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古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决定它在国外的“形象”，也决定着世界舞台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相互作用。关键问题是古巴领导人对外交政策问题关心到什么程度。尽管外交部长劳尔·罗亚享有崇高威望（看来，读者还记得他在墨西哥侨民中会见过格瓦拉），国家领导人也积极参与落实他们制定的对外政策路线。在这当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当属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
苏联有关纪念古巴外交政策的一些著作通常始于它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关系。这不仅歪曲了历史，而且也不能正确地强调革命领导人在对外活动中的重点和优先领域，尤其在最初年代。
因此，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同时，我们想引用《革命的古巴与美国》一书的片段。
与巴蒂斯塔独裁制度斗争的战士们首先将自己的视线转向这个国家。与其说他们希望得到该国统治集团的同情，倒不如说他们想了解自己支持的势力，暴政的稳定性在许多方面正是凭借这种势力。因此，他们除了诉诸更为广泛的美国社会舆论外，还诉诸于美国“权力机构”更有威望的活动家。在美国相当有影响的古巴侨民的意见在这里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革命胜利后，起义者的一些措施（我们哪怕是回忆起前面提到的卡斯特罗1959年在美洲报界联合会上的演说）证明无意（至少是公开的）使古美关系复杂化。但是，我们的回忆却是另外一件事。例如，在古巴总理抵达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时，美国当局破坏国际法准则进行捣乱。美国政府破坏该组织章程以及与它达成的协议，实质上是阻挠菲德尔·卡斯特罗前往这座城市，进而阻止他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合法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这里只要说一下当局允许他下榻在贫穷脏乱的黑人哈莱姆饭店就够了）
然而，这仅仅只是开头。从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天开始，美国统治集团针对古巴的侵略行动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艾森豪威尔政府下令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采取更果敢的行动并研究制订进攻该岛的计划，决定将“危地马拉解决方案”应用于古巴，诸如暗中破坏，间谍活动，狂轰滥炸，对居民点的海盗式进攻，恐怖行动（例如对停泊在哈瓦那港装载比利时武器的“Le-kybp”船实施爆炸），跟踪飞机以及组织对革命领导人的暗杀等。（这些行动的很大一部分被古巴国家安全机关成功地及时防止。例如，在针对上述提到的多次谋杀的一次演练中，当在哈瓦那总统府广场演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人头出现在恐怖分子的瞄准器里时，破坏者被自己的‘搭档’—古巴情报部门的工作人员缴了械。—作者注）
再说，如果美国人在开始时试图借古巴反对派的幌子掩饰类似行动的话，那么到后来，特别是依照他们的提议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后，他们的行动就更加厚颜无耻和明目张胆，其中在他们的领土上训练登陆吉隆滩的雇佣兵就是证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
因此，格瓦拉指责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邦索尔的义愤填膺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他指责格瓦拉是“破坏美古传统友谊的人”之一）：
“这种人老是在思考，我拥有魔术师的魔杖，可以调动一切！不是我发动了反对美国佬的战争：这是他们自己‘干的’，现在他们活该！。当然，我不能阻止这场战争。”
切·格瓦拉双倍地忍受着这种“睦邻”带来的全部重负：他作为一个军区的负责人和古巴经济的掌舵人，由于美国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受到沉重打击。在宣布封锁前，这类打击不胜枚举！
这使人回想起美国拒绝向古巴提供石油，甚至反对古巴从其他国家进口的石油在岛上自己的工厂提炼。在古巴当时连一升石油都不能开采的条件下，这就意味着真的要体现起义者口号第二部分的内容—“要么与祖国同在，要么是死！”。或者是剥夺古巴人蔗糖的传统出口配额，这实际上涉及国家整个制糖工业的运作，进而影响到进出口的可能性。当然，正如许多美国报刊所证明的那样，恐怕还不能公正地说这一配额大大促进了古巴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它不能保证古巴经济全面的衰退。（例如，古巴在1954年出口4.32亿美元，比1951年减少了55％）
美国认为采取这些措施还不够，于是变本加厉，利用他们杜撰的用来吓唬人的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唆使美洲所有团体反对古巴，使古巴遭受到大陆特有的“阻隔”。美国还要求拉美各国政府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将其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今天，当人们回忆起那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提出一个问题：它是否符合客观情况，是否对拉丁美洲以至美国本身构成了“威胁”？当给出否定答案时，这个大国应该感到羞耻。一个区区11万平方公里、700万人口的小岛，在经济上又完全依赖美国，凭什么“威胁”人家呢？因此，问题不在于威胁，而在于对美国垄断组织是一个可怕的示范力量，对美国在美洲大陆的传统统治提出挑战。—作者注）
随着约翰·肯尼迪政府在美国执政，世界上出现了美国对古巴立场软化的一线希望。这表明，新总统认为能够遏制拉美革命进程的不只是应用武力，而且也可以利用改革，促进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谓“进步联盟”的成立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华盛顿许诺提供拉美各国发展所需的200亿美元，平均每年20亿美元则是这一行动范围内的重要举措。（人们感到好奇的是，在此一年多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这些国家的会议上，提到必须提供美洲大陆各国发展所需的300亿美元的资金。—作者注）
1961年3月13日，肯尼迪向拉美各国驻华盛顿大使（古巴大使已经离开）宣布关于“进步联盟”纲领的同时，掌握了有关日后在吉隆滩进行武装干涉的全部情报。当苏联记者在莫斯科向切·格瓦拉问及美国政府更迭时，他说的话可谓句句是真理：
“这个国家是古巴一百多年来的敌人。我没有想到它会因为一个玩高尔夫球和喜欢游艇运动的总统的更迭而有所变化。”谈到美国时，切不无讥讽地说：
“这个国家对古巴长达60年的统治付出了1亿美元的代价（古巴的债务总量。—作者注），这相当于美国在1845年将该岛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过来的支出（那时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如果考虑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那么美国佬做了一笔不坏的买卖……因此，有什么可抱怨呢！”
在国家银行工作时，通过对那里保存的有关美国投资财务文件的分析研究，获得了“颇有意思”的资料：最近（革命胜利前）15年，美国投入岛国经济7.7亿美元，其中5.5亿美元返还美国，只有1.5亿美元以投资形式给了古巴。在更短的期限—10年—当中，古巴对美国的贸易逆差高达10亿美元。
美国奉行的这种政策和立场甚至没有妨碍古巴领导向其做出和解姿态：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当天，遵照总司令的命令，古巴武装力量在国内开始了部分复员工作。在粉碎吉隆滩登陆后，美国政府对古巴的软化立场仍然抱有希望。一些不希望在美洲大陆再出现“巴布多斯分子”的有影响的美国人的和解言论强化了这一希望。（还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的初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弟弟密尔顿要求美国政府从古巴事件中吸取教训，并且与拉美独裁者维持礼节性关系）因此，古巴政府接受美洲国家组织的邀请，参加了于1961年8月召开的该组织的社会和经济委员会的专门会议。
