便是一首叙事绝句。比如，关公斩了华雄，行文至此，便是“后人有诗赞曰”：
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
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莫言肯定读过并喜欢过这样的“赞曰”诗，也就是说，古典文学不仅影响了他的小说，并且还影响了他的诗。
作为一个思路上天马行空的小说作家，他没精力也必要去研究那些苛刻严谨的格律。尽管他不研究诗词那些条条框框，但从他的一些诗句中，仍然能看出他的灵气和深厚的功底。如：
“蓝天如碧海，牛眼似深潭。”
“学诗明人欲，读易见天心。”
“天鹅戏野鸭，海豹伴沙鸥。”
“寒风锻铮骨，白雪铸英魂。”
这些诗句均不失为相当好的对联。尤其是如“老龟甲板硬，啄木鸟嘴尖。”“肥臀矮种马，丰乳大奶牛。”等句子，体现了作者打破那种常规僵化格式的独特的思维模式。这些佳句当然与他深厚的文学修养密不可分，使笔者目光及处，不禁为之一灼！
抛却那束缚人思想的格律不谈，莫言的诗作很有嚼头，冷眼看去，其意境与笔法可以与大诗人媲美。如《题长安魏安画仕女图》：
高髻云鬓时样妆，疑是江南杜韦娘。
倚栏读书因寂寞，心系天涯薄情郎。
想象丰富，句式古朴、典雅。另一首是描写故乡景色的家庭生活的，与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雨梨花夜梦香，乳燕呢喃绕旧梁。
慈母早起烙拤饼，美味透过碧纱窗。
诗人把“拤饼”这种方言属的食物入诗，自然亲切，丝毫不觉得土气。还有一首我也较喜欢：
开出荒地种桑麻，东北乡里有我家。
天高地僻皇帝远，荷锄归来有野花。
一点也看不出当年推磨换书读，读书挨蚊虫叮咬的牢骚。诗句抒发了诗人热爱家乡，亲近自然、安于贫困的乐观主义情怀。
诗言志。莫言有一首打油诗，可能是写给蒲松龄老先生的：
幸亏名落孙山外，龌龊官场少一人。
一部《聊斋》垂千古，万千进士化埃尘。
欣赏诗人这首赞颂老先生佳作的同时，我也联想到莫言本人，他与蒲翁在某些地方，也有惺惺相惜之感啊。
莫言的机智诙谐，也常常通过他的打油诗作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一首描写少年生活的诗中结尾处写道：
最爱狐狸精，至今未曾见。
一语双关。既说明了故事的虚构性，又表达了青少年时期诗人的幻想，要是我遇到那样的狐狸精，该是何等福分！
观察生活细致入微，是每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们必备的素质。身为大家的莫言更是如此。他发现家乡剧种茂腔的唱词，为了押韵，不惜把词句颠倒使用，想起来滑稽。此举被命名为“救命调”，也许是莫言先生的发明：
生产队长一声嚎，社员下地把动劳。
并非乱用颠倒语，此乃茂腔救命调。
--“把动劳”十分传神地描述了许多地方戏剧的“造句法”。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地方剧种里比比皆是。因为，唱词作者并非什么王实甫、关汉卿之流的大腕，文化大都不高，能编圆滑一个故事就难能可贵了，哪里有那么多十全十美？小时候听到歌曲“有朝一日翻了身，俺和俺的干哥哥结个婚”，就是一例，结婚论“个”了。若说这是垫衬字的手段，那再看邓友梅的《战友朱彤心》中一段描写。说是朱负责编快板剧以娱乐战士的生活，他写了两个农民刨红薯刨出个特务来，这两农民就各持镰刀、锄头，一人一句地唱起来：“我这把锄头闪闪亮，我这把镰刀放寒光。你匪还再不投降，坚决把你毙来枪。”朱彤新还答战士们的质疑，说“毙来枪”就是枪毙的意思。当然了，随着高密人对茂腔的重视，将来再有新剧目问世时，便不会再见到“救命调”了。原因是作者的文化层次已今非昔比，那么莫言先生的“救命调”诗，当然也就后无来者，可以传世留念了。
写到此处，想起了莫言先生的另一首打油诗：
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
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也不中。
诗中把自己对家乡小吃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诗人在末句使用了现代时尚流行的重复否定的语式，这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智和与时代同步的思维风格。莫言是小说家，那才是他的最爱与强项，他的心思自然花费在了小说上。假如莫言先生稍微研究一下诗词的格律，他无疑会是很优秀的诗人！
我的电影梦
第一次有记忆看电影，我还没满五周岁，在山东即墨县城随小姨去看露天片，路上听见大家惊喜地相互提醒：“是带色（彩色）的！”一个孩子，当然不知道演的什么内容，只记得好大好大一块白布，吊在空中，机器一嗡嗡，人就出现在白布上，剧中人咿呀不停地唱，最后，白布上电闪雷鸣，一座坟墓裂开大口子，仿佛还有蝴蝶什么的……若干年以后，我猛然省悟，那电影该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吧！
