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般阔人吃大莱，住洋房，说洋话，写洋文，用外洋家具，他们不以为是毁灭中国文化，却要反对用字母拼成的中国文字，这若不是“敬惜字纸”的迷信思想的表现，便是他们的主张不诚实。这种不诚实的根底在他们的“士大夫阶级意识”。他们怕中国人都识字，拼音容易学，不须很长时间。汉字非学上十几年，不能用得流利，这非有余力余时不能办得到。“读书人”要保持他们的尊严，所以感觉到难用的汉字不可废。新文字学会除要介绍通行的字母拼成的文字，因为我们纵然目前不能不用汉文，也应为后代子孙开条方便的路。但士大夫所想着中国文字不但不能废，甚且要积极提倡书法。书法本是有闲者的消遣，假如用它来替代赌博，吸烟，等等，我倒不反对，假如行将就木的人，轻事毋须他做，重事他做不了，用写字来消磨他的时间，我也不反对。假如驱使一般有为的青年，费很多宝贵的时间去练字，我总觉得是太冤枉，而且是一种罪恶。
中国文字，因为书写的不方便，与专凭记忆，所以文句上受了许多修削，结果弄成一种所谓“文章”的文字。会做文章就是擅于把文句里作者以为可删的字眼节省，会使读者一读就感觉到作者文笔的简洁与玄奥。简洁与玄奥未尝不可为，但简到使人误会，玄到使人不了解，纵然写得好文章，于文化有什么裨益呢？词不达意，起初是文字的原因，写惯了，成为一种体格便影响到思想上头。中国的思想不清晰，中国文字应负起大部分的责任。所谓“读书不求甚解”便是使思想不能上进的根源。弄到为学非为致知格物，只为作文吟诗，有用的精力，费在未必能够成就的文艺上，这是何等可惜，何等可恨的事！
二、中国文字所受不进步的影响
因为中国文字进化到表义的一个阶段便停止，在大体上说来就影响到思想的不清晰，但从文字本身说，也有几点可以提出来的。
（一）字与文字。中国读书人可以说是识字的多，识文字的少。字是从原始的形态与单纯的意识写出来，文字是用复合的形，与声表示一个概念，它不一定是单字拼音，也许会联合五六个音才能表示出来。在旧字典里找不出文字，所收的只是字，多过一音的字，便被表为“辞”，不知道“辞”是不能靠单音或复音来判断的。拼音字或者是词，如“牛”当作“牛马”的“牛”解，是字，当做一个人的性格粗蛮解，说“他是一只牛”的“牛”是词。又如说“牛马”，分说是牛和马，是字，合说是含有奴隶式的服役的意思，如是“他为子孙做牛马”。如“蜻蜓”，“冯夷”，“吝啬”是字，说真一点是文字，不是词，因为这些只表示一个单纯的概念。因为从前的学者不分别字与文字，所以写字，或读文的时候，每每弄不清楚，甚至把意义解错了。
（二）文与文章。中国人读书是为做文章，对于“文”的法则好像不大注意。
这是地山先生去世后一个多月，从他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一篇未完的文稿。他是为新文学学会成立两周年的纪念刊写的。在七月的下旬孙源向他催稿时，他说已经写好了一半的，便是这一篇文字。墨痕犹新，而人遽已作古！
在《国粹与国学》一文里，地山先生写着：“我们到现在用的还不是拼音文字，难学难记难速写，想用它来表达思想，非用上几十年的工夫不可。”这里“几十年”无疑地是“十几年”的笔误，但也可能地是排印时的错误。然而曾有批评这篇文字的人，根据这一点来指摘以为与事实不符。我早就想为作者辩正，但现在倒不需要了。在这一篇未写完的稿子里，他先写着（用毛笔）：“汉字非学上七八年不能用得流利”，后来又用钢笔把“七八”两宇涂去，改上“十几”二字。这虽是个小点，但因为关系学术研究，所以附带说一句。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五日陈君葆跋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序太华烈士编译《硬汉》小说集
文学的种类，依愚见，以为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怡情文学；二是养性文学。怡情文学是静止的，是在太平时代或在纷乱时代的超现实作品，文章的内容基于想象，美化了男女相悦或英雄事迹，乃至作者自己混进自然，忘掉他的形骸，只求自己欣赏，他人理解与否，在所不问。这样的作品多少含有唯我独尊的气概，作者可以当他的作品为没弦琴，为无孔笛。养性文学就不然，它是活动的，是对于人间种种的不平所发出的轰天雷，作者着实地把人性在受窘压的状态底下怎样挣扎的情形写出来，为的是教读者能把更坚定的性格培养出来。
