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今日所当讲求，尤在用人一端。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今天应当讲完的尤其是在用人。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之途，也有考察的方法。人才是锻炼出来的，不要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原文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选。”《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通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通过努力来获取。”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知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会天天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花一分功夫，你要花上百分，别人花十分功夫，你要花上千分”的话，就是要人多努力付出。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拯救社会的才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证，再向那些过来之人学习，苦苦思索以求贯通，并亲身去实践，以验证其效果，不断努力，那么就可以慢慢通达识变，才识就逐渐地培养起来了。才识若是能有益于社会，怎么还会担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呢？
※详解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陶冶而成的主张，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培养和陶冶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和关于派遣出国留学人员之事。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没得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住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
“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练，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加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顿地说：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人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监’，也许你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帅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戡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产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着着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当时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半，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从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
另外，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曾国藩还在一折奏稿中，疏议大清每年选派十三四岁至二十岁的人三十名到美国等两方国家留学，十五年后学成回国，目的是使西方擅长的技术，中国人能够掌握，之后就可以渐渐谋图自强。留学生去前要考试，往读期间不准加入外国籍，逗留国外，或者私自另谋职业，学成后听候派用，委以重任。以二十年计算，约需库银一百二十万两。留学一事，虽是丁汝昌动议，李鸿章也多次来信与曾国藩商议，但他们两人都不及曾国藩德高望重，所以真正促成留学一事的人应该说是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