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说:“知识生产力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知识已成为最主要的工业,这个工业向经济提供生产所需要的重要中心资源。”
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在信息社会里,价值的增长是通过知识实现的,知识是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劳动。
三、知识资本家
21世纪经济权力最核心的两种思想,相互对立地产生在哈佛园区相距两公里的地方。
前一种思想代表右(COPYRIGHT),后一种思想代表左(COPYLIFT)。从前一种思想中产生出WINDOWS,并派生出一位物质世界的首富——盖茨;从后一种思想中产生了LINUX,并派生出一位精神世界的首富——斯台尔曼。
知识霸权和知识自由,这两大思潮的对立,将像原子核的对撞一样,在光明与黑暗的交汇处,击出21世纪文明本质的冲天火光。每个历史转折时代,都会产生启蒙者。启蒙者的任务是最先把新时代的本质告诉社会,让人们在“新”和“旧”的矛盾中,选择站到“新”的一边。
今天,历史就到了一个转折点。人类正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这是几千年才有的一次转变,我们有幸赶上了。
但这次转折有一个奇怪之处,就是思想家不见了。通常作为启蒙者的经济学家,在这次转折中,成了觉悟最晚的人,反而需要剜人来为他们讲解信息经济ABC。这个时代,除了经济学家外,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信息社会即将到来。
这个时代真正的启蒙者,成了IT本身及其企业家。互联网所具有的思想的力量,正通过技术实践的形式,对社会发挥影响。IT业那些启蒙者,依靠知识一夜之间成为资本的拥有者。
他们将知识这种无形资产物化成有形资本,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财富的神话。
中国IT业年轻有为的知本家王志东就是这神话中的一个。
王志东运用知识力量创造未来财富之路是从WINDOWSl.0程序开始的,为了写出汉化WINDOWSl.0,王志东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1991年10月,离开方正的王志东面临三条路:一是自己办公司;二是出国;三是去外企。这其中,到新加坡做EDI和多媒体开发,因为技术比较新颖对王志东吸引力最大。“他想去学一学国外企业管理,学几年,再回来自己干,同时练练英语。”
利用在家等出国手续的机会,王志东又埋头做了一个全新的中文之星1.0版。不久,他碰到了一个一起上街的北大同学,同学看到王志东写的这个新玩艺,建议他一起办公司。“北大的同学在一起特别务虚,说我的软件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我们说起大道理来没完没了,但特别投机。”
出国包吃包住,什么都有,但王志东觉得不刺激,虽然新加坡给的是技术移民名额,并且为王志东签证延期了三次,但王志东此时已经醉心于合伙投资办公司了。
1992年4月底,新天地成立,王志东出任总工程师和副总经理。“当时看来,这样的分工很自然,我是搞技术的,公司有管理和技术两摊事,我只能管技术,我不管技术,没有人管技术,我也懒得管财务和人。”
中文之星几乎是一夜成名,在很短几个月时间内一下就传开了。公司当初的定位是:用中文之星出名,不求赢利,以这杆旗帜进行金融、房地产的炒作。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公司架构。
世事总是出乎人的预料。1992年底、1993年初,中文之星开始赢利,而房地产没挣到钱。
1993年初,公司开始出现矛盾,王志东感到很痛苦:“我不去国营单位,到公司;没留在方正,自己办公司,目的就是希望找一个很轻松的工作环境,如果在自己办的公司里面,还出现这么大的人事、权力矛盾,那就完全背离了我的初衷。”
到了七八月份,矛盾进一步激化,王志东感觉拖下去,对自己绝对不是好事,“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我不能不要我的自由,而且,我也没有把中文之星这个产品本身太当回事,这个东西好象我做个作业似的。”
虽然王志东这样宽慰自己,但中文之星毕竟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中文之星就像他的儿子。他现在要为他当初的幼稚想法付出代价了。公司成立之初,大家都同意王志东把中文之星登记为个人发明,又让王志东当法人代表,王志东却说:“我才懒得管理啦,我还是做技术吧。我当时还担心技术是我的,如果权又在我这边,不平衡不好意思呢。”