依照古巴政府的决定，格瓦拉应当飞抵会议召开地点蓬塔德尔艾斯特（乌拉圭）。切考虑部队工作繁忙，（且不说前面已提到的吉隆滩事件）加之在同年二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并在三个月前开始立即接手部里事务，表示反对自己以总理身份前去参加会议。菲德尔·卡斯特罗答复说：
“如果你拒绝，我将不得不命令你去……你要知道，我们正面临新的干涉危险。要是这件事发生了，我们就完了，我们不能两次都犯同一个错误……应当鼓足全部勇气上去，立场不能退缩。对有情感分寸的谈判要有充分准备，你在这方面胜我一筹……”
切这样提出问题不只是可笑，他还考虑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切作为拉普拉塔地区（阿根廷地名，属平原地区。—译者注）的人和医生，清楚地意识到，乌拉圭“冬天”的八月对他预示着什么。在蒙得维的亚，他不仅受到早已飞抵那里的双亲的迎接，而且哮喘病也可怕地发作了。像往常一样，埃内斯托精神上并没有崩溃。他对放心不下的妈妈塞莉亚说道：“不要担心，老妈，我不会死在床上的！”同时向她出示脖子上的新伤疤—这是一个巴蒂斯塔分子打枪不准的结果。
声名远扬的切·格瓦拉出现在上述论坛时，几乎受到所有与会者毫不掩饰的热烈欢迎。在此之前，数以千计的乌拉圭民众在机场，以及从机场到蓬塔德尔艾斯特市区沿途兴高采烈地迎候这位古巴代表。他在第一天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尽管切的使命带有十足的外交性质，但他还是穿一套自己起义部队普通的橄榄绿少校军服。他向在场的记者声明，古巴代表团不仅不会阻挠会议的工作，相反，它将致力于和其他代表团合作，寻找经济发展与保障拉丁美洲各国经济独立的最佳道路。
会议正式举行后，格瓦拉依据会晤情况，向大会提交了29个不同的决议草案供代表们审议。古巴人赞成将国际贸易新的解决方法当做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赞成充分利用每个国家自然资源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赞成恢复在一些国家已经消失的传统市场（对古巴来说是蔗糖市场。—作者注），提议制定利用剩余的原料产品的措施和具体形式等。
当然，即使是对美国代表团来说，这些方案未经讨论是不能轻易否决的，否则将会在美洲大陆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同在前几次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一样，美国外交开始玩起“幕后”勾当：对每个代表单独开展工作，承诺追加借款，免除债务，以及他们感兴趣的项目等。然而，美洲国家组织旗帜下的船只却“漏水”了：三个代表团—巴西、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对古巴采取同情立场。关于最后一个国家的立场，古巴代表团团长后来写道：
“不算我们，在所有代表团中，正是玻利维亚代表团提出了更为具体的经济计划，并且基本上站在十分积极的立场上……正因为这一点，玻利维亚代表被称为‘古巴的叔伯兄弟’。”
（这件事发生在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埃斯特索罗的第二任期内。他虽然此前大大改变了自己原先的民主和反帝观点，但还是试图在蓬塔德尔艾斯特用支持古巴的办法改变自己在本国人民中的“形象”，同时从美国那里获得更多的资金。1964年，玻利维亚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证明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作者注）
他以为，格瓦拉清楚地知道上述内容，也不会被上述提到的玻利维亚代表团的支持给搞糊涂了。那时，格瓦拉写下有关玻利维亚的情况就不是偶然的了：
“这个几乎位于美洲大陆中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国家，备受邻国资本主义垄断之苦，而且最终几乎被我们这些国家的共同压迫者—北美帝国主义所摧毁。该国的基本人口由矿业工人和农民组成，处于严重的受剥削状态。”请读者先注意以下内容，然后再回到前面的叙述上来。
由于古巴的建议，代表们不得不紧急制定反建议。这些反建议虽然阉割了古巴人的思想精髓，但还是以古巴人比较容易接受的语调表达出来，“所不同的是，”格瓦拉指出，“它总是以类似的办法被通过。”
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古巴部长以十分温和的语调做了两次发言。他当然不能忽视美国统治集团对古巴的侵略行动，以及企图在政治上孤立这个国家。格瓦拉在第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指出，“进步联盟”的目标在于使拉丁美洲更多地独立于美国的垄断组织。与此同时，他又强调指出，古巴绝对不希望妨碍拉美国家利用那些有限的和十分不确定的发展能力，而这些都预示着这些国家可以加入上述“联盟”之中。许多代表和报界注意到古巴代表的如下声明：
“我们坦诚地指出，我们愿意在不改变我们观点的情况下继续留在拉美各国的大家庭中，与你们一起共存。我们希望你们能以我们的速度快速成长。如果你们按照另一种速度成长，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我们只要求保证我们的边界不可侵犯。”
在论坛最后一次会议上，古巴代表团对制定的全部文件投了弃权票。格瓦拉在阐明这一立场时指出，古巴的不同意文件里的许多原则。他进一步强调，文件没有谴责侵略，也没有提到“我们的不幸是帝国主义垄断组织造成的”。从外交观点而言，古巴的不幸源于“进步联盟”。“对我们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即古巴能否加入‘联盟’，”切指出，“给出的回答是沉默，我们把这种沉默解释为否定。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加入联盟，联盟也不能给我国人民带来任何东西。”
必须指出，会议总结文件的一个小点，除了提到拉丁美洲有“自由经营”国家的同时，也提到有禁止“自由经营”的国家。格瓦拉宣读完这一小点后声称，这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思想的胜利。（的确，美国一位代表后来出来反对这一点，并且扬言不承认古巴政府）
在遵照卡斯特罗上述指示行动的同时，古巴代表团听到这一声明后表现得从容不迫和沉着坚定—切·格瓦拉会见了美国代表团的一位成员理查德·H。古德文，他是肯尼迪总统核心圈的人士。古德文在美国指出，如果美国放弃针对古巴的敌对行动并取消经济封锁，格瓦拉就建议赔偿被起义者没收的美国财产，并且可能压缩在大陆各国的革命宣传。至于格瓦拉本人的谈话（通过古巴电视台），切向古德文表示，古巴已经做好调整双方相互关系谈判的准备，古巴无意同美国对抗，虽然它不害怕以任何方式进行这种斗争。他还进一步表示，古巴愿意留在拉美体系中，认为自己与美洲大陆有着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在与美国代表谈话的最后，切要求美国承认古巴有权属于拉丁美洲或美洲国家组织。同时，它有自己不同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承认古巴人有权与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友好相处。
古德文听了自己交谈者的一席话，答应将谈话内容报告肯尼迪总统。如果华盛顿对与古巴达成的某种明智的协议完全不感兴趣，那还能对它有什么指望呢？如果古巴拒绝苏联援助，向美国“屈膝投降”，美国就准备改变与古巴的关系。（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言辞上！）
美国从试图在两国间“调停”的阿根廷总统阿图罗·弗朗迪西那里获悉，古巴任何时候都不会这么做。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
在对待新古巴问题上，美国统治集团的真实意图表现在它的一些代表人物的声明及公开演说中，还有美国政府变本加厉的不友好态度，有时甚至采取侵略步骤。这反映在1962年的古巴危机中。当时由于华盛顿奉行反古巴政策，世界面临热核战争冲突的危险……
（最近几年，特别是2002年纪念古巴危机40周年之际，俄罗斯及其他国家的信息媒体上，出现了有关这场危机的大量材料。事件的参加者，以及他们的亲属、政治家、记者、军人等纷纷发表演说，其中不乏引人入胜的客观材料和评论。因此，本书不打算将世界上那段危险日子的情况复述一遍。作者当时恰好濒临古巴事件的“爆炸中心”，认为有必要对一些纯属个人的观察，以及仅在小范围内了解的事实予以补充。—作者注）
