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塔以木结构为主，由于木结构不易长久保存，到南北朝时期发展出砖石塔，唐宋以后又有了铜铁塔，宋代以后更出现了琉璃塔，还有瓷器做的塔等。中国现存的数以千计的古塔，大都是砖石塔。现在留存下来最古的木塔是山西应县的佛宫寺释迦塔，近千年来经过多次地震仍屹立不倒。
佛塔由独立孤塔逐渐发展出双塔对峙、三塔鼎立，还有五塔、八塔，甚至上百座塔的塔群。如河南开封少林寺的塔林，有唐朝至清朝千余年间的砖石墓塔220多座，形式多样，雕刻丰富，是研究古代砖石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宝库。
佛塔在中国不再单纯作为佛的象征，而逐渐具有了其它用途，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人文内涵。首先，中国古代的高层楼阁本来就有登楼眺览的用途，与塔结合之后，这一作用延续了下来。唐宋以后，登塔游览更为盛行。如西安的大雁塔（慈恩寺塔），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登塔赋诗，凡进士及第的人也要到大雁塔上去游赏、题诗，一时形成风气。
随着登塔远眺的发展，塔也被用于军事和航行。比如中国现存最高的一座古塔——高84米的河北定县料敌塔，就是宋王朝为了防御北方的辽国，以供奉舍利为名建造的，而实际上是观察敌情的瞭望塔；杭州的六和塔原本是为了“镇潮”（钱塘江的大潮）而建，它位于钱塘江入海的江岸转折处，也就担负起了灯塔的重任，“海船航夜泊者，以灯塔为指南”。
此外，还有很多塔成为了风景名胜的一部分。北京北海琼华岛上的喇嘛塔“白塔”，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成为整个北海的风景构图中心；云南大理崇圣寺有三座塔，主塔叫千寻塔，两座副塔是南塔和北塔，合称“崇圣寺三塔”，又叫“大理三塔”，这三座塔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风光明媚，是大理古城的标志；杭州西湖边南屏山顶的雷峰塔则是以《白蛇传》的神话故事为背景，传说中善良的白蛇娘娘就曾被镇压在这座塔下。明嘉靖年间，倭寇侵入杭州，雷峰塔被纵火烧毁，只剩下残破的砖塔心，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形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
公元7世纪后半叶，佛教建筑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经幢。经幢是在八角形石柱上刻经文（陀罗尼经），用以弘扬佛法的纪念性建筑物。奉弥勒佛为主的佛殿前仅建一个，而奉阿弥陀或药师的则以两个或四个经幢立于殿前。它始见于唐代，经五代到北宋发展到最高峰，现存的经幢中以河北赵县的北宋经幢最具代表性。
赵县经幢分为三段。基座为一层约六米见方的扁平须弥座加上两层八角形的须弥座，周围雕刻了火焰门、佛像、伎乐、莲瓣、经变故事等；幢身包括宝山、仰莲、刻经文的八角形幢柱和有缨络垂帐的宝盖等；宝顶则有佛龛、蟠龙雕、仰莲、覆钵和宝珠。这个经幢比例匀称、雕刻华丽，是极为罕见的石刻精品。
石窟
中国的石窟源自印度的石窟寺，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融合，沿路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遗产，到魏晋至唐这一阶段进入鼎盛时期。早期的石窟大体上是沿着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路线分布的，这也是汉代通西域的路线，由西向东进入河西走廊，再流传到中原及南方地区，和著名的“丝绸之路”的走向非常类似。
这些石窟不仅记录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史，石窟中的大量壁画和彩塑还反映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艺术与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国最著名的“三大石窟”有：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和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四川大足石窟、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等，其中以莫高窟为主体的敦煌石窟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也最完好。
甘肃敦煌地处丝路南北两路的汇合点，当年曾是一座繁华的都会，贸易兴盛，寺院遍布。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相传前秦建元二年（366）僧人乐樽见到这里的山上金光闪闪似有千佛，于是就在山崖上开凿了第一个洞龛。从十六国（304—439）到元朝，莫高窟的开凿一直沿续了十个朝代，到今天崖面几乎布满石窟，长长的栈道将大大小小的石窟曲折相连，洞窟的四壁尽是与佛教有关的壁画和彩塑。
