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的班子顽强而紧张的工作，全体古巴人民不懈的努力结出了首批成果，我们在前两章简单介绍过。切·格瓦拉全身心地投入建设自己第二祖国的新生活，然而……这些经常性的“不”越来越多地占据了他的思想。切在考虑，当拉丁美洲其余的人民还在等待着自己美好的明天时，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已经明确决定自己道路的古巴？
普通的，甚至是没有成见的人难以理解这种“痛苦”。从格瓦拉意识形态的敌人那儿挣钱的人说些什么呢？西方媒体在议论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动机时有大量臆想、歪曲和造谣中伤。我们只列举其中一个典型的廉价谎言。玻利维亚《新闻报》写道：“如果切继续留在古巴，他将成为政治清洗的牺牲品，或者根据卡斯特罗的命令被处死。卡斯特罗听到格瓦拉的死讯，将会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尽管这样，所有这一切仍然是难以感受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的一个谜（谢谢良心的发现。—作者注）”
我们认为，读者读完此书将很难相信关于“英雄游击队员”的类似谎言。因此，我想在此引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的朋友格里古利耶维奇对格瓦拉这一决定的看法：
“他只选择阵地的前沿，最危险、最严酷、无人走过和无人考察过的道路……他做出决定之后开始考虑自己的部长头衔。它与再次骑上自己革命的罗西南特（西班牙作家万提斯笔下唐·吉诃德的瘦马。—译者注）出征，与重新感觉背着沉重的背囊—装着子弹、药品和书籍，被自动步枪压出血印的肩膀怎么也不相称。他闭上眼睛，看到自己坐在篝火旁边，被蚊虫叮伤，由于哮喘病发作而大口喘气。但这种感觉是幸福的，因为身边是他心爱的人：受人歧视的拉丁美洲人—农民、印第安人和黑人。”
格瓦拉的决定对菲德尔绝不是新闻：早在乘“格拉玛”号远征时，格瓦拉就要菲德尔保证必要时从古巴放他走。菲德尔只请求埃内斯托想想一旦他离开，怎样更好地对古巴人和社会舆论解释。格瓦拉反过来要求战友保证从武器上给予帮助，让他带走古巴军队几个忠诚的同志。古巴政府首脑承担了巨大的责任，但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朋友，也是为了古巴：美洲大陆新的游击队策源地的成功可以大大动摇传统的“原状”，甚至可以抵抗华盛顿反对古巴的意图。关于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第二个哈瓦那宣言里（这些文件是在哈瓦那劳动者盛大集会上通过的）。
格瓦拉从革命胜利的最初年代就朝这个方向努力。1960年1月，还在自己的著作《游击战争》发表之前，他就补充了整整一章，总结了古巴城市地下工作的经验，号召拉丁美洲革命者积极支援古巴。他认为，古巴可以单枪匹马地在美洲大陆上抵抗“庞然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此书通过外交信使广泛散发到古巴驻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机构。
……平时格瓦拉部长日程的每一页总是排得满满的：提醒要处理的事情和长长的会见名单等。然而，1964年3月24日这一页上却只写着一个人名：丹娘。这一天，切取消了所有会议和会见，助手在电话中回答说部长今天不在家，有事明天再说。
当有人敲办公室的门时，部长面前放着一小时之前刚刚从保密柜里拿出的文件夹，正在聚精会神地读着。文件里有一个名字—塔马拉·布克。格瓦拉从桌前站起身，彬彬有礼地微笑着，握着进屋的女宾的手。他这一天等的就是她。
这是一位高个子姑娘，栗色头发，年纪25岁上下，一双大大的蓝色眼睛，名叫塔马拉·布克，前不久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到哈瓦那大学进修，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几乎听不出德语口音。
从文件夹的资料里可以看出，切已经知道塔马拉于1937年11月19日出生在阿根廷。30年代，她的父母亲—父亲埃里希（阿根廷裔）和母亲娜佳·布克，为了逃避纳粹迫害来到阿根廷。
塔马拉毕业于阿根廷中学，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姑娘。她喜欢文学和政治，爱好音乐，会弹钢琴、吉他，拉手风琴和唱歌，还会跳芭蕾舞，好运动。布克夫妇积极参加阿根廷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他们的女儿在保密、会议和政治争论的氛围中长大。娜佳回忆说，我们告诉自己的孩子，警察迫害我们这样的人，因此得小心谨慎，不能乱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们举家从阿根廷返回德国，塔马拉在柏林大学毕业，然后在拉丁美洲的高等学校进修六年。
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在部长的日历上要写“丹娘”这个名字？当时这是国家的重大秘密。据某些非正式资料，古巴特工部门与自己东德的同行（国家安全机构）商定，要将包括塔马拉·布克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作为非法移民派往玻利维亚，在那儿做一些先期准备工作，然后建立游击运动基地。她选择了丹娘为自己的间谍化名，并以这个名字在玻利维亚工作。我们的故事在后面还要提到她（某些来源称，她这个化名是为了纪念苏联著名女游击队员卓娅·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牺牲前叫丹娘）。
谈话时格瓦拉问丹娘：是否掌握了地下工作所需的所有知识，是否害怕由非法移民身份引起的困难。他告诉丹娘，她的任务是在玻利维亚定居下来，在那儿与政界和军界人士拉关系，了解国内形势，研究剥削玻利维亚工人、农民和矿工的方法，建立用得着的关系，等待联络员到来。联络员在决定性行动开始前将通知她行动开始的时间，明确她将参加什么准备工作。切向丹娘警告说：她必须等待哈瓦那直接派出的联络员。无论她的处境多么艰险，都不能寻找关系，请求帮助。不得在任何人、任何组织和政党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哪怕是众所周知的玻利维亚革命组织。最主要的是要“怀疑一切”。
应该说，玻利维亚此时已经最终被决定为开展游击行动的地点。早在1962年，从玻利维亚来到古巴的玻利维亚人佩雷多兄弟（科学和因特）向切提出这个建议。稍晚一些时候，古巴上尉马丁内斯·塔马约秘密潜入玻利维亚，很快得到化名里卡多·莫拉莱斯的证件。这使他可以畅通无阻地越过玻利维亚边界。他在与阿根廷交界的玻利维亚的一个地方，帮助建立了秘密营地，成为阿根廷萨尔塔省游击行动的根据地。两年半之后里卡多再次出现在玻利维亚，与丹娘（布克）、因特和科科（佩雷多）兄弟接上了关系。两个月过后又有两名古巴人—哈里·比利耶（化名庞博）上尉和卡洛斯·科埃略少尉（化名图马、图马尼或者拉斐克）来到拉巴斯。庞博在那儿遇见了化名奇诺的秘鲁联络员，告诉他古巴人决定在玻利维亚开始斗争，然后继续在秘鲁斗争。
格瓦拉本人逐步摆脱部里的工作，在远离首都的一个地方与朋友米阿尔度过了一段时间（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格瓦拉的母亲在信中生气地写道，派这样“能干的领导砍甘蔗”？）他在那儿砍甘蔗、读书和写告别信。
1965年，格瓦拉匿名与一批古巴军事教官一起再次来到非洲。但不久被迫返回古巴（去那儿的信使带来卡斯特罗的口信，请他速回）。翌年3月，切又对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一次“试探”之行。这时他的外表已经大大改变：假发、没有胡子、头发稀少、戴眼镜，拿着乌拉圭商人拉蒙·贝尼特斯的假护照访问了阿根廷，在科尔多瓦省住了二十多天。后来似乎换上费尔南多斯·德·洛斯·桑托斯的僧侣服来到巴拉圭。公开出版物没有报道此行的详情（会见和谈话），但估计切在没有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在与玻利维亚交界的一些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越过国界的地点和方法，向游击队员提供帮助的可能渠道，必要时撤退的路线等。不错，巴拉圭内政部关于加强巴拉圭－巴西边境护照检查的报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报道称，“有人在距离上述边界不远的巴里鲍村看见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
最后他经过复杂的路线（甚至绕道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再次来到乌拉圭，在那儿得到一个化名阿道夫·梅纳—美国国家组织特派员的新文件之后来到玻利维亚。他的口袋里装着这个美洲跨国组织的正式介绍信，其领导请求该组织成员国政府给予梅纳各方面的支持。他此行的任务是研究玻利维亚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形势。