“赫鲁晓夫决定将我国的导弹部署在离美国本土很近的地方，是在获得古巴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后来，华盛顿统治集团和报界不止一次地将这种同意归咎于古巴。可以设想，美国人从苏联导弹部署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采取针对古巴的侵略挑衅活动（只要读一下本章的开头部分就可得到反证）。所以，古巴具有完全的道德权利拥有它能够得到的一切自卫手段。西方报刊上可以看到对这种自卫‘非对称性’的谴责。但是，反导弹武器的功能是一种稳定的因素，此其一；其二是在美国方面，它针对古巴的侵略行动很难看出有什么‘对称性’：一个核超级大国同一个最初连空军都不曾部署的弹丸岛国在‘较量’。
“说句公道话，肯尼迪总统如果相信今天拥有的情报，就不会打算对该岛实施核打击。他计划动用空军力量消灭部署在古巴领土上的苏联导弹。
“至于孤注一掷的方案（在莫斯科讨论过）以及对美国实施导弹攻击的反应，那么，对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发言后就没有讨论。他通报说，在核冲突的条件下，优势将不在我们这一边，而在美国战略力量一边。
“未了，即最后一点，也就是苏联领导派专人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阐明自己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步骤，但为时太晚，古巴领导人从电台广播里知道了这些内容。因此，所谓的‘考虑时间不足’的因素在这里未必能成为重要的辩护理由。（对古巴总理也是这样解释的）”
一天夜间，我从两位同事处得到了有关赫鲁晓夫致菲德尔信函全文的西班牙语文本，其中一些片段迄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个危机转折的关头，请您不要感情用事，而要表现出克制……消除冲突的可能性已经出现……我们要求，”赫鲁晓夫写道，“不要给挑衅提供口实。”）古巴人对这些警告的反应我们在下面再谈，因为我们还要谈到苏联与古巴的关系。
我们的主人公—切·格瓦拉，像以往古巴紧张的日子一样，一直待在他所负责的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里。（大家是否还记得他从那里回家，并且对女儿小伊尔达说的有关“该死的美国佬”的话？）在那里，切一直与苏联导弹人员直接接触。那时，我大学的一位同窗好友维亚切斯拉夫·菲利平科夫在驻古巴苏军部队中担任中尉翻译，我引用几段他所“描绘”的这方面的情景。
首次来到这支部队时，格瓦拉少校希望比较深入地了解分队的日常生活，倾听战士的心声、要求和批评。他看到俱乐部只有少数几个人后（像是约定的称呼，所有苏联军人都是“专家”，着便装）就意识到，部队指挥部决定士兵在比较坦率和不特别拘泥于上下级关系的环境出现，目的是“不打扰”自己和来宾。“怎么回事，下级能够解决所有日常生活问题，并且没有任何要求？”他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口吻对苏联将军说。“士官和列兵一起上政治课。”阅历丰富的指挥官马上应付说，“他从哪里知道这是指挥人员呢？”他对着翻译的耳朵嘀咕道，“好啊，将军老友，我想我们等一等他们。我们在兵营里走一走，顺道到卫生所看看，向我的医生同行问一问：他大概也有问题吧？”将军只好满足这位贵宾的愿望。
部队全体人员很快在俱乐部集合。切做了一个饶有风趣和有思想性的谈话，并且以巨大的热烈响应“苏联兄弟”提出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爽朗而幽默地回答了在场的人提出的大量问题。战士们明显对这位来宾产生了好感，开始渐渐地提出一些日常生活问题。
一个士兵抱怨说，有时因为白蛉子骚扰而无法入睡，但为何到现在已经许诺的纱窗却迟迟不见运来。格瓦拉也不放过机会，幽默地说：
“看见没有，老弟，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如果你们保卫我们不受敌机的空袭，我们就会由于不能保护你们免遭白蛉子的袭击而羞愧。这些问题我们‘两国’都要解决……”（第二天，防白蛉子的纱窗就安好了）
切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了如指掌。有一次，他查明苏联“专家”（或是“技术人员”）驻地，附近村庄的药铺里所有的酒精脱销（每瓶为一升容量，浓度达90度的纯精馏酒精）。而且在购买时，我们那些不懂西班牙语的老乡用手势比画着，对着受人尊重的药剂师解释，他们购买酒精是出于卫生目的。富有经验的游击队医生立即估量出这种从未见过的“卫生措施”对军人战备的巨大风险。遵照他的指示，精馏酒精被停止出售，而代之以低浓度的擦枪布（虽然比酒精便宜，但俄国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拒绝购买！）（我曾亲眼目睹一些农村的药铺门面上张贴的告示，在一小块纸条上歪歪斜斜地用俄语写着：“没有酒精”。—作者注）……
如果继续介绍重大事件，我就会想起1964年埃内斯托·格瓦拉率领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第19届联合国大会。
12月11日，他在大会上做了长篇发言，谴责美国继续进行反对古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仅仅在1964年11个月的时间里，美国统治集团针对该岛策划并实施了1，323次各种破坏和挑衅活动，他还是不忘利用自己冷嘲热讽的本领：
“美国动物保护协会在举行本次会议的大楼前举行抗议活动，理由是为了一条被置于俄罗斯导弹威胁下的莱卡狗的命运（一种极地附近的猎狗。—译者注），我们的心由于怜悯这条不幸的小狗而忧伤，但不知为什么，却没有听到美国的慈善家们因为B-26飞机（从属于美国空军。—作者注）对农民村舍的轰炸和扫射造成古巴农民的死亡举行抗议活动。或许从政治方面考虑，一条不怎么大的小狗竟然比数以千计的古巴农民重要！”
“我们想建成社会主义，”他说，“我们要和平，想为我国人民建设美好的生活，因此竭尽一切可能不让美国佬挑衅。然而，我们很清楚，如何评价他们的政府—极力要我们为和平付出高昂的代价。我们的回答是，这个代价不能超越我们的尊严。”格瓦拉知道该说什么。如果有人企图否定他的话，他准备提请大会注意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不到四个月前发表的厚颜无耻的声明。后者肯定地说，没有任何理由期待美古关系改善，古巴对西半球的威胁只有随着推翻“卡斯特罗制度”才会消失。
实际上，“对立面”并没有等待。美国代表史蒂文森开始指责古巴部长搞……共产主义，对古巴的经济困难是美国封锁造成的进行辩护。为了反击这种典型的蛊惑性的外交伎俩，格瓦拉坚定地指出，他没有任何打算为古巴内部的困难“辩护”。他补充说：
“虽然经济封锁对我们造成损失，但却不能阻止我们前进。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将使我们的敌人感到头痛。在这个论坛或是无论什么场合发言都可以直言不讳，将美国代表称为妄图将全世界纳入自己控制的宪兵。”
古巴的敌人不会喜欢如此勇敢而直率的声明。史蒂文森离开会议大厅，美国人还预留了其他手段。联合国大厦遭到一些“来历不明的人”使用80毫米口径的“美国制造的单筒火箭炮”的扫射。一个名叫格拉迪斯·佩雷斯的人带一把刀子越过警卫，破窗而入，试图冲进大厦。拘捕时，他承认想刺杀格瓦拉……
不过他的生命也只剩下三年的时间了！而且很少有人从他在纽约对记者的谈话中看到某种特殊的潜台词：
“我出生在阿根廷……我是一个古巴人，也是阿根廷人……因此，我感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是拉丁美洲爱国者。无论任何时候，只要需要，我准备为解放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而献身。我对任何事和任何人都一无所求，也不需要有任何回报……”
在各种问题面前，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切·格瓦拉始终保持着自我—他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幻想家和爱开玩笑的人。一次会议后，一支人数不多的古巴人巡查队在联合国大厦入口处遇到他，他们晃动着一幅招贴画，上面印有他的照片并写有“杀人犯”字样。
少校在这伙人的对面停下来，脸上露出迷人的微笑，高举起双手（这一动作就像在观礼台上向参加政治集会的人致意一样）招呼聚在一起的人，然后坐上汽车扬长而去……
格瓦拉在宣传上的成功没有停留在让全世界发觉他，他的使命对拉丁美洲各国特别重要。那里的民众早在蓬塔德尔艾斯特会议期间，将新的古巴看成自己的可靠盟友，以便日后与美国垄断组织的统治抗衡。许多思维健全的国务活动家感受到这一点。尽管他们的国家完全依赖上述垄断组织，但他们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向古巴领导人表示尊敬和同情。格瓦拉在自己第一次南美之行中亲身感受到这一点。我们首先简要地向读者介绍那些年大陆的一般情况。
