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介绍革命后古巴创立的新生活，标题借用一位诗人的诗句并非偶然。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面前同时摆着诸多任务和预料不到的问题。在几乎过了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对青年改革家们的决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坚强意志依然不失惊讶之情。（自然是钦佩不已！）
在对他们所有人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时，特别需要指出菲德尔和切的作用：革命的最重的担子都压在他们肩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些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现在，我们就他们每个人所负责任的大小补充几句。
大量统计表明，他们责任大小是相同的。而菲德尔·卡斯特罗经常“抛头露面”得另当别论。他先是公认的起义部队的领导人，然后是新生国家的首脑。他首先拥有在国内外就古巴内政、外交政策的所有问题公开演讲的天赋，阐述它的立场、成就和问题。受到菲德尔绝对信任并且与其密切合作共事的埃内斯托·格瓦拉负责制定战略和理论创新，解决一些刻不容缓的战术问题，保卫胜利果实，银行业务以及工业建设等整个过程全都依靠他。当然，这一切并不排除由格瓦拉履行通常属于菲德尔职责范围内的一些使命—诸如代表国家公开演讲，派遣驻外代表等。
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对读者正确理解本章内容也相当重要。这就是了解两位领导人的性格和行为的一些特征，尽管这些纯系表面的东西。作者知道，撰写这方面的内容是一件微妙和吃力不讨好的事（何况不久前我们这里有一半“专家”到过古巴），然而为了读者我仍要做这方面的尝试，而且是绝对基于自己的观察和评价。
在我看来，菲德尔属于暴躁和易怒气质型的人，是善于辞令的好辩者和天才的演说家，他认为动态生活和工作方式要比埋头伏案工作要好。早在耶稣会教徒专科学校学习时，他就是一个不断斟酌自己每句话的有精明外交手腕的人，缺乏浪漫主义的情调。
切是另一类型性格。他是心态平和（至少外表上如此），是认真细致的观察者或倾听者，是一个沉默寡言和内向型的人，对自己和亲人要求极为严格（放在第一位！）。如果认为自己意见是正确的，那么只要人家愿意听，他就会开诚布公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爱好分析研究工作，爱好写时评文章，在气质上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诗人和对人类充满高度怜悯（就像一个真正医生所具有的品质一样）的幻想家。
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绵羊上来”。场景是：哈瓦那。1959年1月，猪湾要塞。少校狭小的办公室里响起电话铃声，格瓦拉被告知一位智利客人—政治家萨尔瓦多·阿连德要来见他。以下是智利第一位民选总统后来就这次访问的回忆：
“在15分钟时间里我能够洞察他，看到他眨着红肿的眼睛和不安眼神。（这一夜切只睡了两个小时，并在身体不适时处理紧急事务。—作者注）美洲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呈现在我的面前。”
为了亲眼目睹古巴事件，阿连德于1959年1月20日飞抵哈瓦那（应当说，来到哈瓦那第一天的印象险些使智利政治家大失所望。他听到饭店窗户下面响起某种庆典的喧嚣声后，走到街上看到他所称的“不可思议的情景”：由200名彪形大汉的北美警察组成的纵队，在迈阿密市市长的率领下，伴着乐队音乐的节奏，以队列的步伐行进在河岸街上。充满怒气的萨尔瓦多已经想好打电话定返程机票，幸亏他在饭店遇见自己的老熟人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就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代表古巴共产党人会谈的人。他建议萨尔瓦多不要匆忙下结论，要与革命领导人谈一谈。—作者注）
格瓦拉邀请阿连德具有“象征性”：这可能是在要塞对他首次访问。
“听好，阿连德，我非常清楚你是什么人，”切对访问者说，“我听过您在1952年总统竞选时的两次演说；一次棒极了，另一次则糟透了。因此，我们的谈话开门见山，因为我已形成了有关您的明确概念。”
格瓦拉说，自己最后一次去阿连德的祖国是在伊巴内斯将军获胜的那次总统竞选前。尽管这样，他对新总统准确的评价令阿连德惊讶。他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位有着独裁者倾向并且持类似于庇隆政治观点的退役军人。”
对来访者提出的古巴有哪些迫切问题，切微笑着说，“不太多”：仅仅是彻底消除专制制度的遗产和使人民生活变得幸福。后来他以更严肃的口吻（尽管非常简练扼要）谈到了解散旧军队、警察和秘密机关，谈到了更好地惩治巴蒂斯塔的刽子手，他们在七年的专制统治期间折磨和杀害了近两万古巴人，谈到了与此相关的革命法庭的工作。格瓦拉指出，将赋予被告人请最好的律师充当辩护人，传唤任何证人的权利。（例如，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诉讼过程公开进行，允许老百姓和新闻记者列席旁听，其中一部分还进行电视实况转播。被告人的罪证是如此确凿，使得所有被告一般都承认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一些民愤极大的刽子手被判处死刑。—作者注）
当话题涉及拉丁美洲劳动者贫困的状况时，切指出（阿连德赞同他的看法），在智利，这种情况比阿根廷还差，说明这一点的是智利人移民到这个邻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格瓦拉回忆说，像他这样在大学时代到过智利的人，评价智利的卫生状况是“不尽如人意”。但是后来发现，它要比他到过的美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情况好得多……谈话结束时，两位医生出身的政治家还就拉美军人不干预政治争论了几句？：阿连德证实，智利军人始终“不问政治”。切对这种论点提出质疑，他说，即使是在智利，也不应当对此抱什么希望。要是未来的智利总统听从了那种劝告呢……
谈话最后，切与劳尔·卡斯特罗商定了有关萨·阿连德拜访他的事宜（后来他与菲德尔举行了会晤）。
经过这三次会晤以后，萨尔瓦多·阿连德与古巴领导人建立了友好联系。他高度评价古巴革命，认为它是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新的最高阶段。未来的智利总统为自己的国家获得了一个新的始终不渝的保护者。
（许多共同点，诸如思想意识、社会出身以及青年时代的共同偶像—西蒙·玻利瓦尔、何塞·马蒂、塞萨尔·桑迪诺、巴勃罗·聂鲁达以及伟大的墨西哥巨幅画家戴维·西凯罗斯，将这三个人团结在一起；此外，将阿连德与格瓦拉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他们共同的医生职业，但是两人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阿连德与自己的这些新朋友的区别在于，他的年龄大出他们一倍，而且是一位议会政治家，习惯于打口仗，而不是手握枪杆子进行斗争。如果说他们是借助武装斗争取得胜利，那么阿连德实际上需要证明，在他的国家的条件下，人民可以直接通过选票取胜。切不仅相信革命家阿连德的诚信，而且在深入分析智利的国内政治局势以后，还得出结论认为，阿连德本人打算要以有别于武装起义或游击战争的办法采取行动是正确的。这可以从格瓦拉赠给智利朋友自己撰写的《游击战争》一书中的题词得到证明。他是这样写的：“赠给以其他手段达到同样目的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喜欢你的切”—作者注）