……沿蒙得维的亚－圣保罗－拉巴斯航线飞行的布拉尼夫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通知说，由于天气变化将临时改变飞行计划：头等舱的许多乘客此时正在打盹，坐在第二排靠窗户的一位上了年纪的乌拉圭人也是这样。此前他聚精会神地透过舷窗，似乎想看清遥远的地面上的什么。
片刻之前他真的闭上眼睛，尽力入睡。此时他脑海里涌现许多想法和回忆，童年的往事像万花筒时隐时现……她的“老太婆”—妈妈突然出现了。当他与其他孩子高唱阿根廷国歌时，他从学校大厅里其他父母中间认出了她……他又看到了妈妈，她向他微笑，她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忧郁？突然，塞莉亚夫人站起身来，用手势做了一个勉强看得见的告别动作……
埃内斯托已经不再唱歌，嘴唇翕动着国歌的歌词：“桂冠永恒……”母亲再次向他微笑，开始悄悄离开……
“或者死也要死得光彩……”切在心里思考着，做梦后重新醒过来，睁开了眼睛。“真是一个奇怪的梦……我母亲怎么会在那儿？”埃内斯托边想边望着舷窗外：飞机已经在拉巴斯机场着陆。
（晚些时候，格瓦拉将这个梦告诉了自己的一位古巴游击队员。后者在切失败和牺牲之后回到古巴。在那儿，他将切的话转告了切的前妻伊尔达。她听完之后非常震惊。因为先前她收到切的父母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来信，信中说塞莉亚夫人也做了同样的梦。伊尔达计算了两个梦大体发生的时间，明白了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令人震惊的例子：这是两个深深爱着的亲人—母子间的心灵感应！—作者注）
埃内斯托·格瓦拉，现在叫梅纳，在拉巴斯住了几天，然后改变外表，来到玻利维亚第二大城市科恰班巴，在那儿有过几次接触（从日记判断）。我们并非无缘无故地将日记这个词作为书名的大写。这是著名的格瓦拉日记，以他亲自命名的《玻利维亚日记》载入史册。切在这本日记里为自己记下了在玻利维亚活动的独特总结，认真记述了游击队英雄史诗最重要的细节。我们上面提到的西班牙政论家爱·萨尔加多写道，日记具有一位医生准确的现实观察的特征，“就像是一份门诊病历，里面写了什么、何时、何地、怎样等。”我们只补充一点，格瓦拉在日记中记载的主要是个别战士，乃至整个游击队的缺点、错误、弱点和失误。关于他自己，主要谈的是缺点或者错误。他认为英雄行为在游击环境里是正常的，任何违背应受到指责和谴责。因此，切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软弱和动摇的关头，而关于战士们表现的英雄主义例子则写得很少。
1966年11月7日，格瓦拉到达尼阿卡瓦苏河，记下了第一篇日记：
“今天新阶段开始。夜间我们到达牧场……抵达后我们将一辆汽车留在远处，乘一辆汽车来到营地，以便不引起一位邻居地主的怀疑。他已经在公众场合嘀咕说他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搞可卡因生产……然后步行20公里来到住处，那儿已经有三位党的（玻利维亚共产党。—作者注）同志等着我们……”
此前不久回到玻利维亚的佩雷多兄弟与几位农村神甫建立了联系，并且通过他们，在距国家腹地遥远的尼阿卡瓦苏河流域购得森林地区的两个牧场。读者已经熟悉的丹娘和石油公司的职员、将佩雷多兄弟当毒品走私者的巴加斯给予了不少帮助。他们将步枪、子弹和手榴弹装在水泥袋里运到牧场。精明的当地肉商不可能不发现（后来将自己的怀疑密报当局）。
大概半年之后，一批古巴人到达。他们从古巴绕道列宁格勒、莫斯科、布拉格、柏林、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阿根廷首都拉巴斯飞来。如此复杂的航线经常把未来的游击队员搞得晕头转向，其中一位叫伊斯拉艾利·列耶斯的，就乘错了航班，飞遍整个美国，后来才到拉巴斯。
为了更好地组织“根据地”并且与国内建立补充联系，切打算于1967年9月开始战斗行动。然而，由于巴加斯知道自己是与什么人打交道之后出卖了游击队员，当了叛徒。3月23日，他们的警卫暗哨被迫与军队的巡逻兵交火，从而证实了叛徒的告密。
然而，在介绍游击队员在玻利维亚的活动之前，我们先回答读者自然而然要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格瓦拉选中这个国家为斗争地点。
做出这个决定并非易事，必须考虑到每个细节。他清楚地知道：“如果说古巴的解放战争非常困难……那么等待着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新战斗将更加困难，而且看不到尽头。”
玻利维亚是南美洲中部的一个国家。游击队员一旦成功，很容易将其行动扩展到美洲大陆的整个领土。玻利维亚领土面积辽阔（相当两个法国，约109.9万平方公里），人口稀少（当时只有六百多万人，比古巴少）。由于印第安人占了一半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混血儿，这就使得语言中带着其他方言的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拉丁美洲人，比较容易地混杂在该国居民中间。山峦起伏和高原遍布（海拔4，000米左右）、难以通行的热带雨林和深谷，这一切都是游击活动的最佳场所。丰富的动物世界是备用的给养基地。相对良好的气候，至少是游击队员选中的地区（冬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夏季26摄氏度），有利于居住。
上述地区地广人稀（每平方公里一人）。
至于玻利维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那么它是拉丁美洲最不发达的国家，自然也是最穷的国家之一。国内生产总值是不包括海地在内的拉丁美洲最低的国家。
隶属外国大国金融资本的采矿业比较发达。外债从1950年的1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5亿美元。卫生保健系统落后。偏远地区的农村居民几乎没有医疗救助。五岁前儿童的死亡率高达90.7%。居民平均寿命50岁。人口年增长1.4%，而拉丁美洲为3%。60%的居民是文盲。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写，玻利维亚“盛产”喇嘛和梅毒。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玻利维亚人民运动高涨。1950年玻利维亚共产党成立。1952年年初，国内形成了革命形势，4月爆发了人民武装起义。在起义者的压力下，政府实行全面选举，改组军队，将锡矿国有化，由工人监督；进行了认真的土地改革。（谈到土地改革，将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归还给印第安人村社和限制大庄园主，我们认为，在玻利维压条件下，应该认为这是不利于在农民中开展革命活动的因素。—作者注）
然而，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下，玻利维亚政府开始放弃民主革命任务（顺便说一句，当时游览过这个国家的格瓦拉也发现了这一点），与帝国主义合作。这就引起了劳动人民新的抗议浪潮。作为报复，政府实行戒严状态，逮捕政治活动家，向游行示威者开枪。正如以上所指，它在1964年与古巴断绝了外交关系。
切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因素。然而，美洲大陆的客观形势，特别是玻利维亚的形势，丝毫没有让他怀疑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在这些问题上，甚至没有成见的记者们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墨西哥《新闻报》在切牺牲第二天写道：
“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动荡和不满的形势不能不成为一个人，特别是像切这样果断的人行动的原因。主要是赤贫、全面落后、文盲和由于未来不能过好日子产生的绝望。只要这一形势不扭转，墨西哥以南的地区就会出现不止一个格瓦拉。他仅仅是被歧视人们的代言人和旗帜。”
至于具体地区的选择，对游击活动利弊兼有。优点是地形（热带雨林，深峡谷，远离大居民点，湍急的河流），两个小村子距离近，必要时可以储备食品和各种商品，距阿根廷边界不远。
缺点是（游击队员对其中许多并不了解或者说认识不足）行动和构筑补充停留点附近是半荒芜地区，交通不便，当地的地图极不准确（有一次，切的队伍就是因此迷了路，原定行军25天实际走了48天）。游击队员没有立即掌握距他们不远的地方驻扎着玻利维亚军队第4师这个情况。
也不应该忽视（如同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通往游击队员购买的卡拉米那牧场的路上，要经过富商西罗·阿加尼亚拉斯的住所。这就使后者有机会监视“非同寻常的邻居”的动静。切根据自己的经验，立即引起警惕，但没有坚持到底。他在日记中写道：
“阿加尼亚拉斯与安东尼奥（切游击队的一名战士。—作者注）谈过话，暗示他知道许多内情。他建议与我们的人在牧场合伙，一起从事可卡因生产，或者合作搞他们从事的勾当。这个‘许多’表明，这个家伙已经在怀疑什么。我吩咐洛罗……如果他出卖我们，就要他的命。”