我国大学那些年都开设了拉丁美洲概况的课程。听众提的问题实际上提出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平等的标志。即使在那个时候，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错误认识（当然，如果不对亚马孙河流域的印第安人与居住在热带丛林的非洲部落的生活进行比较的话）。
依照发展水平，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拉丁美洲国家直到目前还是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自19世纪初摆脱直接的殖民压迫后，许多国家在表面政治独立的条件下经历了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经济模式仍然是大型资本主义生产占主导地位，而这种生产依赖外国垄断组织、国有经济成分以及私人民族资本企业。然而，按人均计算，1960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生产仅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的19％左右。其中说明，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具有明显的依赖性。科学和技术的成就首先应用于外国资本直接或间接感兴趣的企业，私人外国银行的信贷和借款成了压榨该地区各个国家的有力杠杆。因此，国家的外债规模很大。
在发展工业过程中，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差别也扩大了。依据生产潜力的水平，其中较好的国家有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稍差的国家有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和智利。列入地区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巴拉圭、厄瓜多尔以及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的一些国家。第一类国家已经开始组织生产汽车、电机、无线电和电视设备、石化产品、拖拉机，巴西甚至能够制造飞机。
迄今为止，拉丁美洲国家在农业生产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落后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其特征是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在地主—大庄园主手中，大部分农村人口处于少地和极端贫困的状况。
拉丁美洲在对外贸易中也遇到尖锐问题：以大量出口低价的初级产品换取价格疯涨的工业品的进口。
20世纪60年代，美国资本在该地区各国的扩张急剧上升，这导致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斗争尖锐化，并且赋予它的民众为自身经济解放而斗争的明确反美目标（如19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1954年的危地马拉革命，1954年的古巴革命，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革命，1968年秘鲁和巴拿马由有爱国情绪的军人的政府执政，1970年在智利成立了民选政府）。
拉丁美洲国家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非洲）的显著区别在于它的文化教育水平。在那些年代里，大部分首都均拥有若干所大学、剧院、交响乐团、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总体文化比较高。但是，“北方伙伴”不光彩的作用在这里也尤为醒目。仅仅在1955～1970年期间，美国从拉丁美洲挖走了7.5万名高素质专家，而美洲大陆各国为培养这些人则投入了近30亿美元。
拉丁美洲与非洲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真正“相似”之处，就是巨大的社会反差和劳动者的穷困潦倒，其中尤以农民群众最甚。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结构特点是被称为边缘阶层的部分不断增加。他们是一些没有固定职业的人、小手工业者、街头小贩以及家庭佣人。
在这些国家里，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所有者几乎占有十分之九的可耕地。农村劳动者贫穷不堪。那里还保存着各种非经济的强制手段和个人依赖，土著居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印第安人经受着强制同化政策和文化歧视带来的后果。
这个时期，几乎有一半的民众没有保障最低温饱的工资收入，绝大部分人没有稍微像样的住房。（有一次在与格瓦拉交谈时，我回忆起自己在他家乡工作时的情形—我在阿根廷说过，我喜欢探戈舞“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切微笑着说：“这是因为你没有在‘维利亚·米塞莉亚’生活过，这个地名译成俄语为‘赤贫的小村庄’。”我看着他：来到阿根廷的一些苏联记者也要求带我去那里看看。首都郊外的大片空地上并没有一幢接一幢的高楼大厦，也没有低矮狭小的农舍，而是一些用硬纸板、罐头盒和废旧胶合板搭建的窝棚。这些“建筑物”之间流淌着一条小河沟，它是自来水管、盥洗室和孩子们玩耍的地方……而这发生在20世纪中期，发生在当时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还回忆起其他的一些村庄，更像是简易的农家草房，零星分散在无主土地的山坡上。除了大自然本身，谁都不能把这里的居民撵走：雨季时常发生的泥石流将他们与无法抵御风雨的住宅一起卷走，覆盖在上面的是一层厚厚的石块和泥土。—作者注）
在本书的开头部分，我们介绍了年轻的埃内斯托·格瓦拉游历美洲大陆各国，不止一次看到类似情景的心情。穷困潦倒、毫无权利和多灾多难的景象在青年医生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涛，这些都成了他后来全部行动的“动力”。我们不在这里耗费笔墨，因为切的一些传记作者早先已经介绍过了，他们将“英雄游击队员”的政治品行同各种理论“学说”结合起来。格瓦拉不能容忍在普通劳动者苦熬日子的背景下，自己过拉丁美洲医生有保障和舒适的生活。遗憾的是，我的许多国人对此往往不理解。
格瓦拉在自己政治观点中依靠拉丁美洲的解放传统是另一回事。他的精神和内心与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马蒂、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秘鲁共产党创始人，秘鲁全国工人联合会创建者，曾出任秘鲁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译者注）等人的思想息息相通，尤其在联合拉丁美洲各民族以及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上是如此。他们当中的第一位还幻想从西班牙获得独立的国家，在初期某个时候组成一个统一和伟大的共和国—美洲共和国。埃内斯托也有这一幻想。在联合国的上述发言中，他谈到古巴关心拉丁美洲问题的原因：
“这种关心是基于彼此的联系，我们使用的语言，以及我们拥有的文化和共同的当家人将我们团结起来。”
对美洲大陆问题的深切了解，对它的人民的深切同情，使得不同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方向的拉丁美洲人报以感激之情。哥伦比亚《国家报》是一张远非左派观点的报纸，以下是它撰写的一段文字：
“切·格瓦拉的形象对我们美洲大陆迷失方向的青年人是一个传奇式的榜样。我们真的不能对我们苦难的现实蒙上眼睛。饥馑、疾病、文盲都不是我们所要得到的梦想生活世界的良好前提条件。”
在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人们对他的态度也许比较冷淡，甚至在工作环境中，尤其是古巴的游击行动期间也是这样。阿根廷共产党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起义者持十分怀疑的态度对此不能没有影响。可是，切在大学生中间却成了偶像。青年人从古巴革命中看到了反帝斗争的重要力量。
在那些年代，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阿根廷人有着更高的生活水准，也比他们的邻国较少政治化。切本人承认，阿根廷是一个喜欢足球胜过喜欢政府事务，崇拜探戈舞表演者卡洛斯·卡德尔（1932年死于空难。—作者注）胜过崇拜任何人，甚至是享有声望的总统的一个国家。
