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的史料价值不外乎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为历史人物的生平提供资料，二是为论史、证史提供论据。年谱记载人物生平较之一般传志详尽，如记仕历往往记其升沉过程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如记学行则详细记录谱主进学程序、用功标准、遗著佚作、师友渊源、生徒传授等等。至于湮没无闻的人，又因年谱钩稽资料而见知于世。所以年谱可以作“知人论世”之用，但在使用时必须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年谱的编纂大多出于子孙和门人友朋之手，这些人往往掺入个人感情成分，有溢美之辞，即使是时代相隔的后人，也多是因钦敬谱主其人其事其学，不能不有所偏私，因而容易不加以参证就给予论断。
年谱中有些资料可与其他记载相互印证与补订。它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如：
关于制度和政策：
《孙宗彝年谱》记江苏高邮地方按房征役的苦累状况是：“倾家丧命，年年有之，唯有献房于豪家或拆屋逃去，以避差役。”顺治十八年条记高邮地方按田、按丁征役的苛烦，而丁差尤苦的情状，可见清初徭役制的残民。
关于人民的反抗斗争：
《阿文成公年谱》（阿桂）、《沈端恪公年谱》（沈近思）、《德壮果公年谱》（德楞泰）、《忠武公年谱》（杨遇春）、《罗壮勇公年谱》（罗思举）、《弇山毕公年谱》（毕沅）、《韩桂舲手订年谱》（韩崶）等谱都记有与台湾朱一贵、林爽文起义、各少数民族起义、川楚教军大起义、天理教起义和棚民反抗等有关资料。有的年谱还有专题附录，如《独学老人年谱》（石韫玉）嘉庆八年条所附《教匪始末》记川楚教军事较详。
关于社会经济状况：
汪辉祖自撰《病榻梦痕录》记乾隆五十一年苏、皖、鲁等地的具体灾情是“流丐载道”“尸横道路”、死人“埋于土，辄被人刨发，刮肉而啖”。赵怀玉在《收庵居士自叙年谱》中记嘉庆十八年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旱灾的具体情状是“几至易于西食”“市中竟有以人肉为卖者”。这些都是谱主耳闻目见的实事，足以证明当时社会经济残破之甚了。
关于文化：
《纪晓岚先生年谱》《查他山先生年谱》《澄怀主人自订年谱》《雷塘庵主弟子记》等都较详细地记述了《四库全书》《佩文韵府》《续文献通考》《康熙字典》和《经籍纂诂》等书的纂辑过程。《吕留良年谱》《查他山先生年谱》《南山先生年谱》《张文倍公年谱》记清代吕留良、查嗣庭、戴名世、胡中藻等文字狱案始末颇详，都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
关于重大历史事件：
《李文襄公年谱》《平南王元功垂范》《范忠贞公年谱》等书都记有“三藩事件”资料；《梦庵居士自编年谱》《葛壮节公年谱》《稀龄追忆录》等书记有鸦片战争史事。
这类年谱中虽有如上述各例可供参证的史料，但也必须注意到其中有许多年谱或出于自订，或出于子孙及友生之手，不免有夸大炫耀的成分，有的年谱甚至还为谱主污行曲加讳辩；有的年谱摘引奏疏、著作量较大，如原引资料尚存世流传，则仅便于集中翻检，而史料价值相对减低。
有些年谱所记资料为他书所不及，有助于补阙解疑，择要举例：
《赵客亭先生年谱记略》
谱主赵于京，清初顺康时人，历任山东、陕西、河南府州县官。门人吕元亮为之撰谱，其康熙十八年记河南卢氏棚民反抗斗争事甚详。南方棚民反抗，清人著作多有论及，但河南棚民反抗事迹尚不多见。
《冯旭林先生年谱》
谱主冯春晖，清嘉道时历任山东府州县官。此谱道光三年条记山东临清马进忠起义事甚详。此次起义虽为时不过三个月，但声势遍及河北、山东，立“天心顺”年号，设大将军、军师、尚书等官职，最后失败，遭到残害者有五百余人，一般著述尚不经见。
《文文忠公自订年谱》
咸丰时顽固派代表人物文祥自撰。咸丰三年二月条记太平军克复金陵后，北京“阅城钱铺于二月初同日关闭，……任京职者纷纷告假出都”。同年九月条又记太平军北伐至天津时，“内外城均设严防，京官甚有不待请假即仓皇出城者”。于此可见太平军声威之盛和京师震惊的具体情状，为其他记载所不及。
《乐农自订行年记事》
近代民族资本家荣德生自撰，这是一部民族资本家的发家史，记荣家由经营钱庄，进而经营面粉、制米、纱厂各种企业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高利贷者如何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具体过程。
《鹤闲草堂主人自述苦状》
这是嘉道时人王清瑞的自谱，附刊于《华亭王氏族谱》中，因此末被人注意。此谱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条下自注说：“余辑《溃痈流毒》一书。”谱后姚春本一诗中也说：“君辑《溃痈流毒》一书，详载英夷反复事。”此记载可解决一直不知《溃痈流毒》一书作者为谁的疑问。
上述数例可证年谱中确有有价值的史料，但可惜这类年谱的数量较少，即在谱中也须细加翻检方能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