与阿加尼亚拉斯谈话后第二天，警察对卡拉米那牧场进行了突击搜查（随后警察说他们了解许多内情，应该认真考虑他们的存在）。格瓦拉明白，这一切“不是好兆头”。
该地区远离玻利维亚工人阶级及其最有战斗力的矿工中心。而位于这个地区内的油田属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未必能认真地指望得到它的工人的支持。这些人已经被高薪收买，是工人贵族。
欧洲人侈谈拉丁美洲人的无忧无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至于怎样评价法国记者雷吉斯·德布雷的行为，我真的犯了难。
这位古巴革命，特别是游击战争战术的支持者多次访问过古巴，会见过格瓦拉，与他和古巴其他领导人谈过话。他在自己写的《革命中的革命》一书中，对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和平主义、无所作为和政治主动性不够”进行了严厉批评。与此同时，他竭力强调，他是格瓦拉革命斗争策略观点的积极信仰者。
就是这位“格瓦拉分子”，除了以合法身份，用自己的真名实姓之外，没有寻找任何别的好方法来到玻利维亚。媒体对他的到来已有首批报道，称切也在那儿（尽管这是猜测，但我们认为因此德布雷才来到拉巴斯）。总统新闻处处长正是以外国记者搜集有关玻利维亚一本书的资料的名义，批准他在该国自由通行。这位名叫洛佩斯·穆尼奥斯的官员（由于“情况巧合”，他也是丹娘·布克的男朋友！）也向格瓦拉颁发了类似的许可证。
从保密观点而言，古巴革命的著名支持者德布雷合法进入玻利维亚，对游击队员并不是一份“好礼物”。此时格瓦拉的游击队开始组建。法国记者的出现可能使玻利维亚特工、美国中央情报局想到格瓦拉已经到达或者想到这个国家。
德布雷频频出没于游击队员打算活动的地区（因此出现一个问题：他从哪儿知道的？），搜集了该地区许多地图和计划，拍了许多照片。有一次，他甚至与里卡多的人不期而遇，将他们当做玻利维亚人拍照。里卡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摆脱了这个纠缠不休的法国人。德布雷在智利活动数月后于1967年2月重返玻利维亚。3月5日已经在格瓦拉的营地活动。
我们暂时放下这位足智多谋的记者不谈，继续介绍游击队员日常生活。
换句话说，它并不是“日常生活”，因为游击队正在进行紧张的战备工作和全面的生活安排。切对这些日子的生活进行了全面记载。以下我们将列举主要片段：
“11月9日。……地区已经选好。看来人烟稀少。只要有适当的纪律，可以在这儿长期待下去。”
“11月12日。……我的头发正在长，尽管稀疏，但染白的部分已经变成黄色，胡子也长了点，再过几个月，就会变成原来的我。”
“11月14日。开始挖隧道，把可能‘危害我们的东西’藏起来。”
“11月17日。……小伙子们从阿加尼亚拉斯的铺子买了些东西。他再次提出想参加我们的可卡因生产。”
“11月19日。……没有来自拉巴斯（首都。—作者注）的任何消息。大家躲在掩体里。因为是星期六，地区可能出现猎人。”
“11月20日。帕比（里卡多。—作者注）破坏规矩，将我队的消息告诉了比戈杰和科科……
给马尼拉（古巴。—作者注）写信，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与哈瓦那的联系通过联络人和密信进行，后来用电台）。”
“11月27日。……早晨9时从拉巴斯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坐的是科学和因特，还有另外三个人，打算留下。他们还说，‘奇诺’在玻利维亚，打算给我派来20个人（秘鲁人。—作者注）……这不好。因为在与埃斯塔尼斯拉奥（玻利维亚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党内的化名。—作者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国际化将面临一场斗争。因特说埃斯塔尼斯拉奥不会加入我们的队伍……”
“12月2日。……科科接到指示，可以与总统新闻和情报处处长建立密切的关系（是科学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因为这位官员是因蒂的姐夫），关系尚在‘早期阶段’。”
“12月6日。……伙食成问题。粮食应该坚持到星期五。”
“12月11日。丹娘应该到了。我们将自己的一辆吉普车卖给她……奇诺到古巴去了……因特向我谈了对新来的医学院大学生卡洛斯的怀疑（玻利维亚人。—作者注）后者说，在没有接到他的党（玻利维亚共产党。—作者注）的指示以前，他将不参加作战。”
“12月12日。……召集玻利维亚小组开会，讲了战争的现实，将重点放在一长制和纪律的重要性上……任命华金为我的副职。罗兰多和因特为政治副职，莫罗为卫生勤务主任。前沿警卫遇到一位猎人，招待他喝了露酒，走时很满意。”
“12月15日。为了谨慎起见，8个人与我一起住在2号营地，距离一号营地步行3小时……”
“12月20日。我对联络系统不满意。因为它指出，蒙赫的同志们对蒙赫显然不信任……下周，丹娘将来征求我的意见：可能将她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夜里一点之前，从拉巴斯什么也‘接收不到’。”
“12月22日。……由于汽油短缺，我们只能用人工。”
“12月24日。圣诞节……晚上大家一起聚会，过得很愉快。”
“12月31日。蒙赫来了。谈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了三个主要要求：
1.准备向党提出辞职，以便端正党队（格瓦拉游击队。—作者注）的态度，为斗争派出干部。
2.只要革命在玻利维亚领土上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他手里。
3.由他负责与拉丁美洲其他共产党联络，让它们站在支持解放斗争的立场……”
格瓦拉回答说，关于第一点，蒙赫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行动（尽管格瓦拉指出蒙赫打算辞职的想法极其错误）。格瓦拉不反对第三点，但补充说，这样下去“必然失败”。他断然否决第二点。“对运动的军事领导只能是我，”切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会接受任何其他想法。”据因特·佩雷多说，格瓦拉甚至补充了一句：“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阿根廷开始自己的战争，我就在他的旗帜下挺身而出，而不考虑自己的国籍……”
（为了正确地理解格瓦拉这一立场，应该从他的担心出发：一旦由玻利维亚同志担任游击队领导，全部运动可能局限在玻利维亚领土上。我们大家知道，切仅仅将玻利维亚看成拉丁美洲革命的一个阶段。—作者注）
然后蒙赫向玻利维亚同志讲话，建议他们自己进行选择—继续留队还是支持党的立场。“大家都留队，”格瓦拉写道，“看来，这对蒙赫是一个打击……”
我们暂时中断援引切的日记，结束切与玻利维亚共产党关系的介绍。它们首先是拉丁美洲国际共运总形势的反映。格瓦拉对此毫不含糊地说？：
“拉丁美洲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不适合现在开展斗争的环境。不能夺取政权和打击帝国主义。”通常传统跟随苏共政策的国际共运，在上世纪60年代面临艰难的选择—是继续无条件支持苏联共产党，还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实际，通过自己的政治决定和选择革命策略。古巴的同志特别坚持后者。年轻的玻利维亚共产党倾向于前者。
正是应该从这儿寻找玻利维亚共产党领导人对待切及其游击队行动的原因（格瓦拉知道莫斯科对“游击思想”持否定态度）。因此，玻利维亚共产党人抱怨古巴领导人，对其在玻利维亚组织新的游击队“策源地”没有给予“足够的通报”看来情有可原。（蒙赫似乎还抱怨格瓦拉途经拉巴斯时没有跟玻利维亚共产党联系。至于格瓦拉的做法是否正确，随后几个月党的联络员及其秘密接头多次失败将会做出解释）
自然，格瓦拉不想与玻利维亚共产党关系紧张。相反，他想方设法与其接近，制止队伍里玻利维亚志愿者宗派主义活动的企图。正如我们以上所说，他甚至企图制止游击队的过分国际化，这与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想法一致。此外，他与蒙赫在古巴是好同志，后者以总书记的身份在那儿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当时主动向格瓦拉提出了“鲜血凝成的条约”。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向格瓦拉要钱，支付往返于游击队之间的自己的干部—联络员的工资。
尽管这样，仍然应该恰如其分地评价玻利维亚共产党这位领导人：即使蒙赫本人成效甚微地访问游击队之后，他的党，至少不拒绝与游击队员团结。1967年3月30日，在格瓦拉的游击队与玻利维亚政府军首批冲突后不久，玻利维亚共产党在其声明中宣布：
“……玻利维亚共产党一直进行反对背叛民族利益的斗争。它曾经警告说，这种政策将引起难以预料的事件。现在它指出，业已开始的游击斗争仅仅是这种后果之一……
因此，共产党宣布自己与爱国主义者—游击队员的斗争团结一致。毫无疑问，这儿最积极的因素是这一斗争可以发现最佳道路。为了革命胜利，玻利维亚人应该走下去……”（根据现有资料，这一声明令哈瓦那“大为失望”，至于格瓦拉本人更不必说。我们认为，它对当前游击队活动中的“最积极因素”评价太低，似乎将党置于旁观者地位，目前只是“发现斗争的最佳道路”。—作者注）