阿连德与切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是在蓬塔德尔埃斯特（乌拉圭）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期间。有关会议的情况我们下面再谈。乌拉圭各反帝组织邀请他俩到蒙得维的亚市立大学发表演讲。古巴侨民竟以暗杀对两人威吓。在那里举行的群众集会结束后，切对阿连德说：
“萨尔瓦多，让我们分别走出大楼，以免遇到暗害时，不成为‘虫豸们’的礼物—使我们两个同归于尽……”
“我们分别走出来，”阿连德后来回忆说，“巨大的人群把大学围了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间或也听到了几声枪响。恐怖分子开始向大楼射击。后来我们知道，一位大学教授、也是我们的朋友被枪杀了。就在当晚，切请我到他下榻的饭店共进晚餐并交换意见……”
过了几天，摆在起义者面前的问题越来越多。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描写的胜利后一个月的那些艰苦日子：
“人民中间开始感到不满、灰心和恐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分配被抛弃的大畜牧场，到外国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外汇‘逃往’国外，我们面临非常危险的局面。”
是的，让前不久的起义者得以安宁和休息只能是幻想，国内事态的发展有时甚至不是以小时计而是以分钟计，其变化犹如万花筒里的情景。即使事件并非全都直接涉及一个普通士兵，那么他们的长官也难脱干系，更不必说，埃内斯托·格瓦拉实际上与当时古巴发生的一切都直接相关，很难对他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做出重新评价。因此，我们将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这些事件的本身及其演变，更何况切本人不喜欢过分强调自己在其中的作用。
这里介绍的只是社会最初变革的简明清单。1959～1960年进行了土地改革，确立了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体制，将美国公司财产和大型民族资本收归国有，清算大房主的财产并将住房转为租户的财产或移交国家处理。（我不能不告诉读者关于一起房产的事。这是坐落在哈瓦那市郊古巴纳坎的一栋崭新的二层私邸，属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驻古巴代表巴勒特的女儿所有。房子四周有棕榈林带环绕，占地一公顷，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游泳池和网球场。房子是全面体现建筑学思路和奢侈豪华的一个奇迹，中央楼梯用闻名遐迩的卡拉拉（意大利地名）白色大理石建造，宽敞的浴室的黑色大理石地面镶嵌着一台小磅秤，称重的结果显示在墙面特制的刻度盘中。停放两辆汽车的地下车库由司机开启和关闭。他无须下车，利用操纵台和密码就可搞定。当我们与古巴外交部的代表一起参观这幢已被政府划拨给苏联大使馆的房子时，就可看到难得一见的画面：到处散落着一堆堆新衣服，数十个装有鞋子的鞋盒，以及玩具、书籍、照片—房子的主人只带着金银细软逃往迈阿密。一个留下的看守后来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寡头是如何生活的。最使我们惊讶的是他所讲的主人的婚礼情况。婚礼期间，花园里的贮水池注满了法国香槟酒！俄罗斯大众新闻媒体时下的一些报道不得不使我的记忆回到类似的“画面”上去。——作者注）
所有社会目标定位于恢复全体公民公正和权利的改革，主要结果是人民的国家控制了国家经济的主要指挥高地。
当然，指望全体公民都拥护这些改革是幼稚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了，它最富有的部分不接受改革，并且转到国内或国外的反革命阵营。在拉丁美洲通常处于无产阶级化边缘的小资产阶级基本群众都主张激进的改革。遗憾的是，迁居到美国以及中产阶级的大部分（诸如医生、法学家、技术专家等）首先与外国公司有联系。
所有这些都注定民主的、土地的和反帝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革命，如大家知道的那样，它必须继续前进—对资本主义（至少是大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改造。
这里派生出一个十分微妙但却是合情合理的问题：革命领导人，甚至有激进情绪的切·格瓦拉，是否主张加快这种“转变”。认真读一读后者的著作，包括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的著作，就会对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答案。依据对古巴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以及人民的政治觉悟的深入研究，从各种迹象看来，他们准备用比较长的时间进行民主改革。如果连穷人当中反共气氛都占优势（请回忆一下那位姓强的普通农民对切说他是共产主义者所做出的反应！），怎么能够达到上述所说的“加快”呢。菲德尔·卡斯特罗指出，甚至工人都在询问他们如何应对诸如土地改革、银行和外国公司矿场的国有化这类措施，并且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正面答复，但他们仍然坚决反对像“社会主义”这样的概念。
然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1年4月却宣布由他领导的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与古巴领导人的观点存在某种矛盾吗？据我所知，没有。为了证实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看，改革是在怎样的国内和“国外”条件下完成的，他们的国内外敌人对这些改革的反应如何。
首先，敌人是“坏事做绝”。他们对起义领导人编造谎言、肆意诽谤、指责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改革”，与克里姆林宫保持联系，企图使国内所有的人和物，乃至连孩子都公有化。（一份黄色报刊在题为《菲德尔之流的企图》的文中，报道将孩子从父母手中抢过来，送到苏联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这种假新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许多人的决定，甚至连那些并不富裕的家庭也离开了古巴。—作者注）
这种造谣中伤对切·格瓦拉尤为突出，说什么他是阿根廷人，是危地马拉革命的保卫者，无疑是被派遣到岛上的“莫斯科间谍”，目的是要将它变为“苏联的殖民地”。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威胁人身安全。
3月，埃内斯托由于夜以继日完全没有休息的工作，导致哮喘病经常发作，身体急剧衰弱。领导上动了真格，强使切到专门分给他的乡间别墅疗养。有的报刊立即出来诽谤—说格瓦拉利用自己的地位和阔绰派头生活在逃亡的巴蒂斯塔分子的别墅里。切当然不能沉默，他致信《革命者报》指出，由于疾病，他不得不进行一段时间的疗养。他的病不是在低三下四或吃喝玩乐的地方感染的，而是为革命利益工作得的。为此，当局向他提供了一套别墅，因为他一个起义部队军官125美元的薪金不允许他租下所需的住房。他继续写道：“虽然我挑选了一套最简朴的（别墅。—作者注），但事实本身是只要我住在里头，就会引起愤怒的反应。”
虽然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攻击极少，但还是存在的。以下是其中的全部“精华”：地方反动势力开始公开以反革命相威胁，有五名部长立即离开了政府，乌鲁蒂亚总统很快提出辞职，反巴蒂斯塔地下斗争的参加者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被任命为总统。
显而易见，必须用新型的国家取代整个行政机构，国家由革命政府主持，参与其组成的有部长会议和共和国总统，而且排在第一位的是议会制的立法机关，以及对通过的法律付诸实施的执行机关。
