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利英同学落榜以后经常来我家玩，傍晚我俩一起散步谈心。每当我们回味那学生生活和我俩点点滴滴的趣事时，心里才会忘记那些苦恼的事情。
她家住的地方属我们同一个办事处，我俩在街道上都属“社会青年”。由于过苦日子而休学的、因病退学的，家庭生活困难读不起书的，考不上学校的等等都属“社会青年”。这些人大多数闲在家里，也有些人在外面做临时工；如代课、当保育员，挑土方搞基建，在基建工地上做小工的。
家庭困境早就不能允许我在家待业了。好心的姨妈，每天给我1角钱，要我去烈士公园散心，8分钱可以吃上一碗光头粉，早晨我从家里走路到烈士公园，一个人躲在树林里看书，写日记，有时在公园独自散步，思考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一眨眼又过去了半个月。
父亲为我的前途而担忧，他们只能为我叹息，没有任何能力来帮助和支援我。父亲为了这个家和我们兄弟姐妹，吃苦受累，苦苦支撑这个家，实在不容易。过去，我怨恨家庭拖累了我，后来也慢慢想通了，我再不怨恨他们了。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让他够难受了，在社会上，在单位上他得时刻夹着尾巴做人，他的工作比别人累，上班时间比别人长，工资比别人低，别人能进级加薪，可是他每月40元的标准永不松动。别人有奖金，他不能参加评奖。因为1958年起，父亲带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法院判处他单位管制改造一年半。幸好，父亲这个人老实，在单位上只知道死干，拼命地工作，尽管如此，可领导和群众对他当然是另眼看待！他的历史问题被划为敌我矛盾。只要运动一来，他就是在数罪难逃，是老“运动员”，是专政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