代替蒙赫出任玻利维亚党领导人的科列更加明确地对记者说，他的党将尽心尽力帮助游击队员，与他们团结一致。“我们知道，”这位总书记说，“他们是反帝革命者。因此，不仅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援，还应受到我们的尊敬。”他的声明极其谨慎—“山里的同志根据自己的观点行动”，“游击运动不是我们组织的”等。
但这毕竟是声明。至于切在事实上没有得到玻利维亚共产党应有的支持，则是另一回事。总体而言，在矿工领袖莫依塞斯领导下的游击队活动的一批玻利维亚人（与切同姓，因与“古巴人勾结”被开除出玻利维亚共产党），没有辜负对他们的希望。但第一次枪声却吓坏了许多玻利维亚志愿者，他们的胆怯让切十分生气：
“尼亚托、科科与重新来到的败类一起来到高处的营地，但走到半路上回去了，因为败类们不想走。只能将他们赶走。”如此强烈的反应出现在切3月24日的日记里。
1月初，玻利维亚女地下工作者洛约拉和矿工领袖莫依塞斯来到营地。他答应给格瓦拉带来许多志愿者，但不早于2月初。切非常生气地在日记里记下姗姗来迟的原因：“狂欢节不过完，志愿者就不跟莫依塞斯来。”（由此可见什么是拉丁美洲人。—作者注）
洛约拉以自己的勇敢和对已经开始的游击队事业的信念给格瓦拉留下了好印象。他委托她在拉巴斯和其他城市组织支援游击队的地下组织，任务是向游击队员供应弹药、装具、食品，搜集军队动向的情报，组织怠工和破坏活动。指挥员给洛约拉发出了在城市工作的干部的指示，于是她返回了首都。这些接触虽然承诺很多，但后来从城市来到游击队的玻利维亚人并没有满足格瓦拉的要求。他再也不对玻利维亚共产党抱有希望。1967年5月，游击队与拉巴斯的所有联系中断。5月16日，来自“马尼拉”的密电证实，正如格瓦拉在日记中记载的，“游击队完全处于孤立状态”。
所有这一切都得忍受：外面已经是3月（我们知道，根据格瓦拉的设想，游击队应在同年9～10月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眼下正在进行紧张而艰苦的工作：构筑工事、弹药和军需品仓库（应该指出，这些工作完全使用铁锹，没有其他任何工具，更别说机器），实地核对地图，进行数小时的行军和训练新兵。少校也没有忘记政治教育工作。2月份，他在与战士的谈话中说：
“古巴革命7年以来，有些人已经习惯于享受个人司机的服务、发指示和得到一切‘现成的东西’，现在得过艰苦日子。”
切也不放过无缘无故地违反纪律。不知是谁将20瓶炼乳吃得精光，切的第一个反应是“应该将此人枪毙！”后来降低了条件：在没有找到小偷之前不再买炼乳，也不买牛奶。
游击队已经有近50名战士，分成两队，由切指挥的前卫队和由切的副职华金指挥的后卫队，后者由13人组成。
与政府军分队的首次“被迫”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形势。尽管仗打得很漂亮（打死7名士兵，其中包括带路的叛徒巴加斯，俘虏14人，还有许多战利品—16支步枪、4挺机枪、3挺迫击炮、两个“巴祖卡”火箭筒、3支冲锋枪和许多弹药），但使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复杂。第一，“正式”向所有人宣布，游击队进入玻利维亚领土；第二，意味着游击队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的一场战争已经开始；第三，未来在秘鲁和阿根廷北方，与切同时在年底开始行动的游击队策源地的组织者，在切的游击队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刚刚结束。
现在只好等待政府军采取报复行动，但迟迟不见开始。不过这是后话。对切而言，当务之急是长途行军训练。也许他背上的背囊是最沉的（切不可能不给别人树立榜样）。他将前锋队分成几个班。并非人人都能忍受越爬越高的山、微薄的口粮、蜇人的昆虫、沉重的背囊（武器、无线电发射机、弹药、食品、水，所有这一切全在背囊里）、磨破的脚上的破鞋和亚热带植物。队伍里的口角之战日益频繁。战士们精疲力竭，肝火旺盛（只有切一人有马埃斯特腊山的经验）。切打算安慰他们，号召大家遵守纪律。就连他也拖着脚步走，还能发出什么号召呢！对此切在日记中写道：
“2月3日。背囊压得肩膀有时疼痛难忍。
2月12日。我累得要死。
2月23日。对我是倒霉的一天……我们冒着晒得石头发烫的烈日上路。很快我觉得自己失去知觉。这时我们正在越过山口。从此时起，我完全凭着意志支撑。”（无论在古巴还是玻利维亚，格瓦拉都难以忍受高山反应。这对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人很典型，因为那儿的地形甚至低于海平面。与此同时，玻利维亚人、秘鲁人和山区的其他居民难以忍受营地位于低洼地区。—作者注）
游击队离开营地一月之后，格瓦拉下令返回。3月初，几名战士在马科斯带领下从营地出发寻找格瓦拉的队伍，后者应该在2月25日前后归队。半路上，他们遇到在油田工作过的埃皮法尼奥·巴加斯，向他问路。巴加斯将“这些可疑的人”告诉了自己的妻子，妻子告诉了首长夫人，首长又汇报给驻扎在附近的师部。他们将巴加斯逮捕，强迫他担任军队巡逻哨的向导。士兵们沿着马科斯小组在湿土上留下的新鲜脚印，标出了主阵地的地理位置。
迷路的切的小组怎么也走不回来，3月19日才返回营地。此前两天，渡河时木筏翻船，玻利维亚人卡洛斯被淹死。波浪与他一起卷走了6个背囊、6支步枪和几乎全部子弹。（此前还有一名玻利维亚人本哈明溺水，未能从湍流中救出）
游击队已经赤手空拳，人员疲惫不堪，特别是两人无谓牺牲之后士气更加低沉，几乎是走投无路的感觉。此前十天，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
“3月7日……意识到……走投无路之后人们的情绪越来越低。我们的东西全是湿的，雨几乎下个不停。情绪非常不好。米格尔双腿浮肿，其他几个人也是……”
第二天，指挥员批准战士们杀游击队的马。他们的浮肿让这位医生十分担心。关于自己，他写道：“我觉得非常虚弱。”
切的队伍最终回到主营地，但在这儿也无法休息：敌人空军的飞机开始轰炸，从直升机上扫射。格瓦拉在总结3月份时写道：
“敌人的反攻阶段已经开始。目前的特点是：第一，想占领重要地点，孤立我们；第二，在国内外开展反对我们的宣传运动；第三，军队迄今缺乏战斗积极性；第四，动员农民群众反对我们。
“问题很清楚：我们应该在比原定时间提前构筑好新阵地，离开这儿，留下一个班，它也经常面临威胁。此外，可能还有4人将叛变（此前已经有数人叛变），形势不妙。”
以上列举的“阶段”特点毋庸置疑。初看上去，政府军在作战方面的行动不积极仍然令人不解。这有几个原因。第一，玻利维亚军队与大陆其他军队一样，更“擅长”政变（玻利维亚150年间共发生186起政变。—作者注），而不是作战。墨西哥记者阿尔卡萨尔听到政府军士兵们相互之间在议论并且告诉他：“‘游击队’全是勇敢的‘男子汉’。出动一次令他们心惊肉跳。游击队会打仗，总是出其不意地进攻。我们永远做不到。”第二，身为玻利维亚总统的巴里恩托斯将军，信不过自己的官兵，向邻近的阿根廷和巴西求助。第三，迟迟不消灭游击队，可以向华盛顿讨要更多的“美援”（军事的经济的）。
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正确的—应该离开已经暴露的地方，建立新的营地基地，过行军生活，根据游击战术的法则进行战斗活动（对不大的军队分队发动突然进攻，迅速撤退等）。
正是运用这个战术，4月份又取得两个胜利。总共歼敌10人，俘虏30人，其中有数名士官甚至一名少校。对所有俘虏进行了有关政治谈话之后释放。这与政府的报道完全不同，说什么游击队杀死所有俘虏和伤兵。总统宣布圣克鲁斯为军事地区（我不能不指出，在一次战斗中，我的老熟人、古巴人鲁比奥—何塞斯·苏阿雷斯上尉被子弹打中头部而牺牲。应苏阿雷斯的邀请我去过古巴的松树岛，他在那儿指挥军队的一个分队。我向士兵们介绍了自己的祖国，我们一道打过野鸡……古巴英雄永垂不朽！—作者注）
除了游击队的一般问题之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格瓦拉还为两个问题操心—这与他对由玻利维亚人和古巴人组成的国际主义关系的概念完全不同。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强烈愿望没有达到预计的效果。4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6点半，我召集所有战士开会（4名不可靠者除外），追悼鲁比奥并强调第一滴血是古巴人流的。必须这样做，因为前卫队战士存在着看不起古巴人的倾向。这表现在昨天，坎巴（玻利维亚志愿者—作者注）说，他越来越不相信古巴人……我再次号召，团结是加强我们队伍建设，集中火力的唯一方法。这已经多次在战斗中得到检验。然而最近，它不仅没有增加，相反却在减少。”
令指挥员不安的第二个问题是—上面提到的法国人德布雷和阿根廷联络员布斯托斯待在营地。两人都不掩饰自己“获得自由”的愿望。切决定突袭玻利维亚小镇古铁雷斯，在那儿搞一辆汽车，将两位造访者送到圣克鲁斯市。但整个公路布满了军队岗哨。哨兵从农民的嘴里得到关于游击队活动的详细情报，得想别的法子。
开始，德布雷说自己想以大事记记录者的身份留队。但切知道，游击队的生活不适合文雅的法国人，告诉他最好回到法国，在那儿宣传游击队或者组织其他帮助。“勇敢的”记者立即表示同意，承认自己最大的愿望是“结婚生子”。
为了给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提供离队的机会，格瓦拉命令自己的副职华金“在附近组织一次不大的战斗行动，摆脱敌人对主要班组的注意力”，使其从该地区转移到尼阿卡瓦苏河，然后在三日之内返回。给华金留下13个人，其中包括被剥夺游击队员称号的4个玻利维亚人，生病的阿列亨德罗和从3月初就待在营地的丹娘。