在古巴革命胜利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制的权力机关是不存在的，而国家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临时性质，这种状况往往为许多作者证明古巴革命与民主主义不相容提供了口实。
问题是在古巴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代表制民主制度已经威信扫地（对整个拉丁美洲这样说都不过分）。由于经常操纵选举，对选举结果弄虚作假；政府机关无力解决最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政府反动，公开为外国垄断组织和地方寡头服务；政客卖身投靠和毫无原则性；官员腐败、徇私舞弊、索贿受贿以及盗窃国家财产，传统的议会形式的代表制民主思想已经不为人民群众所欢迎。
因此，革命领导人决定采用新的民主形式，如前面提到的全国人民大会，它能保证居民直接表达意愿，亲自参加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
为了更加确切地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们摘录了埃内斯托和哈瓦那一个私营电视频道主持人的谈话。切有材料表明，这位电视记者过去是领取报酬的巴蒂斯塔的特务，但他还是接受了邀请。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究竟谈了哪些内容：
“您是一位共产主义者吗？”
“如果您认为我们为人民所做的一切是共产主义的表现，那您就可以认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如果您问我们是否属于人民社会党（即共产党。—作者注），那么我的回答—不是。”
“您为什么要来古巴呢？”
“想参加解放被奴役的美洲，哪怕是一小块地方……”
“您主张与苏俄保持关系吗？”
“我主张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古巴与苏联于1960年5月建立了上述关系。—作者注），没有一个国家例外。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将那些尊重我们并希望我们的理想获得胜利的国家排除在外。”
格瓦拉还对另一位“记者”给予应有的反击。他名叫儒勒·杜布瓦，也对新生的古巴国家进行过造谣中伤。（在古巴，当时建立起了特种机关—“Xe-2”，它们的工作极为出色，并且事先获得了一些有关隐蔽的革命敌人的重要情报，其中就有关于中央情报局间谍儒勒·杜布瓦上校的情报。—作者注）在给《波希米亚》周刊编辑部的信中，切把美国情报人员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并且指出，起义者将实现既定纲领，而不管杜布瓦及其主子对此做出什么反应。在信件的最后，少校警告说，如果从外部进攻古巴，古巴人民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这与菲德尔的口号“要么与祖国同在，要么死亡！我们一定胜利！”如出一辙。
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引起革命敌人的强烈不满。它从美国垄断组织和地方大地主手中收回了成千上万公顷的古巴土地。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几乎天天都在提交抗议照会，公开扬言要以“严重制裁”相威胁，稍后这种威胁就被付诸实施。轻型飞机开始向甘蔗种植区—古巴人的主要财富投掷燃烧弹。美国飞机还对哈瓦那进行轰炸，使五十多人丧生。复杂的局势很快在岛上形成。在古巴的6个行政省（地区）活动着179个土匪团伙，参与的反革命分子达到3，600人（1965年将其彻底歼灭）。他们不仅抢劫财物和奸淫妇女，而且到处杀人，甚至连那些在国内扫盲运动中仅仅携带一本书和一盏灯笼的积极分子也惨遭无辜杀戮。
美国报复新古巴新政府最初立场像是某种加速器，反而促进了古巴的革命改革，其中包括经济领域，为禁止美国公司在古巴活动以及将其财产国有化提供了前提。其结果是，到1960年年底，收归国有的美国财产总价值达10亿美元。换言之，一切进行得非常准确，与美国统治集团和反古巴的媒体的预言刚好相反。后者有时甚至指责古巴对美国“忘恩负义”。
格瓦拉知道这些责难，并且举了一个例子。鉴于古巴拒绝发展单一的制糖工业，在世界开发银行1950年的报告中，专家们建议古巴建立新的部门，它们生产的产品不仅用于出口，而且还能够满足内需。“我手中拿着的是，”切说道，“美国商务部1955年度的报告。它清楚地表明，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国际专家的建议没有一项得到落实。”
在这些条件下，政府通过决定委派格瓦拉同一系列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以巩固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切出色地履行了这一使命，我们将在下面详细介绍。出访回来以后，他以更高的热情投身于解决内部事务。在保留军事职务的同时，格瓦拉兼任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工业部部长。(虽说这一独立部门的具体名称带有土改字样，但它是整个古巴经济和经济改革的中央机关，委员会名义主席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就不足为怪。被任命为执行主席的是地理学者安东尼奥·努温斯·希门尼斯，他也是切在攻打圣克拉腊时的战友，上尉军衔。—作者注)
这一措施证明了古巴领导人懂得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性。它不仅结束了历来的甘蔗连作制，还为国家独立奠定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工业化计划在相当大程度上有赖于拨款，而资金当时由私人银行控制，何况国家银行由大资本代理人帕索斯控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使其有利于改革进程。后面我们将介绍这一点。
在肩负上述任务的同时，格瓦拉参加了巩固国家国防能力的实际工作。他主持比那尔德里奥省军区工作。（切在那里发生过一次事故：他的手枪不慎掉在办公室地面上，枪走火，子弹反跳给他造成轻伤。“反对派”知道这件事后开始散布谣言，说什么少校因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分歧”而自杀。—作者注）全岛的防卫任务无疑消耗了古巴领导人大量的精力，迟滞了改革进程，但是又没有其他出路：从边境传来的消息证明，“北方邻国”马上要对古巴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这种危险也得到了具体证实。
1961年3月，一艘美国军舰闯入圣地亚哥湾并向炼油厂射击。4月15日凌晨，美国空中强盗B-26轰炸机轰炸了哈瓦那以及其他一系列古巴居民点。强盗的攻击激起了人民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一位受致命伤的年轻的人民警察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微微欠起身子，用手指蘸着流在被毁建筑物地面上自己的血迹，在门板上写下：“菲德尔万岁！”
4月16日，哈瓦那中央广场举行群众集会，为轰炸的死难者出殡。（生活本身以及事件的既定发展本身似乎都在促使古巴人民和它的领导人走向更加明确的自决！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一起接受了生活的这一挑战。—作者注）在群众集会上，菲德尔首先声明，古巴革命—“这是劳苦大众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群众集会的参加者以誓死捍卫这场革命直到最后一滴血作为回应。
