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的编撰，有以下几个过程：
确定主旨
编纂年谱首先应该确定主旨，就是确定编纂的主要内容。过去有些年谱的编者曾自述其编纂主旨是：编写谱主生平、治学修身的发展过程及其成就，并兼述谱主家世、师承等内容。这自然是指撰述学者年谱而言，也就是说学者年谱应以学行为主旨。有的人更具体规定学者年谱的内容主旨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学的次第，用功的标准；二是概述遗著散失情况；三是记录师友生徒的事迹。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生平庸，没有什么学行功业可记，只能汇集这个人宦迹、家世等流水账而编成年谱，那还不如不写。
清代史学家杭世骏对年谱有较深研究，曾提出过编纂年谱时的主旨要求说：“必其德业崇阔，文章彪炳，始克足以当此，未有以草亡：木卒之人而可施之以编年纪月之法也。”必须以人物的重要事件为中心线索来贯穿全书。这就是所谓确立主旨，然后无论搜集资料，考辨选择，论述成谱都能有所依归而不致使年谱成为漫无边际的流水簿，否则，那就难以称为一部合格的年谱。
资料的搜集与考辨
年谱应以丰富资料为依据，所以一部比较完备的年谱多半都很注重搜集资料，如那彦成主持编纂的《阿文成公年谱》，虽篇幅过繁，但它大量收录重要的奏疏、谕旨确可补国史之不足。
大量资料基本集中后，重要的步骤在于考辨资料的真伪及其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使细枝末节也要考辨清楚，对各种疑点都严加考证和甄选，必将树立和增强年谱的可信性。
知人论世
年谱不仅叙列生平事迹，学术事功，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知人论世。过去许多学者在论述年谱的社会作用时都把“知人论世”的依据归之于年谱的编纂。年谱虽然不像写传记那样，对人物可用撰者的直接评论和按谱来“知人”，但它却是知人论世的一种好方法。它把人放在一定的“世”（社会的和历史的条件）内，使人在与“世”结合的叙事中寓于对人的论断。一个人通过年谱的知人论世往往获得始料未及的效果，如清代著名学者张穆撰《顾亭林先生年谱》后，并没有续编与顾亭林地位声望相等的黄宗羲年谱，反而编纂以考证见长而气节远不如顾、黄的阎若璩，因而遭到别人的非议，认为张穆所撰年谱影响很坏，失去了年谱知人论世的作用。
附录
年谱资料的收集范围较广，因此有些资料内容大同小异，有些用在谱文中比较累赘，有些只能作旁证材料，有些则涉及谱主的逸闻琐事，一时难以全部选录入谱，但丢弃它又很可惜。因此常在年谱编纂体例中增入附录一体，用来保存资料。前人曾经使用过这种体例，如苏惇元编的《张杨园（履祥）先生年谱》后就附录《编年诗文目》《末列年谱书目》《节录诸家评论》《谒墓记》等，将未能入谱的资料得到保存。又如清乾嘉学者郝懿行夫妇均为学者，近代许维遹编《郝兰皋夫妇年谱》，并于谱后附录《郝兰皋先生著述考》《王安人瑞玉著述考》《郝康仲先生著书目》等多种，为研究郝氏家族的学术成就提供了备考资料。
年谱数量较多，翻检查阅很烦难，一旦需要，从浩如烟海的书海中去搜求实为不易，为了便于检索年谱，可以利用一些查检年谱的工具书：
《年谱考略》梁廷灿编
原载于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三卷第一至五号。这是最早成书的一部年谱专目，共收年谱四百余种，每谱列谱主姓名、别号、谥号、籍贯及生卒年，并特有附、按。
《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综录》汪訚编
原载于1929—1931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第二至四年刊。这是年谱馆藏目录之始，共收年谱近五百种，著录谱主、编者、异名及版本等。
《共读楼所藏年谱目》陈乃乾编
1935—1936年人文月刊六卷七期至七卷二期，另有油印单行本。这是私人收藏年谱的专目，按年谱编者分类，类下按谱主时代排序，共收录年谱五百余种。
《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李士涛编
194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谱收谱主964人，年谱1108部，其中包括一人多谱者。
《上海图书馆馆藏年谱目》上海图书馆编
1957年油印本。此谱专收单行本、丛书本和专集附刊本，收期刊中所载年谱。共收谱六百八十余种。
《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杭州大学图书馆资料组编
1962年铅印本。此谱所收不限馆藏，除著录所见年谱外，尚转著其他目录书中所见年谱目，共收1840种。
《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杨殿珣编
1980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谱凡编者经眼之谱编为《年谱总目》，仅见于著录有待访求者编为《待访年谱简目》，末附《谱主姓名别名索引》。共收谱主1829人，年谱3015种，以谱主生年排序。
《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来新夏编著
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分六卷，前五卷收自明清之际至生于清而卒于辛亥以后的人物共八百余种，每种年谱写一篇书录，其一人多谱者，仅略去谱主事略部分。此谱书录著谱名（包含异名）、撰者、刊本、著录情况、谱主事略、史料、编谱情况。其史料著录部分最有裨于证史论史。第六卷附录有两部分，一是《知而未见录》，著录见于其他书目或著述而尚未获见者；二是索引，分为谱主索引与谱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