第二天，游击队哨兵在距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拘留了英国人乔治·罗斯。他自称是摄影记者，从智利来到玻利维亚，目的是写一篇关于游击队员的轰动性报道。政府军侦察部门从游击队秘密藏物点缴获的古巴人布劳乌略的日记对他鼓舞很大（秘密藏物点用来保存文件、给养储备、子弹、水和其他物品。游击队员在其行动的整个地区，建立了不少藏物点并精心伪装）。令格瓦拉震惊的是他从罗斯口里听到，劳乌略在日记里说自己于1966年11月20日离开哈瓦那，途经莫斯科、布拉格、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才到拉巴斯（“这是一件普通事，”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人之所以这么干，主要原因是无组织，缺乏责任心。”因此，他甚至将自己的化名改为费尔南多。）
谁对罗斯来到游击队真正感到高兴？德布雷。他建议格瓦拉向英国人提供有关游击队的资料，条件是后者帮助他和布斯托斯突围。当天三位“来访者”离队。
一昼夜之后切从广播中听到，三个人全部被玻利维亚当局拘留。格瓦拉在自己的日记中做了自我批评：
“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成为自己仓促行动的牺牲品。他们归心似箭，我也没有强烈反对他们的计划。这样一来，我们通过丹顿（德布雷的代号。—作者注）与古巴的联系中断，丧失了自己制订的阿根廷斗争计划（布斯托斯）。”
与此同时，格瓦拉的游击队向距主营地更远的北方运动。已经过去了10天，偶尔与军队哨兵交火。然而，在一次交火中年轻的古巴人罗兰多牺牲。他是切在古巴起义战斗期间的通信员。切对他感情很深。切在日记中悲伤地写道：
“如果有人在未来能够读到这些，关于罗兰多在如此黑暗形势下牺牲，我只能说，你‘曾是一名渺小的勇敢的士兵，牺牲之后你成为像钢铁一般伟大和永恒的士兵。’”
尽管日记中对五月的分析充满乐观主义，但格瓦拉仍然对游击队缺乏补充忧心忡忡。战士们经过了许多不大的村庄，但一个农民也没有参加他们的队伍。切内心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错误之一—对玻利维亚大量农民支援游击队寄予厚望。在此我们引用下面一段话：
“我们没有得到农民的支持。尽管在预谋的恐怖的帮助下，我们化解了他们对我们强烈的敌对情绪。”切仍然同平时一样，充满乐观主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支持我们的……”为此需要努力。少校也尽了最大努力。他冒着自己和战士们的生命危险，经常深入农村：“有礼貌地和气地”与农民谈话，认真做到买卖公平，与其他政治水平比较高的战友一起解释游击斗争的任务和目的。在一个村子里，切请村长将村民召集到足球场开会，对他们说：
“弟兄们，你们不用害怕。我们是游击队员，不是土匪。我们知道，军队为了反对我们，发动了肮脏的宣传运动，诬蔑我们是土匪。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一切都是谎言。我们不偷不抢，我们买卖公平。我们不袭击你们，我们给你们治病，给病人发药。
“我们为你们大家，为每一个玻利维亚人而斗争，为有朝一日自由的旗帜能够在你们的祖国飘扬而斗争。只有武装斗争能够消灭这些豺狼和人民的刽子手。我们许多人必定会倒下，但我们不会白倒下。我们不会从这儿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城市，也不是我们将统治国家。我们只是一个前进的基地，让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反抗中被消灭，希望为你们开辟一条道路，让你们无所畏惧地走向最终胜利。”（我并非无缘无故地强调农民不懂的“帝国主义”：大部分听众根本不明白格瓦拉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农民，而且是印第安人农民，他们的母语不是西班牙语，而是齐楚亚语和艾马拉语。我没有到过玻利维亚，但我到过秘鲁。人们在咀嚼自己的“可可”—含有可卡因汁的灌木叶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是摇头听演讲者讲话。除了简单的生活用语之外他们几乎什么也不明白。在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这样的印第安人不多，古巴事实上根本没有。—作者注）
令游击队员大喜的是在一个村子里，约有10个年轻小伙子想参加游击队。他们与因特·佩雷多进行了一场谈话：
因特：为什么你们想跟我们走？
小伙子：我们喜欢你们是勇敢的人，有枪。
因特：老实说，到底是因为什么？
小伙子：我们听说，你们的新兵挣钱多。给钱多，我们就是好游击队员。
自然，佩雷多拒绝了这些小伙子。
……已经是晚上。商店关了门。村长说店主到城里去了。游击队员撬开锁，列了拿走的东西清单，将钱交给村长请他转交店主。
这样的行动当然产生了一定效果。难怪在一个村子里，农民们告诉墨西哥记者阿利卡加尔（在墨西哥出版《切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一书），游击队对他们好，在村里买东西给钱，给村民治病发药，而情报部门的军官审问时粗暴，有时打人。
法国人说得对，战时就应该是战时。在一个村子里，游击队员向一家店主要50个面包，50份咖啡，被后者拒绝。“我很遗憾，”玻利维亚人科科告诉他，“但我们被迫这样。”店主同意了。如果饥饿的游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走进村子，又有别的什么法子呢？格瓦拉生日的那天，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39岁。大家吃完剩下的残汤剩羹。只有一点胡桃粉和不多的玉米糊了。”
在小小的西塔诺斯村，游击队员切断村子与外界联系的电话线。切对村长说：
“你知道，任何权力的职责都是建立自己的政府。你可以报告我们出现，因为我们反对这个不公正的依赖外国人的政府。但是你得等我们走远时去报告。”
格瓦拉将居民集合起来，同他们谈话。谈话后问他们有什么问题。听众脸上毫无表情，低头不语。最终一位举起手，困惑不解地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切反问了一句并非常满意地做了回答（此人原来是当地的一位教师）。
又是对玻利维亚农民的坦言：
“他们的脸色像石头一样没有表情。只能从眼睛的深处看到不相信对他们讲的话。”
“居民简直是野兽。同他们谈话，就像狩猎一样。”
“农民仍然跟过去一样不加入我们的队伍。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为了招募新人，我们应该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活动。而要这样，我们的人就要更多……”
当然，这儿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农民是文盲和饱受折磨。“政府军，”切指出，“也在农民中间做工作。对此我们不能不重视。政府军借助有关我们的可怕或者谎言，从当地居民中间招募告密者。”这不仅是格瓦拉一个人的观察。一位识字的农民向导，五个女子的父亲何塞·卡尔顿对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记者也是这样说的。谈话在以上描写的事几年之后进行。当问及他是否知道游击队员为什么而战时他回答说：
“军人告诉我们，游击队员要共产主义。军人解释说，共产主义就是大家是国家的仆从，穿一样的衣服，家庭消亡。还说游击队员强奸妇女，偷鸡摸狗，打死所有不愿意为他们卖命的人。最主要的是他们上我们这儿来，是想把我们变成奴隶。而我热爱自由……”
遗憾的是游击队员当时并不知道，并非所有玻利维亚人对他们的斗争袖手旁观。矿工曾宣布与他们团结一致。然而，政府在评估了工人行动的所有危险性之后，宣布矿区戒严，派军队占领。6月25日，军队开始进攻所谓的卡塔维－乌阿努尼自由矿区。80名矿工被打死，数百名受伤，“自由地区”停止存在。然而，大学生反政府活动，教师罢工仍在继续。还有消息说在玻利维亚其他地区发现游击队活动。
后来，当农民知道游击队活动的部分真相之后，他们中间开始出现同情者，有时甚至是直接助手。切在7月遇到一个名叫帕乌利奥的患肺结核病的农民，给他看病发药。帕乌利奥跟了游击队，帮助揭露了装扮成肉贩子的警察密探。
格瓦拉委托这位农民潜入科恰班巴，在那儿会见因特·佩雷多的妻子，将信件和游击队的四份战报交给“马尼拉”（此时游击队的发报机只能收报），但帕乌利奥在途中被捕，切的信被抢走……
后来发报机完全不能工作。唯一的消息来源是直流电收音机。玻利维亚电台对审问德布雷和布斯托斯抱着很大希望，将他们没有说的话强加在他们头上，特别是说什么经验丰富的越南指挥员混杂在游击队员中间。但也有重大口供，切将它们记在日记中：
“德布雷和布斯托斯发表了不好的声明，首先是说了游击战争的全洲计划，他们不应该这么说，”接着写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德布雷讲了许多废话。”
所有这一切，对游击队的命运至关重要。为了结束关于玻利维亚当局的囚徒的讲述，我们暂时放下上面的话题。
