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建筑
文庙
春秋时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综合鲁、周、宋、杞等国的思想、文献，整理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提出了以礼治国的观点，并把礼治思想进一步制度化和仪式化，创始了儒家学派。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为了利用儒家的礼制思想禁锢人民，巩固封建统治，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皇帝都将孔子奉为圣人，十分尊崇。
孔子死后第二年（前478），鲁哀公就把他生前在故乡山东曲阜的住处立为庙，“岁时奉祀”，那时仅有“庙屋三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第一次用祭天的盛大仪式来祭祀孔子。随着对孔子的不断加封，曲阜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宏大。从东汉到清代，先后经过15次大修，其间中小规模的修葺更是不可胜数，到今天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群，其规模形制甚至可以与皇家宫殿相比，是坛庙类建筑中一个很特殊的实例。
曲阜的孔庙与孔府、孔林，统称“三孔”。孔府是孔子世袭“衍圣公”的嫡裔子孙居住的地方，是明、清帝王宫室之外中国现存最大的府第。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
今日孔庙的规模最终成形于清雍正年间。整个孔庙总平面狭长，南北约长600米，东西宽仅140余米。庙内共有九进院落，以南北方向为轴，分左、中、右三路，有殿、堂、坛、阁400多间，门坊54座，“御碑亭”13座。
山东曲阜孔庙全景孔庙的前三进为引导部分，在入口前有表示孔子人格高尚和学问渊博的“万仞宫墙”照壁、金声玉振石坊及石桥，然后是棂星门、圣时门、弘道门，这三道门划分出大小不同的院落，在总长近300米的空间中遍植松柏，浓荫蔽日，形成庄严肃穆的前奏。过大中门、同文门，便是高高的奎文阁，也就是孔庙的藏书楼。
奎文阁后排列着金代至清代建造的13座御碑亭，然后就是大成门，暗示孔子的学说是“集古圣先贤之大成”。大成门内的广场中间有一座方形重檐十字脊的亭子，周围环植杏树，称为杏坛，此处原为孔子故居讲堂旧址。《庄子·渔父》中说：“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这里最能代表孔子授学课徒的诗书氛围。
杏坛之后就是孔庙的主要建筑——大成殿、寝殿和圣迹殿。大成殿原名文宣王殿，坐落在两层汉白玉台基上，面阔九间，重檐歇山顶上覆盖着黄色琉璃瓦，正面一列十根石柱雕有透空盘龙。殿内悬挂有清代数位皇帝亲自拜诣孔庙时手书的匾额。殿前有宽阔的月台，为行释奠礼时奉祀官员、奉祀生、乐舞者等的站立之处，举行大典时月台和庭院内能容纳千余人。孔庙行释奠礼时所使用的乐舞为八佾（即舞者8列每列8人，共64人），属帝王规制。
大成殿后的寝殿供奉着孔子神位；最后为圣迹殿，殿内陈列着描述孔子一生事迹的120幅圣迹图石刻画。大成殿东西两侧还有金丝堂、启圣殿、诗礼堂、崇圣祠、家庙等建筑。
除曲阜孔庙外，唐初设立文庙之制，全国各地也开始广建文庙。随着儒学的主导地位愈显突出，为弘扬孔子兴学的功绩，除京师立文庙以外，各省、府、县级设立府学县学，在习文的学宫之外也须建立文庙，作为向孔子行礼习仪的场所，因而孔庙同时也是官学和教化礼仪的中心。京师孔庙即太学（国家培育儒生的最高学府），创造性地设圆形辟雍（也叫明堂，是古代中国皇帝讲学的场所），象征教化圆满无缺；地方孔庙前则只设半圆形水池，名泮池，象征它们只是辟雍的一半。
地方上的文庙都是以曲阜孔庙为典范建造，大部分是左庙右学的布局，曲阜孔庙的若干形制如“万仞宫墙”照壁、棂星门、“金声玉振”牌坊、大成殿以及舞乐使用的月台等都被继承了下来，只是尺度有所不同，或带有某些地方特色。如云南建水文庙巨大的泮池和雕饰丰富的隔扇门最具特色；苏州文庙中有许多著名的碑刻；四川资中文庙以其精美的透雕大照壁闻名；而天津由于府县两级文庙均设于此，形成了两庙并列的布局，是文庙建筑中的特例。
经历代对孔子的神化，尊孔活动不断升级，各地文庙成为当地的重要建筑，学宫反而成为它们的附属建筑。山东曲阜孔庙与各地的文庙一起构成了全国性的孔庙系统，甚至随着儒学的传播影响到了周边国家，如日本包括东京在内的许多城市也建有孔庙。
书院建筑
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中叶，是在官学系统之外，在传统私学的基础上，由社会集资创建的一种教育体制。它拥有自己的讲学、藏书、供祀制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中国古代很早就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而佛、道两种宗教传播较广，影响较深，也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利用，因此形成了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传统文化特色。在儒、释、道三者既斗争又融合的过程中，大约在北宋（960—1127），为了与兴盛的佛教道教相抗衡，儒家吸取了佛教禅宗的精神来充实儒学的哲学理论，产生了新儒学——理学，并形成了儒家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辩、切磋、交流。书院适应了这一形势的需要，成为理学的诞生摇篮和发展基地。南宋的“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丽泽、象山）的主持人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分别代表了湖湘学、闽学、婺学、象山学等理学学派。
