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场面使庇隆夫人仿佛成了救世主，也可能是作者有意藏贬于褒。但歌剧确实有许多讴歌庇隆夫人的情节。在衬幕上放映庇隆夫人在世时的生活特写镜头，如：她怎样救济穷人；她自己没有小孩，却真心喜欢和爱护别人的孩子等等。表现她的好，也表现她的坏。当她和庇隆结合以后，毫不留情地把庇隆原来的情人赶跑了。那位失意的女子，还象一个小姑娘，提着一只属于她的小箱子，好，无家可归了。歌剧作者写出庇隆夫人的妩媚，也写她的泼辣；写她关心人民，也写她私生活的奢侈和豪华。虽然歌剧用了不少夸张的手法，庇隆夫人这个角色仍然是真实可信的。
《阿根廷，不要哭我》反映这样一个题材，而且不回避真人真事，不怕有人来“对号入座”找麻烦。甚至还借用庇隆夫人的影响招徕观众。在歌剧进行当中，不时地插进一些庇隆夫人生前的照片和生活镜头。编导者故意真真假假，以假乱真。似乎就是要告诉观众：他们演的也都是真的。
无疑，这是一出严肃的正剧。但没有正面表现政治斗争、革命运动和重大的事件，连当时真实的政治背景也不反映。注意力始终放在庇隆夫人的私生活上，着重表现她的作为，她的性格。这不能不给观众这样一种印象：总统管人民，夫人管总统，原来当时阿根廷国家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饭桌上、卧室里，在总统和夫人嘻笑闹骂之中决定的。热闹一场，最后是什么呢？这个戏似乎含有一种悲剧的深沉的意味，又有闹剧的因素和喜剧的情节。有时含蓄隽永，有时热热闹闹，有时讽剌挖苦。
全剧3个主要人物：庇隆夫人、庇隆，这两个角色是实有其人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完全是用象征性的手法虚构的一个“格瓦拉”式的人物。他衣着肮脏破旧，歪戴帽子，斜叼雪茄，象个战士，又象个流浪汉。编导者用这样一个人物代表革命和人民。他的命运和剧情的进展交织在一起。同时他又象个“故事员”一样把全剧贯穿起来，剧情该跳跃，矛盾该转折的时候，让他进行衔接。每一场都少不了他，他经常出现在台口或台角，朗颂或演唱。不知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想起了“格瓦拉”，他代表革命力量，时而支持庇隆的改革，时而又威胁庇隆政权。其实他不是“格瓦拉”。也许编导者故意要这种效果，似是而非，在象与不象之间，叫观众去猜测，去联想。
应该着重提一笔的是百老汇歌剧院的演员，一个顶一个，能唱能舞。饰演庇隆夫人的女演员并不十分漂亮，但放得开，挥洒自如。该庄重则庄重，当妖媚就妖媚，把一个不失善良又工于心计，精明练达又会装腔作势，温文尔雅又放荡风骚的性格复杂女人演活了。她的嗓子稍稍有一点沙哑，歌剧刚开始的时候我有点奇怪，怎么挑选这样一个嗓音条件不太好的人，扮演唱工这么重的角色？第一场唱下来，观众完全放心了。她的略有沙哑的嗓子却有一种特殊的韵味，能高能低，音域宽广，越到高亢处，反而不沙哑了。尤其到后来，庇隆夫人身染重病，有大段大段愁肠百结的唱词，演员的声音越发显得真切动人，催人泪下。
演员们的相貌都极其普通。女演员不再是玫瑰花式的艳丽妇人；男演员不是“粉面小生”，也不是英俊的王子。都是平淡无奇的常人，甚至长相平庸，个别的还很丑陋。但大多数演员都演技出众，才情不凡。
这个戏里有一对陪衬演员，给我印象极深。男细是黑人，身材又高又痩，面目丑而不可憎。女的是印地安人，同男的一般高，一般痩，一般丑。两人总是一块出场，翩翩起舞，舞姿很美，几乎无情不可表达。他俩仿佛是歌剧中的一对精灵。他们扮演的角色在剧本里没有名姓，全剧从始到终没有他们一句单独的唱词。他们却经常出场，时而象幽魂般出现在舞台的一角，双双飞旋；时而围绕着庇隆夫人快乐的起舞，给剧情增加色彩，有时也叫人莫名其妙。
几天后，我们由华盛顿来到纽约。在纽约的百老汇剧场又看了百老汇歌剧院演出的另一出歌剧《安妮》。
在美国，一张歌剧票要比一张电影票贵五到十倍。看电影随时都可以买到票，有时电影院里只有几个观众。而看歌剧则要提前订票。我看的两场演出，剧场里都坐得满满的。据陪同我们的美国朋友讲，《安妮》上演六年多了，一直盛况不衰，场场满座。
《安妮》是个美国式的“全亮色”的作品，政府和资本家都很喜欢，广为宣传，去年拍成了电影。剧情是这样——30年代，在一所孤儿院里有一个聪明倔犟的小姑娘，她受不了冷酷无情的胖院长汉尼根太太的虐待，几次想逃跑。她曾半夜爬起来，想溜出孤儿院，也曾钻进垃圾袋里，被收垃圾的工人背出孤儿院。但一次次地又都被抓了回去。她宁愿在外边流浪，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回到孤儿院过那种安定的但倍受摧残的生活。有一次，她逃出的时间长一点，在流浪中和同样也无家可归的狗——桑迪交上了朋友，以后她不管到哪儿，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条狗。