对法国人和他的阿根廷同志审判的准备工作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如果说德布雷的回答仅限于闹剧和臆想，那么布斯托斯则“尽量”表现出“好说好商量”。他是绘画爱好者，甚至根据自己的记忆画出了他在游击队营地见到的所有人的素描画。游击队的邻居西罗·阿加尼亚拉斯也坐在被告席上。当初他为自己的邻居“请来”警察搜查卡拉米那牧场。现在则奉命扮演“忏悔的”游击队员。
德布雷面临最严厉的惩罚—处以极刑。玻利维亚政府宣布他是游击行动的精神倡导者，但该国的法律取消了死刑，因此巴里恩托斯总统决定恢复它，以便后来将其用于法国记者。将军本可以更加“果断”地行动，但戴高乐总统出面为德布雷辩护。巴里恩托斯不可能不考虑法国总统的要求。
（我们在这里想举一个历史笑话。1974年，在马德里用西班牙语出版的《玻利维亚：胜利还是死亡》一书写道，19世纪，巴里恩托斯的一位前任、梅里加列霍总统不满英国大使在拉巴斯的作为，命令他骑着驴子在玻利维亚首都的大街上行走。为了报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吩咐从所有地图中删去梅里加列霍总统的国家—玻利维亚。—作者注）
我们不知道，巴里恩托斯将军是否愿意担任一个地图上没有画出的一个国家的总统，但德布雷和布斯托斯还是被判处30年徒刑，1971年被大赦并驱逐到智利。一月之后德布雷来到古巴，打算向记者介绍切的游击战。不知什么原因，记者招待会未能举行。他回到欧洲不久，将与时任智利总统阿连德的谈话写成书出版。
对玻利维亚的将军们而言，对付像德布雷这样的记者要比对付游击队容易得多。1967年8月之前，在与游击队的所有战斗中军队全盘皆输。因此巴里恩托斯的同行奥万多将军甚至打算将军队在反游击运动的失败用在与总统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巩固自己的地位。
特别是当游击队员乘公交车进入小城市萨马伊帕塔，以中校为首的守备部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时，总统的名誉受到严重损坏。士兵们确实害怕游击队。由于与他们遭遇会损失惨重，军队接到命令，只许将切的游击队追击到“突击队员”或者“绿色贝雷帽”（与游击队员斗争的特种部队）驻扎的地方。
让军队蒙受耻辱的萨马伊帕塔被占领之后，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亨德森在美国参议院宣布，玻利维亚政府很难对付游击队，《纽约时报》也随声附和。它写道：“从军事观点而言，游击队锐不可当。人们不得不怀疑，巴里恩托斯政权是否能消灭他们。”
类似预测产生作用—为了镇压“危险的游击策源地”，美国采取了重大补充措施。不能说他们此前在玻利维亚无所作为。还在游击行动十年前，美国在玻利维亚建立了谍报网，密切监视事态的发展。华盛顿着手建立美洲国家组织的武装力量，为其培训指挥干部。美国记者让·拉泰基写道：
“我在巴拿马的美洲国家组织军事学院遇见了一些印度支那的老熟人—美国反破坏行动教官。现在他们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在美洲国家组织军事学院培训拉美大陆的所有军队的高级军官。已经有2.2万名军人在那儿接受培训，学习利用现代信息手段与游击队员作斗争。”
美国在玻利维亚的行动更加积极。华盛顿甚至成立了由W。斯克尔将军为首的消灭格瓦拉游击队的别动队。此人精通西班牙语，是镇压秘鲁、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游击运动的行家。斯克尔命令自己的部下拉尔夫·希尔顿（绰号帕皮），在两个月内从玻利维亚人中间挑选600人组成“突击队”，同时加紧重新训练与游击队员作斗争的三个步兵连。4月底，这些部队已经仓促布置在“世界”甘蔗种植园。该种植园距圣·克鲁斯市100公里左右，已经变成他们的训练营地。
设在“突击队员”联合部队里的别动队，在当地居民中雇佣间谍，向切的游击队活动区派去职业情报员（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切的战士在行动的路上遇到过很多类似的“猎人”、“商人”、“教员”和“游客”）。
巴里恩托斯总统得到强大支持后行动更加果断。他面临的形势是要么是自己消灭游击队，要么是政敌消灭他这位总统。然而，将军并不急于与格瓦拉的主力前卫队交战。据谍报部门报告，切的副手华金指挥的一个人数较少的小队在不远处活动。当局决定首先对付它，并且制定了代号为“辛蒂亚”（巴里恩托斯总统女儿的名字）的行动计划。由罗克·特兰和森特诺·安纳亚上校分别指挥的第4师、第5师，在空军的飞机、直升机配合下，扑向勇敢的游击队员，其中包括5名病号和读者熟悉的丹娘。
后卫队的战士们继续与政府军冲突和交火，某些游击队员牺牲。一月之后，在与政府军分队的又一次冲突中，两名玻利维亚人开小差，向当局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小队的人数、病号，被饥饿折磨的战士的士气以及游击队在森林里的秘密藏物点等。尽管政府军行动迟缓，优柔寡断，时进时退，但仍然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加强了跟踪。8月底，华金与其余9名同志来到格兰德河。他们已经完全孤立，被政府军团团围住，尽管没有饭吃，没有药品，但仍然不打算投降，希望与主力游击队会合。
小组向岸上的老熟人、农民奥诺拉托·罗哈斯的茅屋走去。此人先前曾经根据游击队员的吩咐，在附近的格兰德市买过食品、衣服和药品。1967年6月被告发之后，他与40位农民一起被捕，被拷打，审问时甚至用了电刑。但罗哈斯坚贞不屈，没有多说一句话。这位五个孩子的父亲最终被释放。然而，政府军在罗哈斯的茅屋周围布置了哨兵。很快他被再次抓去受审，负责审问的老牌特务欧文·鲁斯，向这位贫苦的农民提出以下建议：只要他帮助军队抓住游击队员，就赏给他3，000美元（按当时标准，这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土地，全家到美国定居。对他而言，当美国富翁的诱惑要比饱受皮肉之苦好得多。他同意与罗哈斯合作。
为了打消游击队员与老熟人联系的疑虑，政府军将茅屋附近的士兵撤退。
罗哈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华金的人，给他们吃饭，答应买食品，寻找合适的渡河浅滩，让游击队员在对岸的森林里可靠地隐藏起来（这是突围的唯一方法）。
游击队员留下购买食品的钱，谈妥第二天来之后离开了。“殷勤的主人”立即派自己8岁的儿子向附近的军队分队通风报信。巴加斯上尉立即带着士兵赶来，吩咐罗哈斯将游击队员带到距茅屋1公里半的浅滩处，他们将埋伏在那儿。
晚5时许，华金一行来到。罗哈斯给了食品并将他们带到浅滩。游击队员开始渡河。丹娘走在倒数第二，身穿黄裤子白衬衫，头戴贝雷帽，华金殿后。大家刚进到水中，将武器举过头顶时，巴加斯和他的士兵从两岸向小队猛烈开火。华金和他的6名战友，其中包括丹娘，立即死在格兰德河的泥水中，隐藏在河岸灌木丛的游击队员被找到之后当了俘虏。只有一个名叫帕科地讲了自己知道的得以活命，其余人宁死不屈，立即被狂怒的大兵们开枪打死。
整整一个星期，士兵们在湍急的河水中打捞游击队员的尸体。丹娘的尸体在距牺牲地点三公里处被找到。甚至连巴里恩托斯总统也亲自乘直升机观看“拾物”。她的尸体装在一个包里，吊在军用直升机的挂钩上运到格兰德市。关于她埋葬的地点至今无人得知。
叛徒奥诺拉托·罗哈斯得到什么下场？当然，谁也没有带他去美国，或者给他赏钱。不过，巴里恩托斯总统确实将玻利维亚一个小农场送给他。1969年，罗哈斯被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开枪打死。顺便说一句，政府欺骗帮助过军队的农民是家常便饭。例如，一位给巴加斯上尉当过向导的农民，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要给军方卖命时说：
“我希望得到好处。我只想得到巴里恩托斯将军900比索的奖赏。他请我到拉巴斯，承诺奖赏一个农场。我去了首都，待了一个月，花了700比索。不仅没有见到总统，还空手而归。”
由于消灭华金游击小队有功，巴加斯由上尉晋升为少校，不久疯了……
谈到丹娘，我想向读者介绍她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某些情况。1971年在哈瓦那出版的《丹娘—难忘的革命者》对此讲得不少。切在玻利维亚的战友因特·佩雷多为此书写了前言。
我们上面已经介绍过，丹娘与格瓦拉在哈瓦那的办公室谈话后不久，使用假护照来到玻利维亚。现在她叫劳拉·古特雷斯·鲍尔，阿根廷人，阿根廷地主兼畜牧专家与德国反法西斯女战士的女儿。1964年11月18日到达拉巴斯。
“这位年轻有魅力的阿根廷人掌握几门外语，从各种迹象判断并不特别需要钱，迅速成为政府部门的座上客。”书中写道。丹娘与总统新闻和情报处长贡萨克·洛佩斯和后来成为游击队员的因特建立了友好关系。根据贡萨克的推荐，丹娘开始在当地一家周刊工作，同时与教育部民间创作司合作，向部长们的孩子们教德语，其中包括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的孩子。
我们继续援引上述书中有关她的描写：
“在阿格达斯领导的内政部，因特的兄弟—安东尼奥·佩雷多担任电台处处长。看来并非没有他的参加，丹娘才在电台一个听众喜爱的节目里担任“女算命者”角色，回答妇女的来信。最有趣的是在这些给妇女的建议里，出现了给游击队员的加密信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并得到国籍，丹娘嫁给了玻利维亚大学生马里奥·马尔蒂尼斯。婚后不久，马尔蒂尼斯继续留学欧洲。她甚至在一个晚会上结识了巴里恩托斯总统，足见其打入玻利维亚政界之深。
