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汪精卫，已经不是一个多月前众叛亲离，陷于绝境的时候了。他见陈布雷打着蒋介石的牌子，心里一阵反感。但出于礼节，仍然客气地与陈布雷握手：“噢，蒋先生还承认我汪兆铭的存在，居然派陈先生来看望我，真是太阳西边出、月亮东边落啊！”
“嗯，这个……”陈布雷一阵语塞。但他毕竟不愧为蒋介石的“智多星”，马上找到了缓和尴尬局面的话语：“摆在蒋先生面前的，确是一本难念的经，希望能够得到汪主席的谅解。”他打开公文包，从中拿出一张国民党中央银行的二十万元支票，双手递给汪精卫，“这是蒋先生表示的一点小意思，请派人到香港金城银行提款。”
汪精卫接过支票，不屑一顾地瞟了一眼，把它放在茶几上，淡淡一笑，说：“蒋先生有什么意见，彦及兄不妨直言。”
“将先生派我来迎接汪主席回国。”陈布雷已经意识到，如果转弯抹角，反而引起汪精卫的更加不愉快。
“蒋先生已经撤消了我的一切职务，又永远开除我的国民党党籍，我回国‘无面见江东父老哩’！”汪精卫不禁火冒三丈，红着脸，粗声大气地说。
“蒋先生也是在种种压力之下，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陈布雷强装着笑容说，“蒋先生的苦衷，相信汪主席是理解的。”
“与蒋先生共事近二十年，我对他的所作所为都理解，更理解他的为人！”汪精卫气愤地说，“他的为人体现在我身上的，是排斥，是打击，是暗杀！好在我命长，居然身中三枪没有死！”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他被孙凤鸣行刺的事，尽管并非蒋介石指使，但他始终认为是蒋介石干的。他冷笑一声，接着说：“在蒋先生的心目中，偌大一个中国，似乎没有我汪兆铭生存的余地！今天，他竟派彦及兄接我回国，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蒋先生之所以能够派我来，是因为他已经感到内疚，想用这一行动表示他的悔改之意。”陈布雷自然站在蒋介石的立场说话。
“哈哈！”汪精卫讽刺地大笑一声，“蒋先生也会感到内疚，也会表示悔改，奇闻，真是天下奇闻！”他沉思一会，接着说：
“如果蒋先生真的感到内疚，有所悔改，他就应该把我的内弟陈昌祖释放出来！”
陈布雷一怔，心想陈昌祖不是已经在五天前从重庆逃跑了吗？也许他还没有来到河内，也许是他已经到了河内而是汪精卫倒打一耙，也许他在逃跑中被日本的炸弹炸死了。他无法判断清楚，只好装糊涂说：“对陈昌祖先生被关押的事，我不知道。汪主席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告蒋先生。”
“蒋先生还有什么意见？”汪精卫显得不耐烦了。
“蒋先生说，如果汪主席暂时不愿意回重庆，希望汪主席不要另外成立新的政府。”陈布雷只好直言了。
“可以，但必须有个条件。”汪精卫神态傲慢地说，“如果蒋先生有本领结束中日战争，收回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失地，让日本交还在华租界地，废除在华治外法权，与日本缔结反共协定，在短时间内消灭共产党，我汪兆铭可以不成立新政府，甘愿在他手下当个顺民百姓。”
“不是我小看蒋先生，他根本没有这个本领。”曾仲鸣冷笑一声，“抗战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蒋先生的真正本领是打败仗，是排除异己，是祸国殃民。”
“我和仲鸣兄刚才所说的一切，请彦及兄如实转告蒋先生。如果回重庆后，向蒋先生报告时，转弯抹角，避重就轻，就不够朋友。”汪精卫把那张支票退还给陈布雷，“我汪兆铭就是穷得讨饭，也不愿意接受蒋先生一分钱。”
陈布雷感到没有说话的余地了，颓然地说：“一定如实转告，一定如实转告。”“当然，彦及兄作为好朋友，对你的光临我是非常欢迎的。”汪精卫以胜利者的姿态，微笑着对陈布雷点点头，然后把脸转向曾仲鸣，“请曾先生吩咐国琦，马上去河内的中国餐馆，包定一桌高级酒席来，为彦及兄接风！”
重庆的春天姗姗来迟，虽然惊蛰已过，但空气中仍然散发着一股寒意。这时，蒋介石站在云岫楼二楼走廊上，两手扶着红漆木栏杆，两眼直呆呆地望着几次被日寇轰炸的重庆城区。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凄凉景象：这里是一片瓦砾，那里是一片灰土，有好几处连瓦砾和灰土也没有，已变成一个个深坑，仿佛几张朝天张开的大口，在仰天长叹，在愤然诅咒。蒋介石不时地、警觉地仰望着重庆初春灰蒙蒙的天空，偶尔出现一只飞鸟，竟也神经质地心里一阵颤栗。他看着想着，颓丧之余，忽然怀念起为中日和谈斡旋的陶德曼来，如果他现在还是德国驻华大使，一定立即会见他，请他再为中日和谈助一臂之力。可是，陶德曼卸任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想到中日和谈，脑际里又浮现出汪精卫来，如果他这个时候与陈布雷一前一后来到自己跟前，他一定会高兴地迎过去，把中日和谈的大权统统交给他。