莫高窟是建于唐宋时期的窟檐建筑，这些窟檐都模仿中国木结构建筑形式，刻出柱、枋、斗拱、檐口、瓦垅、屋脊和鸱尾，反映了中国石窟民族化的过程。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反映了中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场景。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早期佛像仍可看出西域艺术的影响，人物的长相及服饰都带有印度、波斯风格；到北魏后，人像体形有了明显变化，服装也更加中式；唐代是发展的高潮，这时期的佛像变得丰满而生动，装饰纹样也同样有明显的变化，早期外来的火焰纹、卷草纹，逐渐与中国传统装饰中如行云流水般飘逸的云气纹和水纹、富丽堂皇的植物花卉图案结合起来，创造出了特有的华丽的卷草纹样。壁画中所绘大量的城池、宫殿、亭台、楼阁、寺塔、桥梁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五台山的唐代佛光寺大殿就是梁思成夫妇根据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而发现的。
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飞天，是佛教中称为“香音之神”的能奏乐、善飞舞、满身异香的美丽菩萨。她既不像希腊神话中带有翅膀的天使，也不像古代印度传说里腾云驾雾的天女，中国古代艺术家用纤长的飘带使她们优美轻盈的身体漫天飞舞、气韵生动。提起敦煌，人们就会想到神奇的飞天。
石窟造像越来越大，逐渐从窟内发展到了窟外，到唐朝出现了中国最大的石佛像——四川乐山大佛。大佛以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的天然岩石雕成，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坐像，从唐开元初年（713）开凿，历时90年始告完成。佛像高71米，肩宽24米，耳长7米，耳内可并立二人，脚背宽8．5米，可站立百余人，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之称，目前是世界最高的大佛。道教建筑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起源于民间巫教和神仙方术。从殷商时期的敬天法祖，战国时期的方士丹药，秦汉时期“老庄”（老子和庄子）思想与巫术等结合起来形成的所谓“黄老”学说，到东汉张道陵（即张天师）创立“五斗米道”，道教才最终形成。道教奉老子为教主，借用老子的哲学思想，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
上海城隍庙由于道教发源于民间，最早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山区，因此那时的道教建筑只有洞、石室、静室、大堂、山居、草堂、义舍等民居房屋，对修炼和居住环境的要求也相对简单，只是尽量希望“远离尘境，栖寓缥缈”而已。
魏晋时期，为了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道教借鉴儒家和佛教思想进行改革，逐步完善道教的教礼教义，提出了新的理论：道教徒应以忠孝仁义为本，炼丹服药，延年长生。从此，道教体现了历代帝王对人民进行精神统治的需求，得到统治者的欢迎，由原始的民间宗教向系统的官方道教发展。为了便于与皇权结合，道教建筑开始出现在平原和城市中，原本是宫廷建筑的“宫”和“观”也成为道教建筑的名称。
唐朝奉老子李耳为先祖，封尊号为“太上玄元皇帝”，俗称“太上老君”，成为与佛教的释迦牟尼同等地位的天神。宋朝更重道教，宋真宗（998—1022年在位）时，各主要祠庙都是道观。金大定七年（1167），王重阳创全真教派，他的徒弟丘处机得成吉思汗（1162—1227）礼遇，道教建筑遍布全国，盛极一时。明清以后，道教才由盛转衰。
两千年来的道教建筑，建于山上的占绝对多数。这点看起来与佛教建筑很相似，然而道教建筑产生这种取向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基础。
首先，在道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基本思想的影响下，崇尚自然、顺应自然与回归自然成为道教在建筑上的必然追求，建筑要取山林野趣，结合山势，适应环境，同时选址上又要符合阴阳五行和八卦的规律，融于山水之间，这样才能达到技术、艺术与自然的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进而获得长生。
其次，道士的修行将“得道成仙”作为最终的目标，而这些山被人为赋予了“仙境”的内涵。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神话传说，道教认为这些传说中神仙的住处除了在遥不可及的茫茫大海中、九天云霄外，就是人迹罕至的名山中的“洞天福地”了。“洞”即“通”，指可以通达上天；“福”指祥瑞，表示在该处修道可以得道成仙。于是道教将真实的地理位置与这些“洞天福地”相对应，界定了道教建筑的位置和环境。
另外还有修练气功和带有神秘性的炼丹的需要，道家要求这类场所必须环境幽静、神秘，山林中正好符合这种要求。在道教观念中，炼丹是神圣的，丹房是不可侵犯的，这对宫观建筑的选址和平面布局也形成了很重要的影响。
部分道教宫观地处山巅绝顶，取其高高在上，居高而近天之意，殿宇融于天际，有超尘脱俗之感，一派仙境气氛。也有大量的宫观选址于山麓、山坳的台地、坡地，背山面水，负阴抱阳，这是出于传统风水学说上的考虑，这样的地形有利于对“气”进行疏导、汇聚和回收，是建筑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结合。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道教建筑一般都出现在名山圣地，如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山东崂山等。由于道教相信神仙喜欢居楼，可以靠近天宫，所以宫观中往往建造迎候仙人的“观”，即神居，是极高显的楼，成为其建筑特点之一。