圣诞节前夕，老光棍、亿万富翁沃伯克，叫很有贵妇人风度的秘书雷斯太太去孤儿院，挑选一个男孩来家过一个星期的豪华生活。格雷斯却看中了安妮。安妮的机灵活泼和大胆勇敢，博得了沃伯克和他的仆人们的宠爱，决定收养安妮。沃伯克为了帮助安妮找到生身父母，登了广告，谁是安妮的父母就可以领到一大笔赏金。于是冒认者络绎不绝，其中汉尼根太太勾结堂弟及其女友，伪造信物，几乎要把安妮连同赏金一块领走。多亏安妮的朋友知道内情，将真相告诉了沃伯克，才没有铸成大错。沃伯克带着安妮拜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罗斯福派联邦调查局帮助寻找安妮的父母，最后证实他们已死。沃伯克正式收养安妮为女儿，罗斯福总统坐在轮转椅里也前来祝贺……。
这样的故事并不新鲜，毫无引人之处。为什么歌剧《安妮》会取得如此成功呢？我想关键在那一台小演员身上。大的13岁，小的9岁，演得各有性格，自然流畅，表情真切，活泼生动，妙趣横生。他们的声音里还带着奶味，却能歌善舞，显得越发天真烂漫，可爱至极。观众用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鼓励他们。剧场里还经常爆发出一阵阵孩子们的哄笑声。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才看清，观众中孩子约占四分之一，许多大人都带着孩子来看戏。这也是《安妮》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雅俗共赏，大人孩子都可以看，就如同洛杉矶的迪斯尼游乐园，上座率自然就高了。
这些小演员是在成千上万的少年儿童中挑选出来的，又经过了专门的训练。六年多以前，在歌剧《安妮》中扮演孤儿的小演员们，引起了轰动，有的成了少年明星，经常是“电视上有影，广播里有声。”现在已经长大了，与角色的年龄不符合，只好“退休”或改行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台小演员都是新换上来的。一换演员，这个戏就又热闹一阵。电视上介绍，广告上登他们的大幅照片，吹演员就是吹这个戏，把小演员说得越神，对人们的吸引力就越大。老板需要明星，明星能够赚钱。
我的座位在第一排，临近乐池，不仅看到了台上的一出戏，还看到了台下的一出戏。歌剧团不能离开乐队，这个歌剧团的乐队只有9个人，很精干。乐队指挥兼弹电子琴，特别突出的是乐池的右角站着一位管打击乐的年轻姑娘，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管着木琴、大鼓小鼓等11件乐器。她好象是乐队里最忙的一个，放下这个，拾起那个，眼睛盯着指挥，精神高度集中，不敢有一秒钟的疏忽。站得时间太长了，有时想坐下歇歇退，屁股还没挨上凳子又赶忙跳起来。同伴们看她那股忙乎劲，有时冲她做个鬼脸，她却只有功夫挤挤眼。但有条不紊，从不出差错，而且表情快乐。她仿佛被自己奏出的音乐陶醉了。她本身就是一台戏。
美国的歌剧舞台，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我看得少，了解肤浅，文中难免没有疏漏，甚至是以偏盖全。请专家和读者批评。
文学上的小圏
我的房间在帝国饭店的16层，清晨起来，隔窗眺望纽约的街景，由于髙楼林立，看不见太阳东升，也望不到朝霞，穿过楼尖只能看见一线灰蒙蒙的天空。燕子、鸽子和其它小鸟，在摩天楼的下半部穿来绕去，飞行的障碍很多，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撞褛而死。人类的建筑，侵犯了属于鸟类的天空。
大街上车如穿梭。纽约的小汽车开得格外快，象醉汉撒野。行人穿过马路时须特别小心，谁知你越小心，司机把车开得就越发粗野，风驰电掣，在行人身边一掠而过。但是，纽约有许多“勇敢分子”，专治司机。他们是年轻人，有男也有女，在大街上溜旱冰。旁若无人，旁若无车。有的成双成对，还做出各种姿势；忽儿“银燕亮翅”，忽儿“鹰抓兔子”。这还不箅，他们每人头上还戴着一对立体声大耳机，一边自由自在地滑翔，一边听着音乐。什么汽车喇叭，行人谈话，一切城市里特有的暄闹和噪音，全都听不见，耳朵里只有美妙的乐声，悠哉，悠哉！他们只管不受别人的干扰，这样是不是会干扰别人，那就不管了。于是，纽约的大街上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切车两和行人，都得闪转腾挪，随时准备给溜旱冰的人让路。
