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文昌
甘肃诗歌的生态环境
从大文化背景看，文学越来越边缘化，而诗歌的生态环境更日趋恶化。由于当今的文艺主潮不再是诗歌，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由于人文精神的衰落，导致了整个文化群落的变化。于是有人提出诗的“二次革命”论，尽管这一提法未必科学，却反映了人们对当下诗歌创作的失望。
在这种大环境下，甘肃诗坛近二十多年来，却成绩卓着。从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称之为“临界点”，到90年代以来被誉为“诗歌大省”，显示了甘肃诗歌创作发展的强劲势头。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甘肃具有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
首先中国西部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而西部与东部巨大的反差，西部多民族的文化底蕴，都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是孕育甘肃诗歌的土壤和气候。
其次是甘肃诗人的执着精神与创作状态。李云鹏先生的诗选题为《零点，与壁钟对话》，这是甘肃诗人献身于诗歌艺术的真实写照，午夜零点（或八小时工作之外），甘肃的诗人以诗歌与心灵对话，这种执着精神是诗歌创作的动力。
诗歌的生态环境并不完全受经济滞后的影响。浪漫主义认为，高度发达的城市是没有诗意的；现代主义却相反，认为城市是最富于诗意的。前者与大自然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后者则要着重表现人的生存困境。以海子为例，据西川讲，在海子的房间里，找不到电视机、录音机、甚至收音机。他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而是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中写作，每天晚上写作直至早上7点，整个上午睡觉，下午读书。海子两次进藏寻找灵感，他完全进入了诗的艺术世界。我并不是要诗人拒绝现代科技与现代文明。但诗毕竟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古人云，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郑启）。在大漠、戈壁、雪域，在干旱缺水的中部，在贫瘠的土窑洞可以产生优秀的诗篇。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艺术与经济的不平衡现象。
由叶舟、高凯、唐欣等人举办的“诗歌之夜”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活动了七次。像这样频频活动的诗歌沙龙，是甘肃诗歌生态环境的一个缩影。
软环境与潜在的影响也是诗歌生态环境的一个构成因素。在甘肃文学团队中，作协主席曾经由诗人担任，原《飞天》主编、副主编，也是诗人，《飞天》不仅创办了“大学生诗苑”专栏，同时还每年有一期诗歌专号。加之老诗人对年轻诗人影响，对甘肃诗歌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甘肃诗人群落及其分布：
兰州高平、汪玉良、老乡、何来、李云鹏、高尚、高凯、叶舟、阳飏、古马、牛庆国、人邻、娜夜、沙戈、唐欣、才旺瑙乳、旺秀才丹、张子选、匡文留、段玫、嘉昌、林野、彭金山、苟天晓、马青山、杏黄天等。
天水王若冰、周舟、雪潇、李继宗、欣梓、汪渺、苏敏、叶梓等。
甘南阿信、桑子、扎西才让、完玛央金、敏彦文等。
河西林染、孙江、胡杨、倪长录、妥清德、梁积林、谢荣胜、于进、万小雪、贺继新等。
陇东陇南姚雪礼、陈默、第广龙、何岗、邵小平、申万仓、小米、南山牛、包苞西克等。
白银定西苏震亚、蓝冰、杞柏、崔俊堂等。
甘肃诗歌的几种走向
甘肃诗坛呈现出众多不同的创作流向。这里就我的阅读范围只择其几种走向略加勾勒。
1．浪漫的神性的歌唱，这是甘肃也是西部诗歌中最有特点的一种创作走向。近二十余年的中国诗坛，浪漫主义的创作主潮由藏族诗人引领。从伊丹才让的“我唱着歌儿上蓝天/我与天上的小龙同游玩”的天真的浪漫想象，到才旺瑙乳、旺秀才丹的神性追求。他们的创作植根于藏族文化、藏传佛教，具有独特的诗意表达。
2．人文关怀与西部风骨，这是甘肃诗歌中最值得称道的创作倾向。在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中，人文关怀渐趋淡漠，而西部诗人却仍在坚守。以何来为例，他的《爱的磔刑》与《侏儒酒吧》是新诗创作中的精品，后者可以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对人性、人的尊严的扞卫，对怪异的现实的批判，足以震撼人的心灵。某些评论家将此类诗称为就事论事，是不公允的。这类关注现实的作品正是诗坛所缺少的。