在这电气与煤油时代，人间生活已不像往古那么优游，人们不但要忙着寻求生活的资料，并且要时刻预防着生命被人有意和无意地掠夺。信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的境地，人们除掉回到穴居生活，再把坚甲披起，把锐牙露出以外，好像没有别的方法。处在这种时势底下，人们的精神的资粮当然不能再是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这些都教现代的机器与炮弹轰毁了。我们现时实在不是读怡情文学的时候，我们只能读那从这样时代产生出来的养性文学。养性文学的种类也可以分出好几样，其中一样是带汗臭的，一样是带弹腥的。因为这类作品都是切实地描写群众，表现得很朴实，容易了解，所以也可以叫做群众文学。
前人为文以为当如弹没弦琴，要求弦外的妙音，当如吹无孔笛，来赏心中的奥义，这只能被少数人赏识，似乎不是群众养性的资粮。像太华烈士所集译的军事小说《硬汉》等篇，实是唤醒国民求生的法螺。作者从实际经验写来，非是徒托空言来向拥书城的缙绅先生献媚，或守宝库的富豪员外乞怜，乃是指导群众一条为生而奋斗而牺牲的道路。所以这种弹腥文学是爱国爱群的人们的资粮，不是富翁贵人的消遣品。富翁贵人说来也不会欣赏像《硬汉》这一类的作品，因为现代的国家好像与他们无关。没有国家，他们仍可以避到世外桃源去弹没弦琴和吹无孔笛。但是一般的群众呢？国家若是没有了，他们便要立刻变成牛马，供人驱策。所以他们没有工夫去欣赏怡情文学，他们须要培养他们的真性，使他们具有坚如金刚的民族性，虽在任何情境底下，也不致有何等变动。但是群众文学家的任务，不是要将群众的鲁莽言动激励起来，乃是指示他们人类高尚的言动应当怎样，虽然鲁莽不文，也能表出天赋的性情。无论是农夫，或是工人，或是兵士，都可以读像《硬汉》这样的文艺。他们若是当篇中所记的便是他们同伴或他们自己的事情，那就是译者的功德了。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香港
《扶箕迷信底研究》结论
综以上所引一百三十故事看来，扶箕不过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现。当一种知识去研究它，当会达到更了解心灵交感现象的地步。若只信它是神秘不可思议，沙盘上写什么就信什么，那就会坠落魔道了。假如我们借扶箕能够对于国政有所施设，也不过是从旧观念里找出来的，还不如信赖科学来使人类在精神与物质求得进步。扶箕者的心理多半是自私自利的。我认得与知道许多信箕的人，都是为自己的利禄求箕示。箕仙从没有一次责骂过其中贪黩之辈，相反地，甚至暗示他们去为非作歹。有一个我知道的“革命策源地”的官僚，满屋悬着箕仙所赐的书画与道德教训，自己在官时却是一个假公济私，擅于搜括的无耻者。然则箕仙未必尽以道德教人，人不听他们的教训，他们也无可奈何，扶箕有什么宗教的价值呢？
数十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多，对于事物好像应当持点科学态度，而此中人信扶箕的却很不少，可为学术前途发一浩叹。又见赌博的越来越多，便深叹国人的不从事于知识的努力，其原因一大半部分是对于学问没兴趣，对于人事信命运，在信仰上胡乱崇拜。箕仙指示他等机缘，他只好用赌博的行为来等候着，因此养成对于每事都抱一种侥幸心和运气思想。“学而不思”的人在受教育的人当中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只会没系统地看杂书，没有正当知识的粮食固然是一个原因；虚名，权位，得来太容易也是另一个病根。王静安先生说：
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将就床，此时不适于为学，非与人闲话，则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将就木，此时亦不适于为学，非枯坐终日，亦但可读杂记小说耳，今奈何一国之学者而无朝气，无注意力也？其将就睡欤，抑将就木欤？吾不得而知之，吾但祈孔子与闵子骞之言之不验而已矣（《静庵文集续编，教育小言十则》，商务印书馆本第十五册，五十八页）。