这一事件发生在1961年4月16日。4月17日夜间，人民警察一支巡逻队从吉隆滩沿岸地区通过无线电台报告说：“他们人很多，我们正在交战，但不能坚持多久，请快派援军来……”针对革命古巴的武装干涉开始了。（这次干涉不是突然发生的，有关它的情报早就报告了国家高层。因此，高层早些时候通过秘密方式向苏联政府和其他一系列友好国家提出提供武器和向该岛派遣军事教官的请求。但是，在干涉的前一天，这些武器，尤其是军用飞机刚刚抵达，连包装都尚未拆封，基本上是以零部件形式放在库房里，而且使用它们还面临培训。—作者注）
这样一来，在美国秘密基地受过训练的1，500名雇佣兵（基本上由在美国的古巴侨民组成）从美国的登陆船只上在吉隆滩地区登陆。登陆是在美国飞机掩护下进行的，登陆行动由身穿迷彩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指挥。干涉者使用坦克、飞机、各种口径的火炮、迫击炮、火焰喷射器以及大批弹药等。
人民警察地方部队承担起对这次干涉的第一次反击（在那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人民警察在全国范围内进入战备状态，并且肩负起守卫最重要目标的任务，帮助部队在全部国境线上开展边境巡逻，长度约3，000公里）正是他们阻止了侵略者向该岛纵深推进。迅即赶到战斗区域的军队分队同敌人的优势兵力奋勇激战72小时，终于粉碎了这次登陆。大部分雇佣兵当了俘虏，缴获了一批军事装备。满载着海军陆战队和100架喷气式战斗机的几艘美国海军军舰停泊在古巴近海沿岸。华盛顿没有下决心进一步行动的原因是：古巴人的迎头痛击和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警告说，如果侵略不停止，苏联将采取可能的必要措施援助古巴。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回忆国家这一段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时指出：“迎接他们的是炮火和坦克火力的猛烈扫射（菲德尔坐在一辆坦克中开炮，击沉了雇佣兵一艘登陆船。—作者注）……我们还是在此前几周才从苏联获得这些坦克和大炮的。”
格瓦拉少校根据警报信号进入自己在比那尔德里奥的指挥所，着手准备对在该岛西部可能出现的侵略实施反击。在此之前，他与菲德尔一样，向我们的教官学习苏联坦克的驾驶技术和在坦克教练场射击（顺便说一下，菲德尔前面提到的来自苏联的技术装备，要比包括飞机在内的其他技术装备到得早一些，我们已经介绍过了）。
被美国称为“解放军”的雇佣兵，其社会构成很能说明问题。在吉隆滩被俘的上千名雇佣兵中，800人出身于地主或资本家，他们的家庭过去掌握着40万公顷土地，1万间房屋，70家工业企业，10家制糖厂和甘蔗种植场，2家银行，5座矿井。其余俘虏中，135人是昔日的巴蒂斯塔军人，75人是流浪汉和其他精神堕落分子。
俘虏被集中在一个宽大的体育馆里，电视向全国直播了审判他们的过程。参与这一行动的格瓦拉在他们当中发现一位黑人后对他说道：
“你要看清楚，你加入到哪一伙人中去了？他们当中有800人（他用手指着俘虏）自己或是父母掌握着古巴的大量财富，你知道吗？你掌握了什么呢？！”
“我一无所有，少校。”
“你是‘纳乌吉科’贵族俱乐部的成员，或是在‘高尔夫俱乐部’里打球？你忘了，像你这样的人连好一点的游泳池都不许你进去？”
“说得对，少校……”
“你还很少得到他们的宽恕……”
“我知道，少校……”俘虏低下头。
雇佣兵后来的命运读者已经知道。依照切·格瓦拉的提议，他们被用来同美国交换拖拉机。
吉隆滩的胜利不仅对古巴，而且对整个拉丁美洲具有特殊的意义：北美人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是风雨飘摇……
古巴人获得了相对喘息的机会（正如后来知道的，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这有利于国家的深入改革。但是，他们现在的改革更加坚定和更加激进。如果说由于1959年的第一次土地改革，国有（公有化）经济成分占全国农业面积的41％和工业生产的近80％，那么到1965年（其中由于1963年的第二次土地改革），上述经济成分已在全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农业资产阶级阶层被消灭，公有制集中了60％以上的土地，以前的雇农、佃农和无地农民都得到了土地、甘蔗园、畜牧场，如今作为人民庄园变成大规模国有经济成分（在随后几年里，这一经济成分涵盖所有的工业生产，以及近70％的农业面积）。
毫无疑问，有些人没有料到会有如此高速度的改革进程，抗拒改革的人也会施加影响。1960年10月23日通过的法律（由格瓦拉主持校订）说明了这一点：
“国内许多大型私人企业不希望依照革命的经济改革目标和任务重新调整自己的生产，奉行与革命和经济发展利益相抵触的政策，这明显表现在暗中破坏生产，没收资本而失去他们的后续投资，恶意挪用国家贷款，将其作为自己的流动资本……汇往国外……”关于这一点，当时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明确地（虽然有些厚颜无耻）指出：
“不，菲德尔·卡斯特罗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美国还做一点‘努力’，那么，就会使他变成共产主义者。”
似乎是对苏联领导人的随声附和，切在那几天向记者指出：
“或许他们（美国人）像攻击共产党人那样攻击我们，攻击菲德尔·劳尔和我。他们认为我们就是那样的人，但是他们把我们错当成傻瓜，未必能消灭我们。”
我们认为，法国哲学家兼政治家让·保罗·萨特准确的观察在这里可以作为非常确切的定义，他说：
“在巴黎，我问过许多到我们这里来的古巴人。但我不能明白的是，他们为何逃避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古巴革命是否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是这场革命独特性是做国家需要的事，同时不打算在刻板的意识形态下预先超越已经做的事。”
我们已经提到过财政问题。为了解决它，早在吉隆滩战役以前，部长会议任命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为国家银行行长，享有国家财政部长的权力。直至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工业部部长前，他担任这一职务一共只有四个月。
然而，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里，他将银行从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变为服务于新国家的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这样的任命并不是由于格瓦拉在财政方面有某种特殊的学识，而是考虑到这一关键岗位的极端重要性。远不是每个革命者都能获得这样的信任。读者已经知道的美国记者赫伯特·马修在反映这一事实时就显得有些肤浅了：
“这是菲德尔十分合乎逻辑的措施。切根本不懂银行业务，但领导人对这一职务需要一位可靠的革命者，革命的银行家到哪里去找呢？……”
可是，格瓦拉本人在朋友圈中谈起这一任命时却十分“不严肃”（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曾向我谈过这一点。—作者注）：
“菲德尔召集自己的战友并询问，我们哪一位是经济学家。鉴于他开玩笑的口吻，我就举起了手。他转为严肃的神情又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经济学家的？’为了使这个不好的玩笑保持好的基调，我回答说：‘我似乎听到你问我们哪位是共产党员。’‘这也不错，’总司令用与我相同的腔调作结论说：‘那我们就任命你这位共产党员经济学家为古巴首席银行家！’”
于是，切就像一位真正的富有经验的银行家那样开始工作：在美国还没有实施经济封锁时，他将古巴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从美国银行转到瑞士银行，并从社会主义各国获得了1亿贷款用于建设轻工企业。
诚然，在从事上述工作的同时，格瓦拉还采取了一些“非同寻常”的决策。例如，在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上，他提议将行长的薪金从4，000美元降到1，200美元。他在说明自己提议的理由时指出，1，200美元（或比索，当时两者的汇率是1∶1）已经是相当高的工资了，何况对在部队拿少校军饷的他。