“大令！外面风大，当心受凉。”宋美龄挽着丈夫一条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拉进有暖气的办公室，让他斜躺在铺着虎皮的睡椅上。
“彦及赴河内，唵，七天了，怎么还没有回来？姓汪的该不会扣留他吗，唵？”蒋介石感到惶惑不安。
“我想不会。自古以来，双方仇恨再大，也不会扣留使者。”宋美龄安慰丈夫说，“估计陈先生快回来了。”
其实，陈布雷已经于四个钟头前扫兴地回重庆了，他正躲在家里，与妻子王允默商量，如何向蒋介石汇报。陈布雷跟随蒋介石多年，深知他的喜怒哀惧，如果直言不讳，一旦刺痛了他的神经，必将对自己发一顿无名火，那又何苦而来！
“那你就真真假假吧！反正汪先生在河内，蒋先生也不会派人去调查。”王允默微笑着对丈夫说。
“如果蒋先生再派别的人去河内呢，会不会露马脚？”陈布雷胆子小，有点犹豫。
“那怕什么？人的思想是有变化的。”妻子为丈夫壮胆。
“那就这么办吧！”陈布雷说罢，驱车直奔黄山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夫妇高兴地迎接陈布雷的归来。“辛苦了，唵，一路辛苦了！这个这个，汪兆铭不愿意回来，唵？”蒋介石见汪精卫并没有出现在他眼前，感到泄气。
“报告委座，这次汪兆铭虽然没有回来，但他也没有断然拒绝。”陈布雷装出高兴的样子说。
“噢，唵，他说了些什么？你详细说说。”蒋介石的神经细胞一齐活跃起来。
“汪兆铭对委座派我去河内看望他，表示感谢。他说委座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心中还惦记着他，实在令人感动。他之所以这次没有与我一道回来，一是要派人与日本政府商量，二是要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商量，三是，三是……”陈布雷故意支支吾吾。
“三是怎么的，唵？”蒋介石两眼睁得圆圆的。
“陈先生直说吧！”宋美龄开导说。
“三是汪兆铭要求在他从河内动身回重庆之前，中央必须在报纸上公布撤销对他的一切处分的决定。”陈布雷心里虽然怦怦直跳，但脸部表情却很自然，“我对他说，委座既然希望你回重庆，必然会恢复你的一切职务和党籍。”“你说得好，唵，说得好。”蒋介石满意地微笑着，“他还说了些什么，唵？”
“他要求立即释放陈昌祖。”陈布雷说。
宋美龄分析了一下陈昌祖逃跑后的去向，抱怨地说：“只怪空军司令部看守不严。即使陈昌祖已经到了河内，我们也无法调查，只好睁着眼睛，让汪兆铭钻空子。”
“汪兆铭提出这个问题后，你怎么答复的，唵？”蒋介石板着面孔望着陈布雷。
“我说，委座正准备释放陈先生时，他却越狱逃跑了。正因为如此，没有派人追捕他。”陈布雷撒着谎说。
“嗯，这样回答可以。”蒋介石说。
“汪兆铭还要求尽快地实现中日和谈停战，希望中日团结反共。”陈布雷说。
“这个要求，唵，很好。”蒋介石高兴地说，“如果他回来，我就让他当中日和谈全权代表。”
“那二十万元钱，他收下了吗？”宋美龄问。
“没有收。”陈布雷从提包里掏出那张支票，放在茶几上，“他说他对这二十万元钱，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最后还是决定不收，他希望委座原谅他的却之不恭。”
“我看他可能嫌少了。”宋美龄揣摩着说。
“那就请彦及兄，唵，再去河内一趟，我送他五十万元，总该满意了吧！”蒋介石说，“你这回的任务完成得，唵，很好，所以请你再去河内一趟。”
陈布雷答应也不是，不答应也不是。使命再难，莫过于一次又一次碰硬钉子。他思索一会，说道：“为了下一次去能够促使汪兆铭回来，建议委座派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去。”
“你看派谁去好，唵？”蒋介石觉得这话有道理。
“建议派谷正鼎去。”陈布雷说。
谷正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农林部次长，曾经是改组派的主要成员之一，也是汪精卫的亲信。汪精卫公开投敌后，他与重庆的一批改组派骨干一样，受到软禁和写反省的遭遇。后来，蒋介石免去了他的次长职务，让他去陕西省党部担任执行委员。蒋介石想了想说：“就派谷正鼎去，请彦及兄以我的名义，马上分别给陕西省党部主任蒋鼎文、谷正鼎本人拍电报，要谷正鼎立即动身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