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的后半月，古巴邮局和电报局令人难以置信地高负荷工作着。从世界各地寄来的大量信件对格瓦拉之死表示哀悼和同情。如果每个想发唁电或者信件的人都能发来，那么它们还会更多。能够表达自己感情的人只限于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的格瓦拉游击队运动的老战友。我从古巴在欧洲国家工作的外交官处获悉，法国、意大利和瑞典的许多国务活动家，都通过非正式渠道，对传奇英雄的逝世表示哀悼。
格瓦拉逝世的消息在欧洲工商界巨头中间引起强烈反应，他们的代表证实欧洲国家的青年政治积极性高涨。
1968年，本书作者作为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代表团成员访问了汉堡。前不久访问过我国的西德亿万富翁凯贝尔亲自为我们制订访问该城市计划。第一个活动是：“简单休息之后参观汉堡大学学生的公开辩论。”
亿万富翁对青年问题的兴趣引起我们的好奇。我们来到学校大楼以后更加好奇：大门口停放着不仅仅是凯贝尔的一辆豪华汽车，汉堡许多著名工商界人士也来参加晚会。
走进礼堂后我注意到许多大学生手里举着有格瓦拉像的小旗子，有的学生穿着胸前印有格瓦拉画像的足球衫。坦率地说，会上发言并不局限于对“反动教授”的不满，还要求自由“教授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哲学学说”，尖锐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停滞。凯贝尔先生及其同行向每位发言者鼓掌……
全德保卫世界和平协会地方分会为我们代表团举行招待会之后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困惑。协会的一位积极分子和青年领袖汉斯·梅茨凯尔告诉我们：
“人类一年比一年年轻（当时25岁左右的青年已经占全球人口的一半以上），还有一个实质性的情况补充事情的这一‘形式’方面：人类不断地要求改革世界，要求知识革命，要求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不断地进步。在当代这个共同的革命过程中，青年的作用比任何时候都大。
“仅在1968年，青年运动席卷资本主义世界50个国家。数量的增加伴随着青年政治自我意识，群众性‘左倾’的高涨。所有这一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危机的反映。”
据我的交谈者说：“这个危机反映了现代社会不能保障劳动权（那些年，美国的青年占劳动力的12%，失业的青年却占失业人口的33%。—作者注）。按专业就业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您想想，”汉斯激动地说，“联邦德国的职业教育从……1869年起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最后，按照能够接受的价格根本买不到房子。
“尽管随着全世界科技革命的兴起，青年受教育的愿望强烈，但接受高等教育仍然是许多小伙子和姑娘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迈进大学门槛的青年也不满意。大学，特别是国立大学，感到资金严重不足。学校的贫困生比例很高。全部学费完全由学生负担。”
作为拉丁美洲学者的我，不能不向梅茨凯尔打听汉堡大学生身上的格瓦拉标志。
“今天的大学生，”梅茨凯尔说，“由于媒体的蓬勃发展，对有关别的大陆上的生活和事件消息灵通。”与此同时，他也明白。对那些为改善普通人生活而斗争的人士而言，最好的武器是团结。切·格瓦拉是这一团结的代言人，这一斗争的旗手。因此，特别是在殉难之后，他不仅成为拉丁美洲青年，而且是全世界青年的偶像。
此时我想到，对年轻人而言，客观因素、个人榜样特别重要。智利理论家В。布斯科魏奇说得对：“任何历史象征都不能像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形象那样，以那样强大的力量鼓舞青年！”