或许这可以部分解释格瓦拉为什么拒绝（虽然希望再次返回祖国）出席阿根廷1810年革命的150周年庆典活动。他借口处理几份紧急文件把自己“禁闭起来并干上几天”，同时在与菲德尔交谈中，尽管建议他接受邀请—派出起义部队的一个排参加布宜诺斯艾利斯阅兵式，他还请求“将他从庆典中解救出来。”（我在阿根廷大使馆的同事后来告诉我，当这些“受阅部队”悠闲地走着，几乎没有军人姿势，只不过是放慢速度而已，检阅台上竟引起热烈喝彩。与总统弗朗迪西并排站着的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对着他们微笑并鼓掌致敬。—作者注）
在阿根廷政治中，阿图罗·弗朗迪西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多年来，他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讲话，而在竞选过程中许诺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但是一进入“玫瑰宫”（阿根廷总统宫，虽然最近被涂成红砖色调。—作者注）并感到将军团像对待极“左”政治家一样不信任自己的时候，他就立即改变方针：开始协助美国资本进入本国，通缉左派人士，后来甚至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
他并非没有与华盛顿协商。在前面提到的乌拉圭会议的开头，他邀请切·格瓦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
为了避免走漏风声和激怒军界上层人物，弗朗迪西在准备自己著名同乡来访时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甚至不把客人的名字告诉自己办理重要公务的职员，下令到民用机场秘密迎接“一位从蒙得维的亚乘总统座机来的人”，并且把他送到郊外的“奥利沃斯”总统府。
8月18日格瓦拉乘机抵达，然后坐上高级轿车，并且有两辆车随行保卫。他已有8年没有到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他对一切都感兴趣，甚至向司机打听，星期天举行的“罗萨里奥队”对“圣洛伦索队”的足球赛哪支球队赢了……
下面是阿根廷总统后来在与记者乌戈·加姆比尼的谈话中有关这次会见的回忆：
“我们开始谈话时，我强调在蓬塔德尔艾斯特会议议题中，有关希望输出革命的古巴不要干涉拉丁美洲事务。我的交谈者阐明自己对本地区各国的形势看法后指出，即使没有古巴人的干涉和影响，美洲大陆的革命仍然不可避免，因为和平演变的道路走不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补充说，‘只是有机会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但我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它正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弗朗迪西继续回忆说，格瓦拉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坚定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自己对拉丁美洲形势的分析却犯了严重错误，不符合目前的国际局势。
告别时，埃内斯托要求允许他前往机场的途中顺便探望一下病中的老姑母，得到总统恩准，条件是不能耽误飞机起飞。弗朗迪西夫人这时出现并询问客人在动身前喝点什么。
格瓦拉：说句实话，夫人，我从早晨7点喝了一杯马黛茶后，再没有往嘴里填什么东西了……
总统夫人：那样的话，您需要的不是清淡的早餐，而是走远路前丰盛的那种，煎牛排怎么样？
格瓦拉（有点难为情地）：但是，夫人……
夫人：按照阿根廷方式制作，要带血的吗？
格瓦拉：当然，夫人，要带血的！……
就在他登上飞机舷梯的那一刻，他听见身边照相机快门的咔嚓声。次日，首都《新闻报》刊出了他的照片。
对总统来说，向高级军事指挥部解释是一件烦心的事。他使将军们相信他会见过格瓦拉，目的是查明古巴与美国相互接近的途径。这种接近可以阻止将这个拉丁美洲国家开除出拉丁美洲国家组织。然而，将军团对这样的解释仍然不满意。当时，机敏圆滑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弗朗迪西向报界发表了下列消息：
“出席在蓬塔德尔艾斯特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社会和经济委员会会议的古巴官方代表、部长兼医生格瓦拉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向他发放一本阿根廷护照，以便探望一位生病的女亲戚。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小时后，格瓦拉返回乌拉圭，然后前往巴西，在那里他应这些国家总统的邀请进行正式访问。
“阿根廷总统弗朗迪西与古巴部长进行了简短的谈话，询问他在国内逗留期间的打算。”
在乌拉圭，格瓦拉实际上不只是受到这个国家艾多总统的接见，而是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在蒙得维的亚市向大学生们发表演说。之后，他乘坐一架古巴飞机，并且趁飞机在机场维修时抽空小睡一会儿。因为如此，飞机飞抵巴西已经是深夜。那时，雅尼奥·夸德罗斯总统觉得失去等到古巴客人的希望，回去休息了。
次日一早，他非常热情地在国家的新都—巴西利亚市迎接埃内斯托·格瓦拉，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甚至将巴西的最高勋章—“南十字”勋章授予他。
过了一些时间，美洲大陆的形势变化明显不利于革命的古巴。弗朗迪西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夸德罗斯未能顶住反动势力的压力而辞职。1962年初，古巴被开除出美洲国家组织。当然，反对开除它的国家有乌拉圭、玻利维亚、智利和墨西哥。除了墨西哥以外，另外三个国家在华盛顿的压力面前退缩了，相继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
美国统治集团在拉丁美洲的主要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不允许出现“第二个古巴”。
华盛顿这种忧虑有根据吗？我们把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交给美国著名拉丁美洲问题专家泰特·舒尔茨。此人1965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作《革命之风：拉丁美洲的今天和昨天》。他在书中指出，大陆的革命潮流目前对美国不具有威胁性。在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发展较之古巴更加平和更加隐蔽。但不管是何种形式，它们都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我们要补充一点，在美国推行反对古巴侵略政策的情况下，革命的古巴不希望作拉丁美洲政治进程的旁观者。在与“北方帝国”的关系失去和解机会与希望以后，古巴领导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第三世界”强大的反美运动可以遏制美国垄断组织的侵略野心。
这里可以明显观察到古巴在那几年奉行的外交政策路线，这就是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团结。切·格瓦拉站在执行这条路线的第一线。他多次演讲，呼吁世界人民同英勇的越南团结一致，在亚洲和非洲各国执行重要而微妙的使命，同时对那里的形势及当地的革命可能性进行分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65年4月亲赴刚果。（1964年初，三年前被打死的卢蒙巴总统的追随者举行暴动，并将三个省长期控制在自己手中。古巴的一些军事专家应他们的要求被派往刚果）切在扎伊尔和坦桑尼亚度过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此后，他撰写了一本《刚果革命斗争纪实》。书中指出，为了达到“真正的革命成熟期”，非洲还有许多事要做，其中包括发展非洲各国人民的团结，制定新的斗争形式。
在古巴领导人那个时期的发言中，经济不发达被当做“第三世界”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极为重要原因占了主导地位。在“七十七国集团”的第六次会议上，卡斯特罗发言指出：
“第三世界国家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大量的不利因素，这些因素将他们推到了悲惨和不稳定存在的低级阶段。主宰世界的不公正的和过时的经济秩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阻碍发展。”