列入这类“非同寻常”举措的还有他决定在新的古巴纸币上不签自己的姓名，而使用化名—切。
当然，银行票据问题最少使格瓦拉操心（据一些老职工回忆，票据管理的严格程度可以与总统府相媲美），以下是他在危地马拉朋友埃尔·帕托霍描写的格瓦拉银行办公室的情况：
“办公室很大。在该层入口处坐着一位大胡子警卫，切的办公桌边缘靠着一支自动步枪，着制服（以后干脆穿军装）的办公室主人自己端坐在那里，连那顶知名的贝雷帽也不脱。在酒吧间里，代替陈年威尔忌的是一种叫‘马黛’的绿茶（阿根廷人和乌拉圭人喜欢喝的饮料。—作者注）”。酒吧间门一打开，切会以狡黠的神态对那些外表过分修饰的访客说：‘尝一小杯苦茶吗？’在得到应允后，他就会将明显带有炫耀之意摊放在办公桌一张纸上的马黛茶倒入盛有开水的热水瓶中。当然，总体说来办公桌上的摆放井井有条，这是妻子阿莱伊达帮助他保持的。对于我提出的为何连一个秘书都没有的问题，埃内斯托回答说：‘你要知道，兄弟，古巴人都是非常好的同事。除了谈话时大声吵吵和不大客气的习惯外，他们还有一个不足是：他们目前不能使物品放置有条理，感受着对‘杂乱无章’的特殊爱好。”
对埃尔·帕托霍所反映的情节，我们想引用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的一篇评论加以补充：
“切总是戴着自己那顶黑色贝雷帽，面带着自己甜美而郁郁寡欢的微笑，许多女士认为这种微笑令人倾倒。他以冷静的计算，高超的才干，非常智慧而又有幽默感地带领古巴前进。”
现在，当重大的财政问题已经定案或者解决的时候，格瓦拉着手实现自己的主要理想—使古巴在经济方面获得独立，更何况是对美国的独立，许多改革者在取得政权后非常迅速且十分强烈地感觉出来。为报复最初的改革，在古巴的美国公司拒绝向它提供石油（甚至阻止从其他国家进口）。华盛顿还剥夺了这个岛国传统的糖出口配额。实际生活表明，经济链条是多么的不可靠：出口单一产品（糖），然后用在国外赚的钱购买国内几乎所需的一切。（为了表明依赖的程度及其政治后果，我想以妇女卷发器这样的小商品作为例子。有一次，理发馆几位认识我夫人的师傅向她抱怨说，“美国佬从古巴跑了，大家都是朋友：要是连卷发器和化妆品都不给我们寄，你们算哪门子朋友！”—作者注）
在与菲德尔的一次谈话中（后者在自己的演说中回忆起这件事），切抱怨说，银行的官僚主义环境不适合他，他乐于搞工业。
决定任命格瓦拉为工业部部长可谓不谋而合：切热切地希望从事这项工作，而领导方面对他和他的组织才能特别赏识。要是只干这件事就好了！
同战时一样，他仍然是整个创建过程的主要思想家，参与新军队的建设。他主持武装力量部训练部的工作，负责军队和人民警察的政治军事训练。在最近一次吉隆滩英勇反击雇佣兵的作战中，切做出的努力比任何人都大。根据格瓦拉的倡议，训练部出版了部队刊物—《橄榄绿》周刊（与军服的颜色相同。—作者注），经常刊登首长本人的文章，其中包括国际题材的小品文。
“思想家”不能对民众极为重要的战役袖手旁观，其中之一是最初几年以消灭文盲为首要任务的文化革命。
革命前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10岁以上的古巴居民几乎有四分之一不识字。与此同时，全国有1万名失业教师，有50万学龄儿童（6岁～14岁）没有学习的机会。
人民政府把逃离岛国的大财主的别墅和部分兵营改为学校。1961年7月，早先存在的教学机构实现了国有化。各种水平的教育对所有人都毫无例外地实行免费，对劳动人民子女提供助学金，其中包括在校中小学学生（助学金不仅表示免费住宿，而且膳食、衣着、学习用品以及诸如逛公园等文化活动也免费）。被称为人民教师团的组织由志愿者组成，他们到居住地实施扫盲。
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截止到1961年底，有七十多万人学会一般的读和写。古巴宣布已成为拉丁美洲没有文盲的第一个国度。
建立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培养高技能工人、技术人员、工程师和专家同样是一项重要任务。格瓦拉部长对领导干部的培养特别关注。早在1960年夏天，他就开门见山地指出，培养这些方面人才的不足“造成了许多困难，并且使我们丧失了大量时间。”为了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想法，他补充说：“需要培养一种新精神，同集体利益相适应。”
格瓦拉明白，没有这一点，不仅重大的工业化不可能，而且连那些收归国有的企业也难以维持在革命前的水平。他在这方面成了许多重要措施的首创者。他责成自己负责部门的工作人员多学习，而且自己也努力学习。当然，抽出时间与大家一起学习不是总能办得到的。因此，应他的请求给他派遣了一个很大的顾问团，甚至还有来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和俄语方面的大学教师。（遗憾的是，我不能直接正面评价第一种人的活动，这些人的挑选与其说是凭知识水准，不如说是凭州委书记等人党内官阶的高低。第二种人是教师，他们不仅在“教育”部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成了他的私人朋友。—作者注）
说到在经济层面利用苏联及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即在生产资料的生产超前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加快工业发展，那么不无遗憾的是，古巴领导人在这一经验中只看到某种可用以解决国内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说明革命后最初几年奉行的经济方针的内情时，罗德里格斯是这样回忆的：
“依照许多国家的榜样……我们想立即转入国家全面工业化。”
上述任务毕竟属于国内性质，但只是不能囿于这一点：在武装干涉失败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反革命都没有停止活动。这种形势注定要把大量的开支用在防卫、养活大量军队以及支持居民的经常性战备动员，更不用说国家领导人为解决此类问题而花费的大量精力和时间。菲德尔·卡斯特罗对这一思想有非常确切的表述：
“帝国主义分子硬要我们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前十年我国人民几乎不能搞经济，一切致力于生存下去，经得住考验。”
此外，新古巴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是经济结构的总体薄弱。它原先只不过是美国经济的附庸，许多必要的资源严重匮乏（例如，岛上没有已探明的任何燃料的蕴藏量），商品供应不足。虽然古巴在革命前是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明显表现出殖民地和农作物连作性质，且完全取决于世界糖价的波动。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情况下是缺点），包括切在内的领导人有无法克服的急躁情绪，想尽快地消除上述提出的问题，有时为此不顾现有的客观条件。多年以后，菲德尔·卡斯特罗以自我批评的方式承认说：
“在管理我国经济的事业中，我们无疑没有避免唯心论的错误。在一些情况下忽略了客观经济规律，而它们是必须遵循的。”
上面提到的以最高速度发展经济的努力，导致提出了强化和加速工业化计划，使得对糖生产的作用估计不足。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中，古巴领导人在第一阶段企图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经不起推敲的构想付诸实施，集中拨款体系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1962年1月依法通过的这个体系，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从国家预算中得到自己的基金，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在国家计划的基础上采取简单的产品交换形式。精神刺激（这对格瓦拉系统的拥护者是最重要的）被视为发展生产和激励劳动者（规定有一定的物质鼓励）的主要动力。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工业部长坚持上述体系是正确的吗？
