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家中10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长得特别矮小，体质弱，长期在微弱的灯光下看书，眼睛也近视了。邻居说：“你活不到20岁。”可是，他竟活到83岁，而且，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他便是1850年1月6日，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出生于德国柏林一个穷苦的犹太工人家庭里。
他的父亲雅科布·伯恿斯坦原是一个在行会中受过训练的白铁匠，后来在安哈特铁路上当了火车司机。他的母亲也是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伯恩斯坦的双亲都是虔诚的犹太新教教徒。伯父阿隆·伯恩斯坦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柏林第一张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报纸——《选举报》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柏林国民报》的创办人，同时，他是这两份报纸的社论撰稿人，阿隆得过博士学位，在社会上颇有声名。伯恩斯坦很崇拜自己的伯父。
由于身体不好，个头不高，伯恩斯坦在少年时就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产生了自卑感，以至于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失去任何进取心，直到成年仍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过着懒散的生活。
伯恩斯坦最初进的是柏林的一所七年制私立小学，毕业后升入九年制的完全文科中学读书。伯恩斯坦的中小学学习还算一帆风顺。异常好的记忆力，使他学习不怎么卖力。懒散过日子的心态，使各方面都进取不大。身体弱小，使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受到限制。不过，他却常常表现出喜欢“离经叛道”的特点。他是犹太人，可以不上讲解基督教教义的宗教课，但他却醉心于这种宗教课，并且常常偷偷地到基督教堂去作礼拜。他熟读《圣经》，而且还强烈地爱上了其中的许多人物。在伯父的熏陶和社会上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伯恩斯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他赞成普鲁士的统一，和朋友们私下议论君主暴政的罪恶性，悄声唱着《德意志高于一切》等被专制当局禁止的歌曲。他崇信康德的哲学，被康德哲学的民主要求和深邃的思想所吸引。他说过：“康德这位品德高尚的同乡唤起了我的兴趣，他一直吸引着我”。
1866年，16岁的伯恩斯坦中学辍业，经舅父的介绍来到古滕克兄弟银行当了学徒，四年学徒期满后，做了设在柏林的魏玛银行支行的文书。1871年，他又转作了路特希尔银行的文书。长期的银行工作，使他精通了金融业务，看到交易所的黑暗内幕，增强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了解，同时也使他沾染了商人习气和庸俗作风。他习惯了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很少关心，正如他在其自传体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所说，他对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很少知道”。
但是，伯恩斯坦骨子里就有一种叛道离经的倾向，他总是倾向于同当局对着干。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受到俾斯麦政府的迫害。基于同情之心，伯恩斯坦开始靠近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该党所组织的一些活动。1872年4月，他正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伯恩斯坦是带着仇恨封建制度的民主主义激情和对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同情心，走进工人运动中来的。
在伯恩斯坦心中，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所以，在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的爱森纳赫派与机会主义的拉萨尔派合并之前，他竭力主张与拉萨尔派妥协，抹煞拉萨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原则分岐，吹捧拉萨尔的《既得权利制度》一书“永远是最好的指南”。伯恩斯坦对活跃在柏林大学讲坛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杜林更是推崇备至。1872年秋，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一书出版了，这使得伯恩斯坦对杜林的兴趣大为增加。他认为：杜林的这本书坦率地表示信奉社会主义，杜林用来说教的那种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很中他的意，尤其是因为自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表发后，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还没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和目的提出任何概括性的表述，而正是杜林“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主义”。伯恩斯坦认为，《共产党宣言》本身仅仅包含一些概括性的论断，而这些论断已不能满足目前的要求了，而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教程》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应知道这本书。
杜林在自己的著作中辛辣地批评了马克思与拉萨尔，这并没有减弱伯恩斯坦对杜林的信仰，反而正合他离经叛道的胃口。他认为：一位果敢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而且力求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与形式来描述社会主义，这一事实比他与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分岐更为重要。
伯恿斯坦认为，杜林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主义。他说：让人们说这是折衷主义也罢，是别的什么也罢，我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杜林使我最称心的，是他对社会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
伯恩斯坦对杜林獗服得五体投地！然而，他自幼养成的习性使这种对杜林的“狂热”并没有保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