为了使人民群众更进一步理解“不发达”这一术语，格瓦拉甚至引用了比喻说法：
“所谓不发达，”他说道，“就是脑袋大而胸部塌陷的侏儒，同时，他孱弱的两腿和短小的手臂不能与身躯的其他部分构成有机的整体。”
在他们类似的发言中，可以经常看到一个命题，常被古巴领导人用来同那些“赋予争取和平的斗争以首要意义，而把团结人民的问题置于次要地位”的人进行论战。前面提到的“七十七国集团”会议的发言中，卡斯特罗指出：
“有一个定理说，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然而另一个定理也非常正确，没有地球上第80个国家人民的发展，也就没有和平。”
1964年年底，格瓦拉前往非洲。他还要在那里干来年2月参加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遵循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会议。此前，他秘密会晤了几内亚塞古·杜尔总统。这是一位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定拥护者。报刊透露的消息似乎认为两国领导人已经商定，要求莫斯科加强经济援助，对非殖民地化进程和亚非一体化的支持。
如果了解切在前面提到的阿尔及尔会议上的发言，对这种消息的真实性不得不表示怀疑。切的发言是这样的：
“意识中没有这种变化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种意识导致全人类，诸如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全世界人民建立新的兄弟般的关系，而不是导致夸夸其谈互利贸易。如果事情局限于后者，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将会证明社会主义国家是帝国主义剥削的帮凶。”仿佛是对自己战友卡扎菲的响应，格瓦拉补充说：“和平需要付出代价，但这种代价不应当超过我们尊严的界限。”
切不拘泥于本本主义，而是辩证地对待经济发展问题。他声明，“古巴可以允许自己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他还指出，该国在世界上拥有诸如国土面积不大，通信设施良好，以及世界力量的对比等有利因素。
部长发表在古巴共产党理论机关刊物《社会主义古巴》杂志上的文章也明显有同样的看法，他写道：
“作为落后国家的古巴，如果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工业化，那就意味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刻不容缓地以自己全部的技术潜力援助它。”
当然，如此直截了当的声明没有顺畅地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也未必符合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口味，尤其是像苏斯洛夫这样一些囿于陈旧原理和认识的人。我们认为，正是在这里可以找到解释，为何一系列苏联领导人对切·格瓦拉的态度十分冷淡（自然是隐蔽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对待他们通常所指称的革命策略的不同。
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已经解决了拉丁美洲一个国家面临的游击活动问题的格瓦拉，开始着手从非洲秘密前往中国（当然，卡斯特罗不得不对记者承认旅行本身的事实）。他请求中国领导人（根据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指毛泽东）为新的游击战争“策源地”提供武器援助。
长途飞行（而且是在气候急剧变化的条件下），神经高度紧张—在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古巴部长的慢性病发作，哮喘病使他久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但是，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使他痊愈了。1965年3月中旬他回到哈瓦那。
我们认为，这里正好来谈一谈古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所有这些国家，首先是苏联表现出与古巴革命的“阶级一致性”，特别是在古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严重紧张之后。前面曾提到有关我国进口古巴糖，向古巴提供石油，后来是机器、汽车、设备、日用品和食品，向岛上派去数百名苏联专家。提供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对古巴的命运至关重要。
古巴领导人，其中包括切·格瓦拉（由于他负责国家经济工作，或许比其他人感触更多）高度评价这种兄弟般的合作和援助。1960年3月20日，即在与我国签署一系列协定后不久，格瓦拉通过哈瓦那电视台作了题为“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的讲演。他在其中强调指出，他“十分荣幸地”参与了同苏联各种协定的缔结。这些协定旨在巩固经济独立，因而也就有了古巴的主权。
格瓦拉少校明白苏联政府声明的绝对重要性。声明表示，苏联政府支持古巴在它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
1960年7月10日，切在哈瓦那全民集会上发表演说，他声明：
“让在拉丁美洲土地上犯罪并逍遥法外的五角大楼和美国垄断组织的亲信们警惕吧。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不少，古巴已经不是失落在汪洋大海上的一座孤岛，不是由自己的儿女赤手空拳和世界上所有被压迫者高尚的激情保护的国度。今日的古巴是加勒比海中心一座光荣的岛屿，处于历史上最强大国家的火箭庇护之下！”
随后几年，格瓦拉总是提到这一因素。例如，1960年12月11日，他在莫斯科工会大厦圆柱大厅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学习和获得经验，同时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我们懂得，在古巴的条件下，除了人民武装起义反对美国佬的傀儡武装压迫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我们手拿武器并且和农民联合起来，投入到反对代表寡头—美国同谋者的军队的斗争，最终我们消灭了它。我们的旗帜可以武装处于类似我国条件的拉丁美洲其他人民……
“目前，我们处于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我们的岛屿经常受到帝国主义舰船、基地和海军陆战队的威胁；另一方面，我们有苏联极为宝贵的支持，苏联是保证我国完整、我国主权的可靠后盾……
“遗憾的是，古巴是地球上的热点之一。我们不像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恣意玩火。我们知道，如果冲突在我国的沿海一带爆发，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因此，我们竭尽全力阻止它……”（格瓦拉再次强调了古巴是在迫不得已的条件下动用武器自卫。他同时指出，古巴人不想滥用苏联的军事援助而使自己的盟友冒险。—作者注）
1960年2月，苏联在哈瓦那举办大型展览会，赫鲁晓夫的第一副手米高扬抵达古巴访问，给古巴领导人留下了良好印象。苏联最高代表受到了引人注目的友好接待。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仅亲临机场迎接他，而且在访问全岛期间全程陪同。格瓦拉精力非常充沛地参加了与米高扬的会谈，多次与他会晤，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向他介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这次访问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一直陪在身边。我从他那里获悉，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了友好的联系，彼此怀有好感。古巴领导人在坚持自己信念方面的率直性和坚定性给这位老党员留下深刻的印象。切在很多方面赞同他的意见，在很多方面持相反的观点。米高扬甚至同他开玩笑说，他自己的名字与切的名字相仿，在亚美尼亚语中都是“不”的意思，格瓦拉对此报以愉快的微笑。—作者注）