可以说对，也可以说错。说对是因为它比其他体系更多地适应建设未来社会，特别是培养新道德的任务，因而喜欢理想的少校拥护它。这一体系能够将就比较庸俗的官僚主义机构，例如，由于所有的国有企业完全被免税，相互之间建立非现金结算方式，统一的经济统计和会计核算。最终，它就更加适应生产资料社会化高比例的国家政策逻辑。
作者有机会参加埃内斯托·格瓦拉接见一个苏联经济学家代表团。据我所知，该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使部长相信经济核算制度的优越性。当谈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和论述新经济政策时，切满意地点点头，似乎在期待这样的理由：
“不要忘记，符拉基米尔·列宁，”他说，“把新经济政策纲要视为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的纲要……多半是战术退却。”
因此，他未必能够同意这些作者的观点。他们认为，即使是形势要求，为了维持过去的生产水平，古巴领导人也反对使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某些手段。
“试图借助资本主义的某些手段，如利润或经济利益，实现社会主义，”格瓦拉坚定地说道，“会进入死胡同。”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已进入死胡同（或者说停滞），较之推翻格瓦拉的这一论断更易于被证实。
至于说到“反对”的意图，那么企业经济自主的另一体系（或者像苏联所称的经济核算）能够利用任何现代社会现行的价值法则，以及商品—金钱关系，保持国有经济成分内部以及国有与私人经济成分的有效联系。这个体系还是保证经济利润率的工具。
如同其他许多创举一样，格瓦拉在研究古巴经济的发展和管理系统时，从来不采取“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单打一方法。按照他自己的看法，他是一个辨证论者，从来不是教条主义者。如果有时犯有一点唯心主义毛病，那么仅仅是在评价一位普通工作人员时，希望他（又是在一定条件之下）有极高的觉悟，并且像自己那样大公无私。即使在这些问题上，他以总体上的实事求是而为人称道，难道切以下的话不能证明这一点吗？
“在创造新人的过程中，重要的是正确选择动员群众的方法（主要是道德方面，但不要忘记正确利用物质刺激）。”
因此，在捍卫预算拨款体系的同时，他不仅看到了它薄弱的一面，而且呼吁对其深入研究。有时还利用它的对立面—经济核算。这样，后者在1964年所占的份额几乎达到1，500个经济单位。
不仅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忘记一些负面因素和特点，诸如不发达、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缺少社会化劳动所需的充分的教育、低效率的领导方法、社会先锋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薄弱等。所有这些都在他自己的著作和公开演说中提到过。他绝不将这种认识与经济“感觉”相提并论。依照格瓦拉的想法，这种感觉是“人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是他们使用计划驾驭这些现象的程度。”
但是，人们在研究和了解新古巴“首席经济学家”的巨大工作之后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他最关心人民利益，他自己的全部活动服从于这一点。“现在，当人民掌握了，”他在1961年满意地指出，“85％的经济、全部银行、基础工业以及50％的农业生产时，我们就能着手制订国家计划……这样，到1965年前，人民的生活水平可提高一倍。”
1964年10月，英国《国际事务》杂志刊登了埃内斯托·格瓦拉的一篇文章。文中他似乎对自己在古巴工业部长位置上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切指出国家在经济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承认说，如果不犯与缺乏经验和必要知识相关的重大错误，取得的成就可能会更大。
按照部长的说法，其中第一点是没有考虑到农业生产的多种经营（发展若干个方向，而不是连作制的糖。—作者注）。格瓦拉指出，第二点是，在努力填补因美国经济封锁造成空白的同时，古巴政府从国外进口了大量机器（在一些情况下是整座工厂），却没有考虑到这时的岛国缺少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缺少零配件和所需的专家。有时因没有经验购进了老旧式样的车床和设备，生产的产品价高质次。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和困难，古巴1963年的工业生产比上一年增加了6％。
鉴于以上所述，古巴领导人，首先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格瓦拉在经济问题上作用和地位的评价十分重要。这些评价说明对切的努力和感受的深切理解。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菲德尔讲的一席话：
“有时切觉得自己在这个时期（革命胜利后的前几年。—作者注）是失败者。国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标准、态度和恶习占有优势，充斥着种种不确定性和谬误。所有这些使切深感痛苦，出现了对他的思想、革命思维、作风、精神乃至榜样的否定。”他甚至更具体地指出：
“将1966～1970年期间领导经济中的突出失误视为是切建立的预算拨款体系的结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的确如此。格瓦拉死后，古巴人经济活动很少令人欣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经济方面旷日持久的试验。而这种试验是在建立新社会过程中缺少批评和分析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种“经验”不仅在工业，也在农业生产中推行。在实现普遍工业化构想的年代里，后者退居到次要地位（甚至连那时给古巴人衣食的糖的生产也是这样）。但是，上述构想难以持久。
1963年，古巴领导人奉行了一条优先发展农工领域的路线（至多是狭小的经济部分—农业，因为农工领域的构成不仅有农业，而且根据古巴存在的传统，还有制糖工业、林业和渔业）。因此，在我们面前呈现的这一决策完全是有根据的。一方面，缺少干部、资金和相应的原料基地（例如，为了建成的钢铁公司，需要从欧洲进口铁矿石和焦炭！），使得工业化的实现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仍然存在尚未使用的能力，即依靠国际劳动分工获得必需的生产资料，如金属、车床、运输工具等。
必须得承认，古巴并没有完全放弃格瓦拉发展民族工业的思想。至于发展工业的哪些部门则是另一回事。1964年1月，卡斯特罗指出，“古巴不拒绝国家的工业化计划，不，我们将继续把工业化进行到底。”并且通过决定，将大量投资用于发展农业机械制造、建筑材料工业以及化肥的生产。（例如，甘蔗种植和收割机械化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失业现象的消除使得该岛甘蔗种植场“丧失”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割甘蔗工人，另外加上不好的气候条件。据20世纪60年代初在古巴工作的联合国智利专家的计算，1961～1963年期间，该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低于革命前。—作者注)
任务非常尖锐地提了出来，特别是糖的生产成分。苏联驻古巴大使阿列克谢耶夫开玩笑地讲了这么一件事：当他在场时，赫鲁晓夫在别墅里冲着卡斯特罗，就这一问题发挥自己的思想，甚至拿着木棍在沙地上指指点点。