老子提倡物欲、贵俭，这种思想在山地宫观的建筑形制与选材上得以充分体现。虽然道教成为官方宗教之后，道士们居住的不再是真的石洞、草庐，而是形象生动、环境优美的殿宇府院，但建筑材料基本上都是当地出产，不铺张，不奢华，建筑也并不以官式建筑为独尊，也常采用纯朴的民居做法，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道教是一种多神教，以“太上为祖，释家为宗，夫子为科牌”，兼容并蓄，使得儒、释、道之圣共尊于道教建筑之中。由于道教各派所信仰的神仙过于纷繁复杂，为了便于道教的传播，道教效仿佛教的“三身”说，把各派的最高神糅合在一起组成“三清”。因此，所有道教建筑中三清殿的地位都最为重要，成为道观中的主殿。此外，道教还效法儒家的宗法等级制度，将其他神仙划定等级，分出尊卑，奉祀他们的建筑也随之有了等级之分，并影响到了道观的平面布局。
奉祀道教尊神的宫观是典型的宫观建筑。道教真正供奉的是祖师，而祖师中地位最高的是老子，所以道教宫观中供奉祖师的三清殿是主殿、止殿，老子的神主位被供奉在正殿中央；除三清殿外，还多处设有祖师殿、老君殿（阁）专门奉祀老子。此外还有玉皇楼（殿）、圣母殿、斗姥殿、真武宫（奉玄武神）、三官殿（奉大官、地官、水官）等，他们都享有较高的等级，它们与三清殿往往都居于主轴线上。
现存道教宫观大部分为明清时重建，早期遗物很少。原在山西永济县后迁至芮城的永乐宫始建于唐代，元中统三年（1262）重建，现存有中轴线上的山门、无极之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等主要建筑。永乐宫是目前中国现存最早的道教宫观，较完整地保留了元代建筑的风貌；晋城府城村玉皇庙，也尚存一部分宋元建筑，其中28尊塑像，造型生动，技法纯熟，是元代泥塑的精品；苏州城内玄妙观大殿，北宋创建，南宋淳熙六年（1179）重建，面阔9间，进深6间，重檐九脊顶，规模巨大，从中可见宋代道观的一般规模；湖北武当山古建筑群始建于唐代，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形成了9宫、9观、72岩庙、36庵堂的大型建筑群，建筑主体以宫观为核心，主要宫观建筑在山间盆地或台地上，自成体系，岩庙占峰踞险，在建筑艺术、建筑美学上达到了极为完美的境界，有着丰富的中国古代文化和科技内涵，1994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四川青城山宫观建筑群始于晋，盛于唐，现存11处道教宫观，自然、古老和悠久，具有中国道教文化风格和川西民俗特色，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明清遗留的道观较多，如北京白云观，江西贵溪县龙虎山正一观，陕西周至县楼台观，四川成都青羊宫等，都很著名。
伊斯兰教建筑
自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为满足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需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建造了许多伊斯兰教建筑。由于长期融入中国社会生活，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貌，与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教建筑产生很大的区别，更多的是与中国地方、民族相结合的混合式样。
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称为“玛斯基德”，是朝向圣地麦加方向的礼拜场所，选址的自由度很大，不受城乡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伊斯兰教对洁净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修建清真寺必须选择清洁干爽的地方。
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分布在全国内地各省区市的回族清真寺和教长墓，基本上是汉族建筑依伊斯兰教宗教活动需要改造而成；另一类是盛行于新疆地区带有浓郁维吾尔族风格的清真寺和陵墓（麻扎），这类伊斯兰教建筑接近中亚文化传统，建筑和装饰风格较为独特。
内地回族清真寺
伊斯兰教在唐贞观年间（627—649）传入中国，那时海上贸易空前发展，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的穆斯林商人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驱，他们在沿海一带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伊斯兰文化的痕迹，其中以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凤凰寺、扬州仙鹤寺等最为著名。
早期内地的回族清真寺直接采用或深受中亚建筑的影响，如福建泉州的圣友寺，用灰绿色砂石砌筑高大的穹窿顶尖拱门，礼拜殿横向布置，窗户无装饰，内部有尖拱型壁龛，用阿拉伯文的铭刻等，风格与中亚建筑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