真的，中国人只会写与会读杂记小说。他们是无朝气无注意力，将就床和将就木的人。这篇论文特从笔记中取材，也是对于注意力不集中的材料中试要找出一条有系统而说得可通的道理来。知识的材料诚然可以从这些杂乱无章的作品中搜集，但若当做珍闻奇事，杂乱无章地抄下来，那就不值得做了。在这篇里没引到的扶箕故事还有许多，大体上也越不出上头所列的范围。那些只有一诗一文的，更是无关紧要了。
作者并没有把这篇当做心灵学的研究的野心，心理学与心灵学是很专门的学问，不是作者所深究的科目。作者只希望篇中所供给的材料值得供专门家研究的用处，使学术界多得些新光，那就满足了。这书只为一般读者写的。希望读过的人能够明了扶箕并不是什么神灵的降示，只是自己心灵的作怪而已。在这书里头，还可以使我们注意到，是许多扶箕故事都是反映我们民族的道德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士子学未成便要问前程，临考试又想侥幸地预知题目，弄到他日出来做事的时候，遇事存侥幸心，到不可开交时，又推给命运。一般无权无位的人也是消极地生存着，如故事（九十）就是十足表现这态度。官吏多是贪污的，无事还要生事，有小事当然更要化为大事了。
办公事只会因循套调，事事专在文字上咬嚼，不求事实上的利害，如故事（百零九）那位绍兴师爷的鬼灵所指示的就是十足反映书吏政治的光景。官僚的腐化，影响及于神灵，在故事（百十一）里，神也会“轧姘头”了！故事（九五）的马画师是因替人作淫画奉承大吏以致双目几乎瞎了。其他等等种类，难以遍举，希望读者能从这个角度来体会。纪晓岚先生记扶箕的事最多，观察力也比较好。他的见解，在故事（百二八）所表示的，虽不完备，也可以看出他老人家是不随便迷信的。至于属乎灵感与灵动的外国事例，可以翻阅变态心理学与心灵学一类的书籍，比这篇所举事例还要离奇的，如二重人格，人格破碎，人畜交感等等，都是很有趣，很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许多类的迷信的。因为本篇的范围只限于扶箕，所以没空闲写那么多。
民国二十九年九月脱稿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新式风花雪月”是我最近听见的新名词。依杨刚先生的见解是说：在“我”字统率下所写的抒情散文，充满了怀乡病的叹息和悲哀，文章的内容不外是故乡的种种，与爸爸、妈妈、爱人、姐姐等。最后是把情绪寄在行云流水和清风明月上头。杨先生要反对这类新型的作品，以为这些都是太空洞、太不着边际，充其量只是风花雪月式的自我娱乐，所以统名之为“新式风花雪月”。这名词如何讲法可由杨先生自己去说，此地不妨拿文艺里的怀乡、个人抒情、堆砌辞藻、无病呻吟等，来讨论一下。
我先要承认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批评家，只把自己率直的见解来说几句外行话，说得不对，还求大家指教。
我以为文艺是讲情感而不是讲办法的。讲办法的是科学，是技术。所以整匹文艺的锦只是从一丝一丝的叹息、怀念、呐喊、愤恨、讥讽等等，组织出来。经验不丰的作者要告诉人他自己的感情与见解，当然要从自己讲起，从故乡出发。故乡也不是一个人的故乡，假如作者真正爱它，他必会不由自主地把它描写出来。作者如能激动读者，使他们想方法怎样去保存那对于故乡的爱，那就算尽了他的任务。杨先生怕的是作者害了乡思病，这固然是应有的远虑。但我要请他放心，因为乡思病也和相思病一样地不容易发作。一说起爱情就害起相思病的男女，那一定是疯人院里的住客。同样地，一说起故乡，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可恋可爱的，恐怕世间也少有这样的人。他也会不喜欢那只爬满蝇蚋的癞狗，或是隔邻二婶子爱说人闲话的那张嘴，或是住在别处的地主派来收利息的管家吧。在故乡里，他所喜欢的人物有时也会述说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