后来到乡下奶奶的小渔村住了两年，看过几回电影，都是老乡们俗称的哑巴片（无声），银幕上演，前面站个人解说，连个喇叭都没有，后面的根本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那人们也一律兴致勃勃。直到1957年回到青岛，我才真正认识了电影，觉得那样的丰富多彩，那样的不可思议：一块白布，它怎么就把人照在上面活动，跟真的人一样呢？不过，那时候的国产片黑白片居多，极少有彩色的，拍摄技术也较单调。
1961年，青岛全市各影院上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差不多达到万人空巷，一票难求的状况，赞叹声更是不绝于耳：“艺术，拍得真艺术！”人们都以自己的国家能拍出那样艺术的彩色电影而骄傲。我从那时起，便崇拜电影，把其中的插曲从《白毛女》到《柳堡的故事》、《红霞》、《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唱得如痴如醉，哪怕是落下一小段，也心有不甘哪。
13岁那年，我流落到了吉林一个偏僻的山村，就几乎与电影绝了缘。偶尔有几次带着政治任务到小山沟演出的，老队长待放映员如同贵客，甚至冒阶级路线不清之险，偷偷去地主分子家借了细粮招待。那么巴结，人家也还是不愿意到这里来呀。
我们隔一道岗的大队叫横道河子，那里交通和经济都好，电影常到那边放映。我们屯就讨好人家，有了放映消息，盼给捎个信儿来。一有喜讯传来，队里收了工，饭也顾不上吃，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地跑到那边。等啊等，等上一个多小时，放映员才慢腾腾地打着酒嗝儿从派饭的人家出来……
这是好的。常常有等到小半夜，广播告诉，不演了，改明天。我们一伙不甘心，万一走开他再演怎么办呢？就等到大街上一个人影都不见了，这才垂头丧气往那道岭上攀。那时候，允许放映的反复就那么几部片子，我们百看不厌，这里放完了，竖起耳朵打听，明天去哪里？问准确了，第二天晚上再跟着去更远的地方，一些剧情都背过了，那仍然是热情不减！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电影刚演了一半，就开始下雨。当地人跑回去拿雨具，而我们猝不及防，就那么淋着，心里祈求，管怎么别停呀，我们能抗住。然而，雨实在太大了，我们能抗住，放映员受不住，不得不停。我们冒雨往回走，本来50分钟的山路，走了近俩小时，个个滚得泥猴儿相似。
那时我已经成年了，偷偷想，拍个电影费不费事呀，要是咱自己能拍电影，多好。
三中全会后，一些封闭的电影陆续解禁，电影迎来了春天。距我们小山村10多里外的矿山有俱乐部，几乎隔几天就有“新片”上映，然而买票艰难。为了看电影方便，我们大队长跟俱乐部的主任老程拜了八字，我也跟大队长套近乎，为的是能买到张票。一角钱，在当时够奢侈，人们毫不心疼，听到有好片子，我们就走后门把钱捎下去，然后，成群结队地摸黑往山外跑，看完后，沿山路回来，第二天还要劳动。
每次到沟外，都要小心翼翼地看着人家的眼神，生怕人家不高兴，咱可白走了路。
俱乐部门前人山人海，很多没票的，眼珠子发蓝地等候……现在回想起来，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咋就那么多看电影的。我有个李姓同龄人，把《花为媒》反复看了六遍，还说没过瘾！电影曾经给过老百姓多大的精神享受啊。
当时的电影字幕比较单调，一放映，往往整版打出导演、编剧的名字，这时候，我已经结束了自己弄部电影的狂想，是怀着顶礼膜拜的虔诚默念着这些名字，如同敬仰神人。
1988年，我到银川参加《曲艺》杂志召开的笔会，期间请宁夏的文联主席、《牧马人》的编剧张贤亮讲过半天课。张说到他已有10部小说被改编和将被改编成电影时，旁边有位陕西作者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饿滴个擎娘哎”，把张贤亮都说愣了！我也激动啊，活生生的编剧就在我们面前，我觉得，张贤亮神圣无比，他简直是一代宗师了！坐在张贤亮对面，我暗暗给自己鼓劲，这么总当观众，是不是有些不好意思呀，早晚我也写一个剧本。后来，逢人就打听，剧本怎么投稿，怎么拍电影。多有不懂装懂对我瞎说一气者，得到几十种答案，似是而非，电影剧本的事，始终不得要领。
进入九十年代，电视渐渐普及，加之工作忙一些，晚饭后坐在家里就可以看电视，进影院的次数越来越少，到后来，退化到只零星看看大片了。
与电影疏远并不等于我的电影梦彻底破灭。这念头怕惹来讥笑不敢向人诉说，但它固执地埋藏在我心灵深处，时不时地痒我一下。由于不知道“行情”，咋痒，也还是白痒了。
突然有一回到深圳参加笔会，主办方请我们看小影院电影，哟，我才发现，电影院变了规格。任电视剧这么冲击，电影之花仍于自己的枝头怒放，其地位无可替代，我还听说咱们国家已成为世界第三电影大国，年产量达到了212部，那心情，自豪之后又羞愧，这么多电影，没有我写的一部！
2008年秋，突然接到省委宣传部的电话，问我有没有写农村题材电影的打算？我埋藏在心底多年的那团火腾地一下就烧了起来。这么大年纪了，不可放过这机会，就欺骗领导说，我有。待询问我具体内容时，我一时答不上来，但我咬紧牙关把谎言进行到底，我说，给我两天时间，我写个梗概怎么样？这借口听起来合情合理，居然让我蒙混过去，赢得了表现的时间。怕人看不上落了选，我索性写了两部戏的创意。没想到，两部戏都获得了长影专家的认可！
那真是难以言表的亢奋啊，我有机会为中国电影作点什么了，于是，我先后把俩剧本写出来，接着，就是忐忑不安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