国家经济战略的上述波动，以及在农业上无视民族特色这样十分本质性的错误观点留下了一定的印记。其重要失误是，尽管古巴在革命前是一个农业国，但却不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只有占农村劳动力30％的26万人从事农业劳动。与此同时，永久性和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农村无产者）几乎占到该部门总人口的70％。此外，革命前该国有一些大型农业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完全丧失农民跟土地联系的大量农村无产者。
所以，格瓦拉在分析古巴革命的特点时指出，它表明革命能够在农村，在农民中间成功实现。“括号”之外的农业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的态度并不明确。
他多少有些混淆上述概念，并且在自己对古巴工人的呼吁中说，“农民”（又没有准确说明是哪些农民？—作者注）给予革命很大的帮助，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需要革命……”
应当说，这种号召不是切·格瓦拉偶然的举措，虽然工人阶级整体上高涨的热情以及一些新的劳动道德个别典范的出现，切不能不看到城市劳动者中的相反行动，比如他号召同旷工作斗争，“这种现象已发展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两个月以后，他再次关注这个问题：
“给人的印象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知道它在这场革命中应该发挥的新作用。”
在重新探讨错误问题时，应当指出，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问题均已消除。甚至在进行土地改革时，古巴政府在甘蔗经济中没有向大量组织合作社方向发展。这一事例就可证明这一点。卡斯特罗将第一阶段创立的东西说成是“人为的”，以及“从社会观点看来是倒退一步，因为它们将工人从无产者变为农民。”因此，这些合作社被改造成国家经济。
1986年，古巴领导公开讨论并总结古巴社会发展问题，辩论充满了自我批评精神。对此卡斯特罗指出：“我们能够在这些破衣烂衫窒息我们之前洗净我们的脏内衣，这就很好。”他立即补充说：“许多人在这里正确地讲到，要是切还活着，他会第一个欢迎这种首创。”智利经济学家佩德罗·乌斯科维奇撰文写道：“卡斯特罗指出的许多缺点，切·格瓦拉在20年前就预见到了。”
但是，应当恰如其分地评价革命开辟的道路，给古巴人民及其领袖应有的评价。在领袖当中，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即便不简要说明社会方面的成就也是如此。他们是古巴改革者主要的自豪。正是在这个领域，最先开始实现“英雄游击队员”的理想。
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里，古巴面临着必须在多条战线开展斗争—解决国家建设、社会政治改革、发展经济和巩固国防等多项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领导人没有忘记改革的主要目标—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有根本性改善，消除社会不公，坚定不移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阿根廷作家阿尔弗雷多·巴雷拉在自己《革命的古巴》一书中指出：
“许多东西没有载入古巴革命的法律，但许多东西成了它的后果，这一点特别令人兴奋。”
这条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消灭旧古巴最为迫切的问题—失业现象。依其失业水平，它是世界上名列前几位的国家之一。1957年，完全或部分没有工作的总人数平均占该岛国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
除了在该领域采取直接方式以外，间接的补充措施是发展社会保障和教育系统。
在解决失业问题的同时，还采取措施减少不同社会阶层物质福利水平相差悬殊的现象。当然，由于资源有限，政府将重点放在提高保障最差、最有代表性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些条件下，重要的是取消领导人的某些特权，这可能是前所未有的。(我曾亲眼目睹了古巴领导人对自己日常生活要求低到什么程度。我记得格瓦拉的一名副官的讲述。有一次实行粮食购买证以后，部里的几名工作人员在格瓦拉在场的情况下聊起每个家庭粮食配额的范围。有些人不隐瞒自己对定量太少的不满情绪，切发表不同意见说，甚至像他这样的多人口家庭都没有感到粮食缺乏。—作者注）
“但是你同所有高官一样，一定得到了高配额。”一名在场者说道。部长非常气愤，但答应核查一下。
第二天，他告诉前一天与他谈话的人说，他核查过了，并且确定他的家是得到了高的配给。他保证说，“现在就结束这种丑陋的做法。”
在国内，卫生保健、社会保障、人民教育、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以及科学、文化和体育等需求的拨款增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寄宿学校和长日制学校（一般为小学长日制，即学生在校时间延长至父母下班。—译者注）体系，在校学生的开销完全由国家承担。企业实行免费就餐（按居住地实施，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制的不在此列）和提供工作服。需要补充一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买卖的有鱼类、鱼类产品、肉罐头、通心粉制品、蛋类和酸奶，而且在收获季节还有多种蔬菜和水果。
由家长工资支付的国有房子的房租下降6％，取消了自动电话收费，许多文娱演出和体育设施也实行免费。
卫生保健是古巴人理所当然引以自豪的对象。
古巴的医学在革命前就享有盛誉（古巴的口腔医生、外科医生，咽炎医生的医疗水平在美洲大陆是最好的），但只有20％的医生在国家卫生系统供职，其他是私人医生和穷人可望不可即的医生。同时，65％的医生和60％以上的病床集中在哈瓦那，而那里只生活着古巴22％的人口。革命前夕，农村地区只有3家医院！
受过医学教育的格瓦拉，早在游击战争时期就开始考虑改变这种状况。在他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些服务于当地百姓的军队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在马埃斯特腊山患者首次见到身穿白大褂的情形。胜利以后，他继续关注卫生保健问题。作为工业部长，他一直坚持建设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的企业。他与卡斯特罗一起倡导加快医生和中级医护人员的培养。这些人后来成功地取代了革命胜利后离开古巴的自己的同行。（我们发现，这些人出国后，岛国只剩下3，000名左右的医生，减少了二分之一。—作者注）
现在，国内700个居民平均有一名医生（在危地马拉，农民与医生的比例为100，000∶1）。在古巴，人的平均寿命从革命前的55岁增加到70岁，依照卫生发展水平，古巴已赶上了经济发达国家。
在纪念埃内斯托·格瓦拉的著作中，有时可以发现一些见解，认为他是一个外行人，对艺术很少发生兴趣。然而，这与其说是真话，倒不如说是切对自己持一种寻常、十分有自我批评精神的结果，是难以置信的谦虚的结果。作者有幸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事实。例如有这样一件事：在格瓦拉部长出访南斯拉夫的计划中，包含参观那时时髦的抽象派艺术家的画展。他非常有礼貌地借口说自己完全是艺术的“门外汉”，（我想，这些话多是希望不得罪主人。—作者注）请殷勤的主人将计划中的这一项换成参观某一家医院。实际上，格瓦拉是一个非常敏锐、富有诗歌感并热爱诗歌的人。他爱好文艺书籍，领域十分宽泛。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行军途中，他在自己沉甸甸的背囊中居然还塞上几本爱看的书，特别是诗集。他酷爱电影艺术，尤其是刻画古代英雄业绩的苏联影片。他的一个同姓人，古巴电影制片厂厂长阿尔弗雷多·格瓦拉向我讲述了切对看过的影片热情洋溢的评价（通常在部里每晚上映2～3小时）。