王志东认为,营造一个好的软件开发环境比创造一个好产品更加困难。“我曾经一厢情愿地想为自己找一个好的环境,使自己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写程序,但是国内缺的就是这种环境,国内搞技术出身的人倒霉的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不懂怎么经营,怎么管理,怎么把握方向。”王志东在找了几次也没有为自己找到一个好环境后,就下决心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辞职以后,王志东找到方正、联想、长城等几家大公司,想说服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开发中文平台,因为王志东觉得它们都需要新的中文平台,但王志东碰了一鼻子灰。此时,四通找到了王志东,王志东也看中了四通的体制,四通利方成立,王志东亲任总经理。
从1993年底到1994年3月,王志东领了六七个程序员,没日没夜地做开发,程序量将近100万行。王志东当时认定RICH.WIN最快3年左右才能把整个框架做好,它技术的先进性会有5年到10年。这话后来被验证是正确的。
程序源代码被视为程序员的命根子,但王志东正经写程序的5年间三次主动交出了自己的源代码。第一次,是在王选教授的研究所,王志东把自己做出的第一个汉化WINDOWS留在了研究所;第二次,是他离开方正的时候,他交出了BDW-I的源代码;
第三次,是离开新天地的时候,他还是交出中文之星1.21所有源代码和所有开发资料,而且还把中文之星2.0的开发框架留下了。王志东每交出一份源代码,都这样劝慰自己——这个产品只是我的一个习作,我会用新知识,写出一个更好的。
王志东交源代码是因为他明白:技术人员必须自爱,单位的权益一定要尊重。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有能力不断地创新。王志东特别看不起某些人拿着10年前写的产品,跳来跳去,到哪都是那个东西,一辈子好象只能干一样东西似的。“这样做是对所有参与开发的合作伙伴的不尊重,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因为你要背着一个包袱走以后的路。”
王志东交出源代码,也交出了包袱。王志东带领一班人马写RICHWIN的时候,对他的同伴说:“中文之星的源码,你们要全忘掉。”
1995年7月,王志东去硅谷“淘”风险资金。在摩根斯坦利,王志东看到他们正忙着帮Netscape上市。此时,王志东并没觉得Intemet在硅谷有多热。可是等到10月份,王志东再去硅谷(此时Netscape已经上市),情形就大不相同了,用王志东的话形容就是:“整个天都变了,硅谷为Intemet疯狂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王志东开始在硅谷泡网。上了几天h1.temet,最直接的收获是将笔记本上的驱动程序升级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网上生活的感受对王志东触动很大。
1995年,国内想找一个Intemet帐号都很难,一直到1995年底,四通利方才从科学院科技情报中心拿了第一个Intemet帐号。
这个帐号的连接速率是9600波特率,不能WWW,服务器连的不是中继线,8个号码轮番拨才能拨上去。当时Intemet在四通利方的典型应用是:“告诉大家!谁要和国外联系,可以用E—mail了。”
1996年5月,香港和美国几家ISP、IGP找到四通利方,希望四通利方提供RichWin简化版,RichWin完整版对于Intemet应用来说显得太重了,而且价格太贵。
这些美国和香港的ISP、ICP众口一词地告诉王志东:Rich.Win天生就是为Intemet制作的。因为RichWin支持多内码,但多内码功能如果不应用在Intemet上,除了打台湾游戏有些用外,别的也派不上多少用场。
此外,四通利方明智地和这些ISP、ICP签约,为它们提供RichWin简化版放在海外中文站台上,供网友任意下载。四通利方对此并没有要求利润回报,唯一的条件是在这ISP和ICP上争取一些空间,用于放四通利方的主页。
在这一点上,四通利方和网易一样都暗合了Intemet上的免费原则。今天,倘若谁还要从事Intemet方面的经营,开始的时候千万不要总想着怎么样赚钱。
1997年年底,四通利方完成第一融资,当时统计了一下站点的点击率,发现四通利方每天的点击率超过了90万。王志东清楚地记得Yahoo!上市的时候,每天的点击率也只有100万次。
王志东认为,四通利方网站到了商业运作的时候。这就是ICP,以广告作为网站的首要赢利来源。
1998年8月,王志东去硅谷之前,请华登投资顾问茅道林给他列一个可能在Intemet上洽谈合作的公司目录。茅道林给王志东开出了一个包括20多家Intemet公司的名单,其中就有华渊。
王志东拜访完华渊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服”:“怎么我们想到的事情,想要做的事情全让他们给做了。”
对付华渊的策略无非有两个:一个是玩命地跟华渊打,逐步向台湾、东南亚、北美和香港渗透,独自走国际化的战略;一是和华渊合并去打Yahoo!中文。
和华渊的接触让王志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势单力薄。“仅靠四通利方打美国和台湾市场,不能说打不进去,肯定能进去,但资金至少需要1000万美元,更为可怕的是我们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Internet上三年一个朝代,即便我们国际化的进程中,原来的计划全都达到了,但也很可能最终输掉。和华渊合并至少能节省一年时间,一年时间在Internet上含金量很高。”