哈瓦那通过信使与丹娘保持可靠的联系。除了与信使联系之外（在玻利维亚），丹娘有时也去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看来，这位地下工作者在玻利维亚活动的初期阶段并不费力。”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她出现了过分的自信心。例如，她违反保密规定与德布雷一起来到营地，在那儿等待切滞留时间过长。许多人见过她，其中包括两个开小差的。在距离营地不远的卡米里村，她留下了自己的吉普车，后来被警察控制，发现车里留下一个笔记本，里面有秘密记录和地址。格瓦拉当时并不知道吉普车被劫持一事（丹娘也是），但严厉批评了她违反纪律。
1967年3月22日，玻利维亚特工部门的正式报告指出：“帮助过游击队员的丹娘逃到阿根廷，以便在那儿的城市里招募志愿者。”
后来，当指挥员从玻利维亚电台报道中明白她已经“暴露”之后在日记中写道：
“从各种迹象判断，当局已经认定丹娘作用重大。她的活动太随心所欲。因此，两年卓有成效的耐心的工作化为泡影……”由此可见，丹娘为什么决定留队：她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险境，不敢冒险突围。游击队员也被包围（可能她事先已经考虑到这些，并非无缘无故地穿上鲜艳的“便服”）。加之她正在生病，发高烧……
在华金小队的悲剧事件上演的日子里，切的队伍继续在附近活动，仍然希望能与自己的后卫队会合。对格瓦拉的人而言，最黑暗日子来临了。以下是切当时的日记：
“我们与平日一样行军，晚间从‘新闻节目’获悉，政府军发现了我们正在向秘密藏物点靠拢，还报道了一些令人无法怀疑真实性的细节。现在我将难免不受疾病的折磨（正是在这个藏物点保存着储备药品，其中包括治疗哮喘病的药品。—作者注）电台还广播说，找到了各种文件和照片。我们遭受了最沉重的打击。有人将我们出卖了。是谁？目前还是一个谜。”
8月的一天，队伍在山区行军。格瓦拉被哮喘折磨得快要窒息，发炎的脚后跟痛得要命。他骑在小母马上，马累得喘不过气来。切不断用马鞭子打马，马还是不听话。切一时失去自制力，掏出刀子在马的脖子上扎了一道深口子。指挥员召集战士，将这些告诉他们（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记载）：
“我们处境困难。我变成了废物。对待马的事件表明，我也有失去自我控制的时候。其他人也不比我好多少。重大决定的时刻来临了。我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我们将经受一场是否是真正革命者的考验，人类最高级的考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写的人。为此需要战胜自己。谁觉得自己能做到，那就留下，谁做不到，那就离开。”
游击队最困难的8月过去了。切同平时一样，在日记里作总结：
“这是自我们开展武装行动以来最艰苦的一个月。所有的秘密藏物点和里面保存的文件和药品均被军队发现，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心理上。失去两名战士和因此而来的艰苦时期，我们只能靠马肉维持生命，人们意志消沉。形势发展到坎巴提出了离队问题……与华金失去联系，被俘的游击队员供出了知道的一切也影响到士气。我的病也使许多人丧失信心。所有这一切也反映在我们最近唯一的战斗里，我们本应重创敌人，但他们只有一人受伤。另一方面，没有水喝，艰难的山地行军暴露了许多战士的缺点……
“我们处在士气低落的关头，关于游击队的神话正在消失。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与上月相同：恢复联系，用招收新兵的方法扩大队伍，保障自己的药品和武器……”
当格瓦拉写这些日记时，华金及其战士正在距离主力几十公里的地方进行最后的殊死战斗……
格瓦拉在日记中总结说：“所有古巴人和某些玻利维亚人，在对华金的命运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仍将斗争进行到底……”
现在的头等任务是—如果说不是会合，那也是知道华金和他的人的下落。9月1日，切的队伍来到叛徒罗哈斯的茅屋，屋子空着，游击队员没有发现任何疑点。他们在茅屋里发现吃的东西之后准备了晚饭，吃完继续上路。第二天，他们遇见几位当地农民，谁也没有提起华金小队的覆灭和罗哈斯参与其中。
晚上，美国之音电台广播说，以古巴人华金为首的游击队在卡米里地区覆灭。格瓦拉长时间无法接受整个小队覆灭的消息。只是玻利维亚电台广播了这场悲剧的细节，其中包括丹娘死后，他才承认这是真的。
9月，格瓦拉的游击队向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前进。它有利于游击队员得到一些食物和饮用水，但风险很大。正如切所写：“农民一点也不帮助我们，当叛徒的越来越多。”
游击队的处境更加困难。如果说在华金牺牲前，战士们还抱着某种希望，而现在，这个希望已经完全破灭。9个月非人的生活，不仅从体力上，也从精神上将切的人折磨得疲惫不堪。他们失去了对最终目标的信仰吗？很可能没有。然而，现在他们最希望的是美美睡一觉，吃一顿饱饭。我们再看看日记是怎么反映的：
“9月12日……看来安东尼奥表现不正常，泪汪汪的……他对自己因为站岗时睡着而受处分耿耿于怀……然后又否认睡着……借口缺觉。查帕科也拒绝执行命令……”
“9月13日……如果达里奥愿意，那就让他离队。达里奥先是对我说这样危险。我警告说，这儿不是安乐窝。如果决定留下，那就永远别走……”
“9月16日……安东尼奥和查帕科大吵了一架……欧斯塔吉奥说尼亚托比别人吃得多……胡利奥指责医生装病……”
“9月18日……贝尼格诺不执行命令，挨了批评，后来大吵大闹……”
切是怎么啦？他怎样评价这些人的弱点的所有表现？他特别克制，非常理解他在9月的分析中写道，大部分留下的人士气高昂。他像兄弟一样热爱这些忘我的人，他们为解放的理想简直牺牲了一切。
9月26日，游击队来到海拔2，280米的伊格拉村。出村时中了埋伏（已经有人去叫士兵了！）尽管战斗短促，但游击队伤亡惨重—三人被打死，两人负伤，玻利维亚人坎巴和莱昂开小差，当了俘虏，其余人得以逃命。“我们几次觉得，这是我们的末日。”格瓦拉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电台广播说格瓦拉已经被包围，消灭他的游击队指日可待。
以下是9月30日的日记摘录：
“本月与上月在许多方面相似。只是现在政府军的行动效果更明显（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没有白费力！—作者注）……
最重要的任务是离开这儿，寻找比较适合的地区。此外，还应该安排联络，尽管我们在拉巴斯的全部机构被破坏，在那儿受到重挫。”
10月1日，游击队员在一块稀疏的林地上扎营。附近农民的茅屋依稀可见，已被士兵占领。第二天，士兵不知为什么躲藏起来。尽管这样，游击队员仍然继续前进，寻找更安全的地方。他们从一个峡谷来到另一个峡谷，避免遇见农民和哨兵。10月7日他们进入克布拉达·德·尤罗峡谷。切写下最后一篇日记：
“从我们在尼阿卡瓦苏河出现至今已经过去了11个月。此前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几乎过着田园生活。11点半之前，我们扎营的峡谷万籁俱静。后来来了一位老太婆，放牧自己家的山羊。我们将她拘留。关于士兵的情况她一无所知。对我们提的所有问题均未答复，说她很久没有来过这个地方……5点半，因特与另外两位同志去了老太婆的茅屋，屋里有一个瘫痪的女儿，另一个几乎是侏儒。他们给了老太婆50比索，请她不要向任何人提到我们。但我们对她履行诺言不抱希望。（老太婆后来将一切全部告诉了士兵。—作者注）5点我们上路。月光朦胧，行军非常累人。在没有房子，只长着土豆的峡谷里行军，我们留下了许多踪迹……夜间2点决定休息，后来认为继续行军毫无意义。夜行军时奇诺（高度近视。—作者注）变成真正的包袱。”后面几句是有关军队指挥部在阿塞罗与奥罗河之间包围由37个人组成的格瓦拉的游击队的情况。10月8日凌晨2点至3点，格瓦拉写了最后的日记，他的《玻利维亚日记》到此结束。
关于当天的后续事件，是从因特和格瓦拉其他同志的介绍中知道的。
休息两小时之后，10名游击队员继续上路。他们突然发现远方有亮光闪动，但很快消失（后来查清是一位农民听见战士们动静后立即向最近的哨兵告密，指望得到电台广播的报告游击队的悬赏）。
拂晓时分，当格瓦拉明白游击队员难以在峡谷低矮的灌木植被里藏身之后，立即派人到远处的左右两侧丘陵侦察。8点30分，他接到报告，峡谷已经被政府军包围。趁指挥员下达必要的命令之际，我们看看敌人的情况……
这些事件前两个月，玻利维亚军队上尉威利亚罗埃利接到一项超级机密任务—率领一个训练有素的分队消灭格瓦拉游击队的主力。这些人是他从志愿者中间挑选的突击空降兵，由80名士兵和16名士官组成。
此前他审问了从游击队营地逃出来的两名逃兵。他们说，游击队有“很多人”，约有20名外国人，有现代化武器和一部无线电台。在尼阿卡瓦苏河有基地。逃兵还说，他们先前在矿山工作，被游击队招募了，条件是给予优厚的报酬（几乎所有变节者都用这个借口。—作者注）。科学和因特·佩雷多是游击队的长官。还有一个女人—阿根廷人劳拉·古特雷斯，似乎是德国后裔，化名丹娘。他们从未听说过切·格瓦拉这个人（他曾经用化名拉蒙·格瓦拉，那时已经改名为费尔南多。—作者注）。“我们不想为了以后送死而训练，因此来到城市。我们将自己的步枪变卖之后被捕……”逃兵补充说。