也有不少青年人，虽然不溜旱冰，一上街就带上耳机，袖珍收录机往口袋里一放，以此来对抗嘈杂的城市噪音。据说这样有益健康，可以修身养性，减少得癌的可能性，益寿延年。只是给警察局添了不少麻烦，使警察们深感头痛。大街上戴耳机的人日渐增多，已经成了美国交通事故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人爱搞一些小零碎。有人戴一副大号的眼镜，镜片上装有雨刷，下雨时能自动扫掉镜片上的水珠。暴雨如注，有人为了显示自己这种奇妙的眼镜，不打伞，不戴帽子，任冷雨浇头，昂头仰脸，颇为得意。
上午和纽约的作家座谈，对他们的人和作品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他们对中国文学也所知甚少。
美国是个经济和军事情报的大国，却是文学和思想情报上的小国。我们对美囯的历1史和文学的了解，远远胜过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这种文化交流上的“逆差”现象，不是美国人的光荣！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的傲慢与偏见所致，也跟长期的政治隔绝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一个民族是否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否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是值得自豪的。
美国文人总是标榜文学如何脱离政治，如何瞧不起政治和能够对抗政治。其实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其经历是和政治密不可分，并以和政治家交往为荣。在美国20几天来，我遇到的几个在美国颇有身份的文人，几乎都是政治家的朋友。
卡曾斯，当过总统的特使，自不必说。黑斯伯格（不是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圣母大学的校长，有过几本著作，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经过放大的他同肯尼迪、福特、卡特的合影照片。他的下级向我们介绍他的情况时，先讲他的官职，再讲他同几位总统的友谊，最后才介绍他的文人生涯。其实，他是个吃“政治饭”的文人。
纽约《新标准》杂志的主编兼老板亨顿，仍称是尼克松的密友，办公室里摆着他同尼克松一起进餐的照片，颇为此而自豪。美中关系委员会的Z先生却这样评价尼克松：“他除去打通了和中国的关系，没办一件好事。他把我们的宪法偷走了。”不管怎么说，尼克松当过6年美国总统，曾是赫赫有名的世界性政治人物。亨顿先生能和他共同进餐，未尝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
写过一本叫《春月》的长篇小说的鲍夫人，在饭桌上或闲谈时，喜欢高抬起夹着香烟的手指，不管谈话中有没有可值得笑的资料，总不时地放声畅笑，以笑为媚，以笑为狂，喧宾夺主。别人谈起她时，总是先说她的丈夫是什么外交官，她曾给基辛格当过什么秘书，等等……还有一些沾政治光的文人，不再一一例举了。夸耀和政治家的某种联系，有“政治背景”的文人也受到人们格外的注意，这难道不是美国作家的可悲之处吗？又何必把写作说得那么清高呢？
中午和一个出版商见面。正是这些出版商左右着一部分美国作家的命运。他们既然被称做“商人”，那就是说他们热衷于出版能换取金钱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出版文学艺术、出版思想、出版哲学和道德。难怪一个美国作家向我抱怨，他写的最好的一本书，只印行了7千册。中国作家聊以自慰的是有广大的读者群，几万、几十万、乃至上亿人。而且这是指严肃的作家创作的严肃的文学作品，不能和美国那些低级庸俗的所谓畅销书相提并论。
《新标准》杂志是综合性评论刊物，号称是新的《星期六评论》。寄出去22万份征求订户的信，有2%订购了这本杂志，他们就认为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每期卖15美元，目前还只发行6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