（米高扬对年轻的古巴领导人怀有深沉的近于慈父般的感情。加勒比海危机刚一结束，他就于1962年第二次出访这个岛国。在此期间，他向我们一小批苏联外交人员讲了自己对古巴领导人以及自己第一次出访古巴的印象。遗憾的是，我那时未能将这次谈话记录下来。后来在莫斯科一期同名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有关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第一次出访古巴的随笔，是他当记者的儿子谢尔戈写的。他也是他父亲回忆录的“关键”作者。因此，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引用这篇随笔的若干段落。）
谢尔戈·米高扬是这样写的：
“伊尔-18飞机滑行到哈瓦那机场主楼前，我透过飞机的舷窗首先看到菲德尔·卡斯特罗。当他出现并健步走向飞机时，周围的人群马上沸腾和激动起来。通过座舱玻璃只能听到一个词汇：‘菲德尔’。后来，这个名字……响彻我们到过的每个有人群地方的云霄。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身影能轻而易举地从人群中识别出来，虽然他跟所有官兵一样穿着普通的迷彩服。他身材修长，体格壮如力士。在我看来他极像彼得一世。大胡子使菲德尔比他的实际年龄33岁老一些。干净利落的动作和深邃的目光赋予他某种领袖气质的外部特征。
“但是，我们看到新古巴这位领导人的真正特点是在稍后，—他请米高扬参观哈瓦那东郊的工人居住区，并且自豪地介绍工人们如何轻松地在这里获得一套朴素而舒适的住宅；他带我们去毗邻哈瓦那的加勒比海沿岸为工人们修建的海滨浴场；他向我们介绍合作制建筑并讲解新古巴农民的生活和条件；最后，是他在圣地亚哥带领我们参观1953年7月26日攻打的有历史意义的兵营如今已改为学校……
“菲德尔的崇高声望，他的人民欢迎他的那份热情，乍看起来，会使任何一位外国观察家感到惊讶。他或许会把这一现象解释为拉丁美洲人特殊的情感外露。然而，在与卡斯特罗一起飞越整个古巴，看到他在革命军队中的士兵、工人、农民等各色人群，甚至是在孩子们中间时，大家称呼自己的总理竟是这样的亲切，这样的简洁—菲德尔。这时，你就开始明白他作为领袖的力量所在了。它在于与人民群众最密切的联系之中，在于对普通人利益的理解和对这些利益的关注之中。卡斯特罗就是怀着这样两种精神对待新政府成立前出现的种种问题。
“从他钢铁般的躯体上根本看不出他一昼夜只有5小时睡眠。他将其余时间全都用来工作。由此看来，这也是所有创建新社会的革命者命中注定的事情……
“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是当地一位颇负盛名的大地主。当他的两个小儿子—菲德尔和劳尔将自己的命运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十分懊恼，选定大儿子为自己的继承人。
“‘父亲只是对着我们挥动了一下手臂，仿佛像对待没有丝毫出息的人一样，’劳尔·卡斯特罗对米高扬说，‘可以说与您的父亲毫无二致。’（在此以前，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向他介绍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他是弃学投身革命的）
“菲德尔和劳尔从巴蒂斯塔的监狱出来后，被驱逐到墨西哥生活。父亲给他俩寄过类似助学金的费用。他当然无从知道儿子没有将这笔钱用于学习，他们准备回国拿起枪杆子。
“在被驱逐的困难时期，由于菲德尔一心扑在革命事业上，妻子离他而去。她看上巴蒂斯塔时代一位身居高位有优越生活保障的外交官，认为这比起做一个革命者女友过惶恐不安的日子强。在专制制度垮台时，这位外交官是古巴驻联合国代表……
“菲德尔带着自己11岁的儿子。目前小菲德尔（这里说的是1960年的事。—作者注）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哈瓦那。
“全国解放以后，（当时老卡斯特罗已经不在人世）几个弟弟从世代相传的地产中分得了自己的一份，并把它交给国家。卡斯特罗的哥哥是头号地主之一，政府对这些人实行了土地改革……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新领导中发挥着最显著的作用。他作为革命战争的英雄之一，目前担任着国家银行行长的重要职位。这位‘银行家’……继续穿一身军服，腰间依然没有变化地别着一支‘柯尔特式手枪’。格瓦拉完全是一位年轻人，个子不高，体格也不健壮。但是，瞧见他的面容后，你就不会轻易地将目光移开。他的脸庞很有魅力，目光深邃而庄重，时而透出些许的悲戚凄凉，时而充满诱人的欢乐，总能给人留下特别的印象。我们常和格瓦拉一起去不同的场所，从他经常发表演说的工会代表大会，到前往拉古尼德尔特索罗捕鱼。这里也是格瓦拉常带妻子—质朴而迷人的中学教师—去的地方。
“即使在今天，他也不得不显示出顽强不屈和英勇无畏。他凭着这两种精神指挥着革命军队的一个纵队。作为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负责国家资金、外汇的正确使用。这里不可避免地与一些企业主产生冲突。这些人往往不习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办事，从而使他不得不认真研究复杂的财政运作机制。因此，格瓦拉一昼夜有16～18小时用在工作上，尽管他从孩提时代起就遭受到慢性哮喘病的折磨。但他支持自己的是咖啡和香烟，这使他与妻子、朋友经常发生‘冲突’。人们像对待菲德尔一样，总是以热烈的欢呼来迎接格瓦拉……
“‘我不由得想起，’米高扬继续说，‘关于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希门尼斯，他是地理学家……努涅斯陪同我们乘飞机出行，而且我也习惯于他和蔼可亲的面容，轻声细语的说话方式，以及他一直保持的谦恭风度。第一次相识不久，你就会模仿朋友的口吻称呼他为努尼（努涅斯的爱称。—译者注）。一想到他的经历，你就会不由自主地羡慕起这位学者的生平。他自从研究本国的地理和经济以后，就拿起武器为创立新古巴，为它真正的富庶和繁荣昌盛而奋斗。’
“在当今古巴领导人中，最年轻的要算劳尔·卡斯特罗。他还不满28岁，但却有着少有的严肃认真、沉着稳重和深思熟虑。他个子不高，体格甚至有些虚弱，外貌一点也不像哥哥。我们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完成了到瓦拉德罗的游览。参观巴蒂斯塔宫的儿童学生宿舍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记忆……尽管劳尔是武装力量部长，但对摆在面前的一切问题—从学校事务到土地改革都非常关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象征性和示范性，因为军队在当下的国家生活中发挥着突出作用。
“劳尔的妻子比尔马·埃斯平·德卡斯特罗曾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那时，她像她丈夫战斗在山区一样，在圣地亚哥市从事地下工作。比尔马帮助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队员们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后来作为普通兵参加历次战斗。如今，比尔马是颇负盛名的社会活动家……
“说到古巴革命的领导人时，不能不提到那些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这里首先提起的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他是一位战斗英雄，新古巴武装力量第一任部长。在革命胜利后的1959年秋，卡马圭市发生反革命暴乱，西恩富戈斯在那次平暴斗争中牺牲。
“还可以说出我们所熟悉的其他许许多多的活动家，”谢尔戈·米高扬最后写道，“把他们所有人的共同特征归纳起来就是：诚心诚意、忠于人民、勇敢和坚定……或许由于经验不足，他们在治理国家中犯一些错误，或许由于自己年轻，他们有时的行动只凭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是过于急躁。但目前令我们不得不叹为观止的是，他们犯下的错误竟是如此之少，他们治理国家竟是如此富有理性。”
苏联副总理深受古巴民众“欢迎”，连一些美国人也在文章中提及。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介绍古巴情况的著作中，提到了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一则笑话：赫鲁晓夫询问刚从古巴回来的米高扬，为什么你如此闷闷不乐。“这些古巴起义者，”米高扬回答说，“已经打进了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莫斯科所有人很快将知道，除了其余情况之外，我是哈瓦那的间谍。”
后来，米高扬和格瓦拉在莫斯科会面，当时切是第三次抵达。
“英雄游击队员”牺牲以后，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在一篇记者访谈中再次提到了自己这位古巴友人：