甘肃诗歌的另一特点是具有西部风骨。胡杨差不多是西部意象的典型代表。甘肃诗歌中的胡杨不少，林染、嘉昌、雪潇等都写过刚毅的胡杨的美学风格，以雪潇的《胡杨》为例：
胡杨活着一千年不死
死了一千年不倒
倒了一千年不朽
也有说胡杨三百年不死，三百年不倒，三百年不朽。这正是西部风骨、西部精神，是许多疲软的诗歌所缺少的。
3．乡土情结与民歌风味。近二十余年来，中国诗坛上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乡土诗人，而甘肃的乡土诗别具特色。这方面的诗人如高凯、牛庆国、姚学礼、倪长录等。高凯的诗具有浓郁的陇东乡土味。某些作品如《扫盲》等具有浓郁的民歌韵味。他借乡土诗构筑他理想的精神家园。不同于高凯理想的精神家园，牛庆国的《饮驴》、《杏花》等具有西部人的苦难意识。
而新近出版的《仇池风》，是西和工程师杨克栋花费四十余年时间收集、整理的陇南民歌集。在民歌几乎被诗坛遗忘的年代，《仇池风》令人耳目一新，它与花儿、信天游具有同等的价值。
4．新诗戏剧化的追求。我把老乡称为一个卓别林式的喜剧诗人，把老乡放在中国新诗发展的格局中考察，从历时性看，他是继闻一多、徐志摩、卞之琳之后，自觉追求诗歌戏剧化的一位不容忽视的诗人。从共时性看，他不同于那些调侃的、玩世不恭的喜剧诗人，而是一个充满幽默、机智的诗人，将表层的喜剧与深层的悲剧结合起来的诗人，又是一个运用非常规语言的高手。如《天伦》就是一首别开生面的情感复杂的喜剧诗。
5．从浪漫蒂克到克腊西克。刘西渭、唐浞等曾提出一个看法，优秀的诗人总是能够从早期的浪漫蒂克走向成熟的克腊西克。这里，浪漫蒂克与克腊西克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我们借助这个术语来概括诗人高平的创作轨迹。高平从上世纪50年代天真、单纯、浪漫的创作到80年代后的深沉思考的诗歌，标示出了两个时代诗歌创作的不同风格。他是自觉追求这种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平的道路不仅是归来的诗人群的共同创作道路，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几十年演变的一个缩影。50年代的《大雪纷飞》感人至深，而80年代的《我是一棵冬麦》等更令人心灵震撼。
6．诗歌艺术形式的苦心经营。就整个诗坛而言，缺乏形式乃至消解形式是新诗的严重缺陷。甘肃诗人对诗歌形式做过各种有益的探索。伊丹才让创造的四一二体是一种颇富哲理意味的格律体。李云鹏的三行体，为创造微型短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林野的《黑的白》全用有变化的九行体，似乎有意仿效但丁的《神曲》形式，《神曲》由《地狱》、《炼狱》、《天堂》三部分（每部分33歌）加序曲共100歌构成。《黑的白》分为三大块，主体用十大组诗搭建，每章2l首，全书共2000行（暗合新世纪2000年）合为一个整体。如此精心构建形式，在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实属少见。
7．女性诗人群，尤其是少数民族女诗人的创作引人注目。满族女诗人娜夜、匡文留，藏族女诗人完玛央金，回族女诗人沙戈等以其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引起诗坛的关注。
8．冷静的低调的口语化的原生态抒写。唐欣的诗属于这类平淡中不乏诗味的另一类创作，如《大白天自行车座没了》、《考试的警察》等。后者完全是一种心理上的逼真袒露，老是怕警察的语文教师看见“大学语文的考场/警察们反而像交代问题冷汗直冒”。“这种感觉有点妙”。在一般人忽略了的地方，他发现了诗。
诗歌创作是艰辛的，而对创作的评论也同样是艰辛的。俄罗斯名着《奥勃洛摩夫》的作者是冈察洛夫，有人认为奥勃洛摩夫的典型是由作家冈察洛夫和批评家杜勃洛留波夫共同创作和完成的。从作品到评论是另一种创造，是另一种提炼。我把作品比作矿石，矿石是丰富的，它可能含有金银铜铁锡等多种元素，但是它的主要成分，或者说与众不同的成分是什么，全在评论家的发现与提炼。而人们往往重创作，轻评论。对甘肃诗歌乃至西部诗歌评论，存在两种倾向，一是空泛的概论，从自然地理、人文景观、历史文化等宏观的角度去概述（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惟独缺少对文本的精研细读。二是零碎的感悟式的批评，但是如何放在全国诗歌的格局中去定位，却心中无数。我希望批评家能够下工夫，写出一系列扎扎实实的诗论，将甘肃诗歌的闪光点呈现给学术界。
（作者：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