明代书院的发展十分曲折。到王（王阳明）学、湛（湛若水）学兴起，他们大力发展书院，书院建筑有了短暂的繁荣。与此同时，又有泰山、东林等学派力纠王学的偏颇之处，尤其是东林学派，他们议论时政，参与政治斗争，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书院几经起落，至清末，最终被近代官办学堂取代，成为以后学校的基础，书院制度正式结束。
书院向来都是文人聚居讲学之地，多由名士主持建设，因此书院建筑更多地反映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方式、生活情趣和审美观点。传统思想中“天人合一”是最高境界，也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书院的建设重视环境的选择，倡导结合自然条件因地制宜，或突出沿纵轴线的空间变化，或多轴并列横向拓展，建筑布局也更为灵活自由。同时，理学家多受佛道影响，讲究心性修养、超然物外，追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境界，常常把书院建在山清水秀的旅游胜地。
书院建筑反映出“礼乐相成”的思想，它们受到传统礼制思想的约束，大多中轴线对称、布局规整；同时运用庭院尺寸、园林空间、走廊敞厅等疏密有致的变化，建筑随地形高低错落，反映出人与建筑、人与自然之间“乐”的和谐。讲学的讲堂是中轴线上的主要场所，一般三至五间，布置在书院的中心。堂前有宽敞的庭院，一方面突出其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可扩大空间。藏书楼是书院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是二至三层的楼阁，处于书院后部或另成院落，环境幽静。祭祀用的殿堂或祠堂供奉的多为学派宗师、著名山长（院长），也有地方先贤，少数书院还另设孔庙与书院并列。主要建筑之外，还有山长居住的小院，以及学生住宿的斋舍，另外还多辟有山池园林；后期受官学影响，有的书院加设监院、讲武堂、射圃、考棚等。
中国古代文人通常反对土木之奢，提倡简朴之风。书院建筑吸取各地民间建筑的特点和做法，追求朴实自然之美，尺度符合人们生活的需求，且不施雕琢，色彩淡雅，自然含蓄，与官式建筑（如宫殿）的雄伟壮丽截然相反。深刻的文化内涵是它们独有的艺术特点，刻碑立石、书写匾额等方式更彰显了书院建筑典雅的意境。至今，中国还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五峰书院、东林书院等数十座书院建筑群。
佛教建筑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通向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丝绸之路”。公元前后，起源于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这条贯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丝路传入中国，受到广大百姓的信奉，并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与扶持。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1）佛教的传播达到高峰，当时的梁武帝（502—549年在位）把佛教作为国教，大兴寺庙，唐代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段史实的写照。唐朝是佛教发展的另一个盛期，不仅中国佛教自身得到发展，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和越南。元代统治者提倡喇嘛教，因此又出现了许多喇嘛教寺院。
今天，人们把流行于以汉族为主的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佛教称为汉传佛教。由印度与尼泊尔直接传入西藏的密宗佛教被称为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主要分布在西藏、甘肃、青海以及内蒙古一带，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在云南西双版纳等地还有少量的南传小乘佛教，建筑形式与汉族地区的传统佛寺大相径庭。
万佛顶云海俗谚说“天下名山僧占多”，那是由于佛教的诵经修行需要远离尘嚣，打坐静思，幽静的山林正是理想环境，所以大多数佛教寺院都处于山岳丛林之中。这些寺庙或择址于山脚，或镶嵌在山腰，或雄踞于山顶，或依山而造，或跨水而建，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同时憎人们还创造出“佛光”、“听法石”等富有宗教意义的景点。山因佛寺而扬名，寺因居山而兴盛。山西五台山、四川峨嵋山、浙江普陀山和安徽九华山，声誉日隆，成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在古代中国，君权向来高于神权，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寺的不断增多，僧尼特权的扩大，危及到了朝廷的利益，在北魏太武帝（423—452年在位）、北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和唐武宗（841—846年在位）时期曾先后发生过“灭佛”事件。不过这种较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在历史上只占很短时间，过后佛教仍然得到发展。佛教建筑在中国延续了将近2000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建筑类型之一，其中最常见的有佛寺、塔幢和石窟。