“切·格瓦拉引起我注意的甚至是他的外表。他有着自己特有的优雅匀称的体态，虽然身材不高但却年富力强。他的脸庞透着刚毅，同时兼有感恩的神情。他迷人的笑容容易博得人们的好感。从与他的交谈中，他留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有修养和博学多才的人。所有这些品质加在一起还不能使切·格瓦拉具有杰出的人格，他身上最根本的东西当然不在于外表，不在于他的博学，而在于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状态，就是我说的他对自己所持观点正确性拥有的钢铁般的不屈不挠的信念……
“切是浪漫主义者吗？是的。但他是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者。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总是对革命的浪漫主义者怀有好感，即便是在与他们意见不相一致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苏共的所有领导人都能像米高扬那样遵循列宁的这一遗训。令人遗憾的是，大量事实证明恰好相反。—作者注）
“我们与切进行过多次交谈，而且与他发生争论可谓家常便饭。他的特点是性子急、直率、相信革命活动的神奇效力以及决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说，所有革命者，尤其是年轻革命者经常有这些特点……
“我想特别说一下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两人之间的关系给我的印象，”米高扬继续说道，“我们多次在一起，有时不算翻译也不过三个人而已。因此，我就有可能对他们之间某种特殊的友谊，以及渗入友谊之中的绝对信任和相互理解做出评价。这两位古巴革命者的性格差异非常大。然而，富有血性、情感炽热、容易投入的菲德尔和看似沉稳、冷静的切能够很好地和睦相处，相互尊重，其中或许包含了两人刚好互相补充的那些品质……”
每一次苏联之行都给格瓦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第一次出访时（近一个月），他观看了红场节日阅兵，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向莫斯科社会各界发表演讲，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列宁起居室博物馆，游历了伏尔加格勒的马马耶夫岗。他特别难以忘怀的是与普通劳动者的会见。以下是他本人在这次会见时讲过的一些话：
“人类所有迫切问题的深奥毫无例外地令全体苏联民众感到惊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证明这一点，因为无论在街道、工厂、集体农庄，凡是我们所到之处，人们就会立即认出我们……在15天的时间里，我们真正处在友谊的海洋之中。对我们来说，这是辽阔无垠的课堂和无比巨大的支持，因为我们一离开我国的边界，就会立即陷入敌意的海洋。”
切乐于与从事任何职业的苏联民众交往，其中有作家、学者以及社会活动家。在我国一些棋手访问古巴时，他作为一名有瘾的象棋手，从来不放过与他们对弈的同时赢回一局的机会。非常热烈的友好关系将少校与首位宇航员尤里·加加林联系在一起。他们两人都是我们两国间相应友好协会主席。苏联古巴协会成立时，恰逢格瓦拉在莫斯科。他在庆祝会上发言说：
“在协会成立之际，苏联民众高涨的热烈气氛使我们深受鼓舞，那么多的人和组织希望成为协会成员，那么高的热情对待有关该机构成立的消息。”
(当切在莫斯科这次会议上发言时，他当然对哈瓦那已经通过的有关他彻底离开古巴的决定守口如瓶，这对所有人，甚至对他的家庭都是秘密！—作者注)
切·格瓦拉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总是抽时间会见希望与他交谈的我国各界代表。当中有作曲家阿拉姆·哈恰图良，作家鲍里斯·波列伏依，其代表作是《真正的人》，他热情地向来人介绍“格拉玛”号远征的情况。
下面是鲍里斯·波列伏依记忆中的有关格瓦拉容貌的若干特征：
“他有一张粗线条的令人惊叹的脸庞，看上去非常美。柔软卷曲且一绺一绺状的络腮胡子环绕着他的脸颊，上唇的髭须呈黑色，犹如我们所说的露西（古俄国封建国国君的称呼，如基辅露西，莫斯科露西等。—译者注）一样。两道富有光泽的浓眉衬托出这张脸的白皙，看样子，它没有受过阳光的照射。乍一看来，这张脸显得冷峻，甚至还带有狂热信仰的韵味。然而在它展露笑容的时候，不知怎么的就会显出这位部长年轻的年龄，因而成为地道的年轻人。草绿色军人作战服、裤管塞进系带足球鞋的休闲裤，以及缀上五星的黑色贝雷帽似乎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个性。”
格瓦拉在抵达古巴前就以尊敬的态度看待苏联。当他还是一位做毕业论文的大学生时，也以这种态度同那时还是委内瑞拉左翼政治家（未来的委内瑞拉总统）的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交谈。埃内斯托称他为“叛徒”，因为他表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反对支持苏联。
因此，切在对待我国及其民众的个人情感中，从来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无原则分子，甚至当苏古关系出现某种裂痕时也是如此。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以后，格瓦拉在回答记者有关他“目前”对苏联的态度时指出：
“这次危机期间，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立场，最后还是正确立场占了上风。这是怎么回事呢？基于此我们可以忘记所有其他东西吗？什么更重要呢？是多年来无条件的真诚援助，还是就某一个具体问题产生的分歧？”
因此委内瑞拉《世界报》的见解看来缺乏说服力，甚至见不得阳光（因为它在格瓦拉死后发表）：
“莫斯科拥有对卡斯特罗的施压手段（三天没有石油，仅此而已！）但这种手段却不能对像切这样的人施加影响：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传奇人物不需要石油，只要一支自动枪足矣，这种武器他早就有了。”
许多国家政界人士十分了解切的真诚和为人正直，因此，他有关我国和我国民众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就显得非常宝贵。
格瓦拉的外交工作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世界”国家。他有机会研究古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许多课题，赞扬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因为大多数国家并不听命于美国，同时继续发展与古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而且这样的立场有时还要经过华盛顿方面的严格监督。（例如，革命前，古巴实际上使用英国雷兰德汽车公司生产的汽车，这些车逐渐老化，备件也用光了。当古巴政府试图获得该公司的新车或是一些零配件时，华盛顿向英国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交易被迫终止。当然，凭着古巴机械专家及一些能人的努力，他们可以将2～3辆坏车的零部件拼装成一辆新车。因此，老汽车还是在古巴街道上行驶了很长时间。—作者注）
综上所述，我想多少可以说明工业部长格瓦拉致力于尽快结束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供应的依赖。同时，他作为一名现实主义者还是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们准备就不同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建设性对话。”
由于古巴领导人一定的灵活性和善于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它基本上达到了不让上述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实施美国制定的对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例如，利用戴高乐政府“面向东方”的著名转变以及与其他北大西洋公约参加国的分歧，达成了古巴与法国贸易的显著增长。格瓦拉部长还聚精会神地关注着同瑞典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贸易机会。正如他所说，这些国家“没有老殖民政策的负担。”
研究国际问题，出国访问的同时，埃内斯托·格瓦拉了解了世界，进行了地区间的比较分析，并且做出了结论。其中心思想是，为了人类世界更美好、更人道和更公正，还要面临长期而艰苦的斗争。这或许就是作为政府成员的他，在履行外交使命时不想脱掉起义者橄榄绿军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