“另外,华渊有网站经营经验;美国和台湾的Internet市场都比内地成熟。台湾2000多万人口,300多万网民,市场很大。”
想清楚了这些,王志东再一次去硅谷和华渊总裁姜丰年谈判,就谈得十分顺利,前后时间只用了一个星期。最后,华渊作价2000万美元,四通利方作价2500万美元,四通利方和华渊两个公司都是新成立公司新浪的股东。
王志东就是这样将他的知识转化为财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知识能够瞬间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财富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中国IT业另一位奇人——大名鼎鼎的求伯君正是深谙此理,所以才能始终常胜不败。从WPS97直到WPS2000,求伯君始终在创造着知识与财富的奇迹。求伯君一接触计算机就表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1983年,求伯君为国防科技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个借还书管理系统。这个系统由一台Honeywell—DPS6小型机和几十个终端组成。从设计到开发,求伯君一个人利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完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刊登了“一个学生求伯君研制成功国防科大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新闻。但求伯君没有记住那是一份什么报纸,“当时没有去在意这种事情。”
图书馆程序是求伯君写的第一个能用的程序,这个程序让求伯君挣了40多块钱。
1986年,求伯君开始研究当时的汉字系统CCDOS,把它的缺点找出来,用Debug做一些小改动。那时候,CCDOS拼音输入法输入一个字母,显示一行待选汉字,连续输入拼音时,必须等上一行完了,才显示下一行,速度极慢。求伯君对CCDOS的第一个改动是:连续输入拼音时,第一个拼音字母对应的待选汉字即使没有显示完,如果这时接收到了下一拼音字母,上一屏待选字行将不再显示。
这是求伯君第一次深入地接触PC,对CCDOS的分析为他以后写WPS的低层SPDOS奠定了基础。
从1988年5月到1989年9月,求伯君把自己关在旋龙为他在深圳包的一个房间里,只要是醒着,就不停地写。什么时候困了,就睡一会儿,饿了就吃方便面。在这样的一年零四个月中,求伯君生了三次病,第一次肝炎,第二次肝炎复发,第三次又复发,每次住院一个月到两个月。第二次肝炎复发正是软件开发最紧要的关头,求伯君把电脑搬到病房里继续写。
开发之苦不是病魔缠身,不是身心憔悴,而是孤独。“有了难题,不知道问谁,解决了难题,也没人分享喜悦。”求伯君在这孤独中,写下了十几万行的WPS,在写完最后一行程序的时候,求伯君没有任何感觉,“任何一个产品,做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感想,所谓感想都是以后总结出来的。”
作为作者的求伯君麻木了,而还在上大学的雷军一看到WPS就感到震惊,“我不相信中国还会有这么好的软件,当时觉得这个软件一定是在香港做的。”
WPS没有做广告,也没有去评什么奖,仅仅凭着口碑,就火了起来。
WPS开始挣钱了,每年3万多套,每套批发价2200多元。
“但这是公司赚钱,对我来说,没赚什么钱,我只是一个打工的。
开发之初,既没和公司谈提成,也没和公司谈股份,什么都没有。是老板好,给了我一点奖金。”
“如果从开始就想着怎样赚钱,我也不会有今天。事业和金钱无关。当你全身心投入开发的时候,不给你钱你也要干。开发时,根本没有心思考虑报酬。只有先成就了事业,才有资格谈报酬。”
1995年,微软向求伯君抛出了绣球。求伯君拒绝的原因是:“第一、微软的态度比较傲气,给我的感觉是,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们,他们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好好干,到我们这里有前途。’使我难以接受;第二、好多朋友劝我,你这杆大旗可不能倒。”
支撑求伯君做下去的原因是,他坚信“Word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求伯君对WPS的一往情深起了关键作用,正是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求伯君200万元把别墅卖了,使WPS97开发维持了下去。正是这种感情驱使求伯君带领开发组数年如一日,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年工作365天,从来都没有停过。
在中国IT界,求伯君像一棵长青树,不断地为我们创造出知识与财富的传奇。
21世纪,再也不是财富逐渐累积的时代,而是财富横空出世的年代,这种“横空出世”的财富力量来源于知识,谁掌握了最先进的知识,谁就会成为未来世界财富的拥有者与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