佛寺
佛寺是中国宗教建筑的主要类型，是供奉佛像、举行佛教礼仪、居住僧侣的地方。
相传在东汉永平七年（64），汉明帝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大臣傅毅说：“西方有神，名日佛。”于是汉明帝派遣郎中蔡愔、中郎将秦景等人前往西方天竺（即印度）求法，他们邀请到了两位高僧伽叶摩腾和竺法兰，并带着佛经、佛像回到洛阳。开始让两位高僧住在专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里，第二年为他们修建了住所，仍称“寺”，由于驮经来中国的是白马，因而取名为“白马寺”。从此，原本为中国古代官署之名的“寺”逐渐成为佛教建筑的专称。白马寺开中国佛教寺庙之先河，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
当时佛教迅速传播而缺少专门的佛寺，许多官吏、富商将自己的住宅奉献出来作寺院，称为“舍宅为寺”，通常“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由于佛教的特征之一是轻物质重精神，所谓“四大皆空”，因此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建筑形式很快就和佛教寺院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佛寺的基本形式。
佛寺最初仍按照印度的式样，以佛塔为中心，或采取“前塔后殿”的布置方式。随着佛寺的中国化建设，佛塔逐渐退居后面或一侧，殿堂成为全寺的中心。现存中国最早的两座木构建筑都是佛殿，即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它们斗拱硕大，出檐深远，屋面平缓，装饰简洁，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
定型后的中国佛寺继承了中国原有的建筑形式，采用对称式布局，沿中轴线布置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两边布置供香客、僧人居住的生活用房。以保存至今较为完整的一组宋代佛寺建筑群——河北正定隆兴寺为例。它的山门对面有照壁，门前有石桥及牌坊，进门左右原为对称的钟鼓楼，正面的大觉六师殿仅留遗址。再往后是东西配殿和摩尼殿，殿后有戒坛，戒坛后两边相对而立的是慈氏阁和转轮藏殿。在东西碑亭之后就是高大的佛香阁（又称大悲阁），内有高24米的千手千眼铜观音。最后是弥陀殿，方丈及僧舍都在佛香阁东面。由于建筑体量大小、形态，以及院落空间都富于变化，轴线虽长却丝毫不觉呆板。
始建于北魏后期的山西浑源“悬空寺”是一座非常特别的佛寺，它是一组由多座悬挂在北岳恒山陡峭岩壁上的殿堂所组成的寺庙建筑群。这些殿堂的重量完全靠在石崖上凿出石洞，然后插入木柱来吏撑，殿堂之间再以栈道相连接，宛如一座“空中楼阁”，蔚为壮观。悬空寺中供奉以佛教为主，兼有儒、道，是中国古代三教相互影响、交融，尤其是宋代“孔、老、释迦皆至圣”的“三教合流”思想的具体表现。
佛寺内建筑的名称往往来自供奉的主神及主要用途：供奉天王的天王殿，供奉佛与菩萨的大雄宝殿；诵经修行的法堂和经楼；安置舍利或法宝的舍利殿、转轮藏殿；日常生活和接待来客时使用的斋堂、寝堂、客堂等。
藏传佛教（喇嘛教）实行政教合一，特别讲求宗教礼仪，各种佛节几乎是西藏全民的盛大节日，因而大都规模浩大。藏传佛教结合西藏高原上多山的地理条件，多依山而建，与山岭融为一体；建筑上结合中原的木结构和当地的碉楼城堡，又吸收了尼泊尔寺庙的装饰特点，创造出富有藏地风貌的坚固雄伟、色彩鲜明浓烈的建筑风格。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唐朝文成公主进藏与松赞干布成婚，松赞干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经历年扩建，几乎占满全山，楼形即山势。全宫分为白宫、红宫、山下的“雪”和龙王潭四部分。白宫是达赖的宫殿，以及喇嘛诵经殿和僧官学校；红宫是历代达赖的灵塔殿和各类佛堂；“雪”部分是政府机构、作坊、马厩等；龙王潭为后花园。
在河北承德的避暑山庄外围现存八座喇嘛庙，人称“外八庙”。它们是清朝统治者为了团结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信奉喇嘛教的藏、蒙地区上层首领而建的，其中普陀宗乘之庙就是仿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佛寺则直接受到缅甸、泰国佛寺的影响，同时又结合了当地建筑的轻透灵巧的特点。建筑群布局灵活；屋顶不仅分层而且分段，充分突出中央部分；屋脊上还布满了各种装饰。
塔幢
塔是一种古老的佛教建筑物。古印度的塔最早是供养释迦牟尼“舍利”（佛身焚化后形成的颗粒）的“窣堵坡”（梵文stupa），作为佛的象征供信徒们膜拜。
塔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后，印度的“窣堵坡”很快就与中国的楼阁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楼阁式佛塔：楼阁在下，代表佛的“窣堵坡”高高在上，被供奉在塔的顶部，称作“塔刹”；而舍利及后来的佛经、佛像等宝物被珍而重之地收藏在塔下的地宫中。在楼阁式塔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密檐式塔、花塔、过街塔、塔门等形式。即便是直接来源于印度，受汉族楼阁影响较少的喇嘛塔、金刚宝座塔，以及云南傣族地区的缅式塔，其造型和细部装饰上也加上了不少中国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