除了威利亚罗埃利的部队之外，向游击队员行动的区域还派出“绿色贝雷帽”部队（除了中央情报局的军官之外），古巴反革命侨民费利克斯·拉莫斯、埃杜阿尔多·冈萨雷斯、加布里埃利·加尔西亚也在其中（后来证人在法庭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还有驻扎在这个地区的正规部队两个师。
……我们再回到游击队。切命令战士以最好的方式伪装起来，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随着夜幕的降临，他打算在战斗中突围，离开峡谷。
13点30分。切派两名战士替换左巡逻哨时他们已经被威利亚罗埃利的士兵包围。由100人组成的分队立即用步枪、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开火。格瓦拉将自己在峡谷的人分成两组，命令由三名病号和一名身体健康的战士组成第一组，立即向附近的河边撤退。他带领五名同志将炮火引向自己，掩护第一组撤退。射击持续到黄昏时分。当炮火停息之后，三名掩护撤退的队员牺牲，切的脚受伤，步枪被敌人的子弹打得歪歪扭扭，手枪只剩下空弹夹。活着的威利背着受伤的指挥员来到附近的一个台阶。奇诺也活着，寻找掉在地上的眼镜，但没有找到。
过了一段时间，当格瓦拉给自己包扎伤口时，从附近经过的士兵听到灌木丛的声音之后向他和维利扑过去，打算向他们开枪。
“士兵们，别开枪！……我是切……”格瓦拉对他们说，并将歪歪扭扭的步枪扔到一边。士兵们将俘虏捆绑着押送到已经变成监狱的伊格拉学校……从那儿通过电台立即用暗语向指挥部报告—“口径500”，意思是：“切被俘”。对方的回答是：“重复一遍……多么令人高兴！”（关于格瓦拉来到学校的情况，我们根据已经提到过的何塞·阿利卡萨尔1971年在墨西哥出版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一书的资料写成。阿利卡萨尔与玻利维亚军事记者托利科·比斯康蒂谈了很长时间。此人是切在伊格拉被俘和被害的见证人）
晚上7点钟，在丘陵值勤的游击队员等了一段时间，在士兵走后下到峡谷寻找格瓦拉和他的同志。那儿空无一人，只有空背囊乱放着。他们决定活着的同志们撤退到河边约定的地方之后向那儿前进（何况他们从留下的脚印中很容易辨认指挥员用生牛皮线缝制的软皮鞋踩下的脚印）。因特注意到另一个细节—在他的同志们扔下的背囊旁边食物撒了一地。他知道，格瓦拉坚决反对这样。
约定的地点空无一人。软皮鞋的脚印将他们带到伊格拉。因特和几个同志在离学校不远的灌木丛休息片刻之后（村子已经看不见鞋印），已经不怀疑受伤的切成在学校一个房间的地板上。10月9日拂晓时分他们离开了伊格拉。
托蒂·基里耶拉少尉走进关押俘虏的房间：
“格瓦拉先生，您现在归我指挥。”似乎为了更确信而补充说：
“您是医生？结过婚吗？”
“给根烟抽。”格瓦拉请求说。后者给了装着烟的烟斗。
几分钟之后，几个绿色贝雷帽部队的士兵走进来。
“混蛋，你想在玻利维亚干什么？你知道你让我们多少同志送了命？”
格瓦拉：“行了，老兄，这是政治问题。”
士兵：“他妈的，狗杂种，你打死了我兄弟！”
格瓦拉：“你的兄弟现在天堂，他打过仗，是条汉子……”
士兵：“如果我要打死你？”
格瓦拉：“打吧，快打吧，如果你能够（士兵忍受不了格瓦拉的目光，跟其他人离去，只剩下一名哨兵）。”
切问哨兵：“你在这儿干什么？”
士兵：“保卫自己的祖国……”
格瓦拉：“玻利维亚是一个落后国家，它的统治者不为国家做任何事，总统什么也不代表……（沉默）我这条命可以换150辆拖拉机。我不想让人打死，但可能被打死……因此在这儿……”
“150辆拖拉机？你的脑袋值钱着呢……”
格瓦拉：“（无力地微笑着）你说得对……”
士兵：“你以为你能活下来吗？”
格瓦拉：“让我活下去，好。打死我，也好。我的生命是一个玩具，它不属于我……”（沉默不语。打了30分钟的盹，痛醒之后要止痛片）
基利耶拉少尉和卫生员进来，给了俘虏一片阿司匹林，包扎了腿上的伤口（卫生员离开）。
格瓦拉：“谢谢，少尉。您会因为我而高升吧？”
基里耶拉：“（不回答问题）古巴怎么样？”
格瓦拉：“有人对古巴形势造了很多谣言。事实是那儿没有奴隶，这一点谁也不能不承认。古巴发展得不错，有进步。人们生活好，有自由。工作生活安宁。它不抢任何人的面包，相反还送别人面包。这儿的人将古巴想得很坏……”
基里耶拉：“古巴是否有宗教？人们相信上帝吗？”
格瓦拉：“相信上帝。宗教也存在。但古巴没有官方宗教……”
基里耶拉：“您是天主教徒吗？”
格瓦拉：“是的。但我个人支持耶稣。”
基里耶拉：“您来玻利维亚有何目的？希望胜利吗？”
格瓦拉：“我们希望胜利……由于许多因素，暂时遭到失败（叹了一口气）……”
军官出去了。一名士兵指着打盹的俘虏说：“他想永垂不朽……”
格瓦拉：“（睁开眼睛）不，我想革命永垂不朽，而你们服务的那些人，却怕革命……”
士兵们离去。
10月9日早晨。一位女教师走进学校，给切端了一碗汤。切谢谢她，将汤喝完。（后来她对记者说：“他的目光简直让我入迷，我只好将目光移开。”）
格瓦拉：“您是这儿的老师吗？”
女教师：“是。”
格瓦拉：“（目光对着贴在墙上的教学宣传画），您是否知道，YA SE LEER（我会读书）这句话，重音应该打在SE上……”
她觉得难堪。切向她介绍了古巴教育情况……问她学校有多少学生，是否养成了学习习惯，学校是否供应早点……
女教师：“玻利维亚是穷国……”
格瓦拉：“（打断她）然而，政府和总参谋部的先生们坐的是豪华奔驰汽车……”
少尉气喘吁吁地走进来，请女教师出去：原来森泰诺·安内亚上校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拉莫斯一起乘直升机飞来。只剩下切一个人了（顺便说一句，与切一起被俘的威利不致立即被带到什么地方）。上校出现了。
上校：“您现在想什么？”
格瓦拉：“这与您有何相干？”
上校：“（狂怒），先生，这不是古巴，是玻利维亚。我是玻利维亚军人。如果说您从刚果和委内瑞拉可以悄悄溜掉，那么从玻利维亚就溜不掉了。这一点我可以向您打保票。您别急……”
上午11点30分，政府和军队最高指挥部将自己消灭游击队少校的决定通知了安内亚。上校委托一名士官枪毙切·格瓦拉（后来在格兰德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记者问及切被军方俘虏是否受伤时，安内亚眼也不眨地回答说：“这是片面的别有用心的谣言。”—作者注）
士官走进来，拿步枪的手微微颤抖。
格瓦拉：“你接到处决我的命令了？你怕了，小伙子？要人帮忙？等一会儿……我脚上的伤痛得要命，但我想站起来。你瞧，我应该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去死……”（士官低下头走出房间。隔壁房间里有几位军官。士官被训斥之后，一口气喝光罗姆酒，重新走到俘虏跟前……这一次，少尉马里奥·特兰跟他一起进来）
格瓦拉看见他们之后明白，这下完了。他叹口气轻声说：“永别了，我的孩子们，阿莱伊达，菲德尔兄弟！……”
枪声响起。9处伤口有2处是致命的（脖子和心脏）。但子弹没有使切闭上眼睛，它们一直睁了几个小时……
当天从伊格拉撤退的同志们，看见直升机从他们头上掠过。他们不知道，这架直升机将自己被枪杀的指挥员的尸体连同他背囊里的文件和日记一起运往格兰德市。
我们在这儿要补充一点：第二天，当格瓦拉的尸体运到格兰德市时机场上挤满了人。他们从一大早起就在等着飞机降落。我们认为，当然其中许多人不完全是出于好奇心……
活下来的切的战友们怎么样？因特小组经过战斗冲出包围。一位战士保存着一台小型收音机，从中听到自己的指挥员被俘和被枪杀。尽管他们无限悲痛，但仍然下定决心战斗到底。从当天的广播中他们还知道，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个4人小组保存下来。这是以古巴人庞博为首的一个小组，冲破两道包围之后于11月13日来到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公路上，在一辆汽车上遇见因特。他们活下来并隐藏在科恰班巴可靠的同志家里。
1968年2月，庞博和两名古巴人越过玻利维亚－智利边界，在智利被捕，被押送到属于智利的复活节岛。从那儿经过巴黎顺利抵达哈瓦那（并非没有阿连德的协助，对此我们将在后面介绍）。
忠于自己指挥员遗愿的因特和达里奥留在玻利维亚继续游击战争。1969年3月9日，警察袭击了因特的住所，因特在与警察交火中牺牲。同年最后一天，同样的命运也在等待着达里奥（领导消灭因特小组的警察特务金塔尼利亚被晋升为玻利维亚驻汉堡领事。但他在欧洲受到惩罚—1971年4月，人们在德国这个城市找到了金塔尼利亚的尸体，身上有三颗子弹。—作者注）
为什么切的游击战在玻利维亚遭到失败？人们就这个问题不知写了多少文章、书籍和研究报告……我们力图用自己认为比较客观的作者的论述，对此进行简单的“小结”。
第一，毕竟得承认，没有认真分析如此行动所有的主观客观因素，有利和不利条件。
第二，华盛顿对玻利维亚统治者及时而强大的援助这个因素发挥了重大作用（切写道，美国在古巴革命之后变得“聪明”，没有重复犯同一个错误！）。同时“反因素”—切希望的人民斗争的星火燎原因素没有出现。
第三，游击队员几乎完全孤立于玻利维亚左派力量，其中包括玻利维亚共产党。党的领导人违背了最初的承诺，事实上没有向切提供承诺的援助，背叛了他的游击队。
第四，错误地对古巴的援助（除了道义上的以外）寄予厚望。当时古巴在美洲大陆陷于孤立，距游击队活动地点几千公里，用一定的义务与不同意游击队策略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联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