因此，将格瓦拉从那些与古巴在文化领域成就有关的领导人中剔除出去是不公正的。他的关心遍及这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尤其不要忘记他在军队教育工作和国家青年组织中的监督作用。
说到文化问题，我有机会亲自证实，格瓦拉对这些问题是多么关心，特别是它们的教育和社会作用。1964年，以一名副部长为首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问古巴。后者被邀请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招待会，客人当中也有格瓦拉，我全认识他们。这位古巴部长以巨大的兴趣（主要是很熟悉）询问客人有关农村地区图书馆的工作、农民的艺术教育、农村展览组织工作等情况。我们的副部长（我故意不点出他的尊姓大名，因为此人早已逝世）有点“冒失”地讲起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抽象派艺术作斗争的重要性，以及永远难忘的赫鲁晓夫的其他‘法宝’。”此前不久，苏联艺术家在莫斯科马涅什的展览被取缔。（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苏共领导人类似于汪达尔人（古代日耳曼人的部落。—译者注）的行为不仅在古巴和古巴领导人中引起严重的消极反应，而且使创作型的知识分子，尤其艺术家感到压抑，大部分以抽象方式创作的艺术家亲切地领悟到古巴革命的胜利，为社会服务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其中也包括青年工作。—作者注）
我的视线一直逼视着切。他的双眼稍稍眯缝起来，闪动着我们的熟悉的灼人的目光。
“尤里，”他带着自己开朗和友善的微笑向我招呼道，“请暂时忘掉你是一位外交官。请将我的话逐字逐句翻译一下……”
“我们在这方面也有许多问题，”切开始平静地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才刚刚建立，而且也会犯许多错误。（格瓦拉以探询的目光打量着对话者：我们的‘文化使者’听到这句话的翻译后，十分满意地点点头。）享有很高威望的画家我们还很少，特别是在革命事业中享有崇高威望的画家更少。当物质创造问题笼罩整个社会和我们的时候，精神上迷失方向就会相当严重。毫无疑问，我们作为领导人不应当忽略这些问题，要记住教育人民……”
苏联客人继续满意地点头表示同意。格瓦拉拿起手中的茶杯喝了几口。（我在不同的会见中见过他若干次都是这样，他总是喝橙汁，从来不喝酒）
“但是，谈到对人民的培养和教育时，”少校继续说道，“他们开始寻找返祖现象。大家要明白，确切说……（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并且深情地看着对话者），也就是当官的要明白。真正的艺术探索一下子不见了，共同的文化问题是属于（或是不属于）社会主义的今天或者死亡的（因而是不危险的）过去。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这样在上个世纪的基础上诞生的。试问，为什么硬要在僵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式中寻找一种适合我们的办法，以压制生活和成长在当代的人们的艺术自我表现呢？”
“文化部长”的副手对我的逐句翻译越来越难以承受，脸早就涨得通红。在冷不防抛出一句耗费他不少时间后，突然声称忙得疲惫不堪，便匆匆向格瓦拉辞行……
片刻过后，当我再次走近切时，他狡黠地微笑着对我说：
“十分感谢你非常准确的翻译。”
格瓦拉看到我疑惑不解的脸色（他怎能有准确的判断呢？）于是补充说道：
“我依据你们部长的脸色以及他急于离开的神情明白这一点……幸好这两天我对这些问题考虑得比较多，因为我收到乌拉圭《前进》周刊一位熟人的请求，让我谈一谈对他的文章的看法。”
我感谢格瓦拉对我“口头翻译”劳动所做出的评价，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请他告诉我他的文章将刊登在哪一期杂志上。
“谁晓得登不登？什么时候登？文章定稿后，我就给你寄一份副本去……”
他没有寄副本来，因为几天后他到国外访问去了，而且很快就到了莫斯科，而我……
格瓦拉牺牲后，当我于1972年到达这个岛国时，有关方面将编纂他文章的两卷集赠予我，其中收录了这篇文章。
在这个材料中，有许多内容是切对一位苏联官员说的话。有些事情我想在这里简要说明一下。
“19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格瓦拉指出，“也是有阶级性的，甚至可能较之20世纪的颓废派艺术更具阶级性。在颓废派艺术中可以看出人们因财产公有而发愁……当然，不能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所称的完全自由对立起来。因为这种完全自由目前还不具备，即使是到了新的人类社会充分发展时也不可能有。但是，这不表明应当‘站在无可争议的现实的罗马教皇的高度’，批判19世纪后半叶以后出现的所有艺术形式，它们作为势均力敌的双方陷入普鲁东主义的错误之中，并且鼓吹回到过去。”
格瓦拉指出，我们古巴没有犯相对必然的现实主义错误，我们的错误在别的相反的方面。我们不理解培养新人的必要性，这种新人既不代表19世纪的思想，也不代表当代（指20世纪。—作者注）病人和衰弱者的思想。切的这一思想在他自己的主要理想中实现：“我们应当造就21世纪的人！”
像是置身于配乐赞美诗的背景下，幻想家重新回到主题上来：
“我们许多脑力劳动者和搞艺术的人的过错藏匿在他们的‘原罪’之中—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们能将榆树和梨树嫁接（这里用得着西班牙谚语“对着榆松向梨树请求”，亦即等待不可能的事件。—作者注）但同时需要栽种一个梨园，未来的几代人将不会有上面提到的‘原罪’。出现杰出艺术家的可能性要比文化领域和自我表现的机会大得多……我们不能培养听命于官方意见的文化工作者，不管是靠国家预算维持的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和显示所谓‘自由’的人。同时还将出现用自己的艺术讴歌新人类，用真正人民的声音讴歌新人类的革命者。”
切在发展图书出版事业中发挥了特别巨大的作用。依据他的提议，国家组建了几个大型出版社，这使得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书籍的册数翻了一番。与此同时，部长还一直关心保持出版物的低定价。（据前面已提及的辅导格瓦拉政治经济学的曼西利亚回忆，切曾对他说：“我非常走运，父母家有一个很大的藏书室。要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拉丁美洲其他大城市一样，大学生用书，甚至是中学生用书—都是买不起的奢侈品……”—作者注）
1968年，在哈瓦那举办了一次国际文化大会，作者对与苏联新闻记者小组一起阐明大会的工作主旨感到十分荣幸。在这个论坛上，许多发言者都指出古巴文化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已牺牲一年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发挥的显著作用。
……1965年一个春日的星期天凌晨。一条小艇驶离哈瓦那郊区一个叫科希马尔小渔村的码头。艇上坐着菲德尔和切两个人，前者在调节钓鱼用的绞竿，后者好奇地看着他钓鱼的一举一动。看来，只有这种情况允许总理说服部长“牺牲”一个休息日……用来休息。切仍然念念不忘工作。
菲德尔：首先应当将钓线多缠一点……你怎么老是一副沉思的样子？
埃内斯托：看着我们的船，我就想到渔船队的可能性。我到国外旅行发现，世界上对鱼产品的需求增加到了何种程度，我们用它能增加外汇储备……
菲德尔：哪怕是休息一会吧，切……你看，它开始扯动了……这个生物正在为每一米钓线而战！
切（并没注意到朋友的欣喜之情）：根本问题在于要找到鱼的固定买主……
是的，这个人确实只能梦见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