如果说，那时联邦德国的青年的抗议活动仅仅局限在激烈的辩论上，那么在法国，这种活动就具有更加果断的形式。1968年，巴黎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对游行示威者进行残酷镇压。为了表示与学生团结一致，5月10日，上千万法国工人宣布罢工，其中10万工人走上巴黎街头，高举“劳动人民、教师和学生团结一致！”的标语。法国政府认识到这样的团结对统治集团意味着什么之后采取了紧急反措施，特别是它想让官办的“保卫进步青年联合会”的活动活跃，为它准备了行动口号：“打倒共产主义，打倒资本主义，分红万岁！”法国劳动总工会与其针锋相对，采取了相应措施，开展了“青年和大学生谴责资本主义”运动，最终导致全国青年在巴黎集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10万男女青年参加。
法国《经济和商业消息报》在评论所有这些事件时忧郁地指出：
“全西方经济发展的整个时期，轻松时期……正在结束。一个以外汇不稳定、国际贸易缓慢、债台高筑、其中包括成千上万法国青年失业不断增加为标志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读者可能会说，这仅仅是欧洲，美国青年运动的形势怎么样，特别是在格瓦拉牺牲之后的最初几年？
……春风吹拂的纽约夜晚，城市一个广场挤满了人，主要是青年。许多人手里举着有格瓦拉像的小旗，高呼反战和拉丁美洲人民团结的口号。一辆老牌福特卡车的车厢里坐着青年喜爱的诗人和歌唱家约翰·狄兰。人群合着他唱《风送来》之歌：
我的朋友，在我们不自由的时候，
我们还能忍耐和沉默多久？
……
这支歌成了争取公民权利运动，真正震撼美国青年运动的颂歌，促使青少年以成人的目光看待周围世界……
……林中草地，蔚蓝的天空映射在平如明镜的湖面。美国最有权威的名牌贵族大学之一—哈佛大学的围墙竖立在这个“天堂的一角”。河水从大学周围墙底下流到查尔斯河，见证了它三百多年的历史，但学校的口号追求“真理”一直不变。难道真的不变？让我们听听学生们在母校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周围的人被饿死，我们不能坐在教室里听关于高雅诗歌的讲座。”
“我们知道了崇高的理想，但我们不知道怎样在生活中实现它们，不知道怎样将它们与我们未来的工作联系起来。”
“美国误入了歧途。我们不能从‘纯科学’高度看着我们国家跌入深渊。”
大学生与其他大陆的同学一样开始行动。1969年，哈佛大学的学生与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许多学生被警棍打伤，因“梅斯”毒气而中毒，两百多名学生被捕。这一切，竟然发生在典型的美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和不问政治的高等学府里！
翌年，美国另一所精英大学—肯特大学，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也与警察发生公开冲突，结果四名学生被打死。
那些年，美国许多大学的毕业晚会笼罩着紧张气氛。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耶鲁大学的毕业晚会上，许多毕业生一反穿学位服的传统而穿白袖纱衣服，抗议越南战争。毕业生代表威廉姆·托姆逊说：
“应该立即停止战争，开始为我们的城市、国家和我们的人民而战……”
哈佛大学挑选了似乎是“温和”的梅尔顿·列文发表毕业告别讲话。以下是他的讲话片段：
“你们（教师、社会）教给我们应该珍惜的那些价值观令人难以置信……我问过许多同学，他们今天希望我讲什么。大部分同学要我讲一讲‘虚伪’，讲一讲有人泯灭了我们的希望，剥夺了我们的尊严。有些同学甚至说，你告诉他们，格瓦拉是对的。”
我们强调大学生的这些话并不是为了指出拉丁美洲爱国者的解放活动与美国“权力机构”未来的代表行为之间有任何“直接联系”，而是为了表示切的上述活动及其理想符合世界上大多数人的愿望。
学潮不仅规模大，而且不限于大学这个事实也继续强调了这一点。1969年5月，美国中学校长联合会发表的文件称，甚至连这个国家的中学生也没有对政治生活袖手旁观。其中特别说：“中学充满了抗议精神”。56%的小学生参加了有关运动，而且远不止这些……
你要想在美国地图上寻找怀特湖这个地名，可以说是徒劳。尽管这样，这个地名1969年秋季仍然在美国媒体上多次出现：在纽约州卡茨基尔山区的同名湖上，同年8月举行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艺术节。有45万小伙子和姑娘从美国各地赶来参加。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长头发，用项链、羽毛和鲜花装饰的青年来到这儿，是为了“在艺术节组织者从当地牛奶公司租用的一千多英亩土地上，感受属于自己的随心所欲的感觉，观看24个摇滚乐团体的演出”。美国媒体偷偷计算了艺术节参加者吃掉的火腿面包、喝过的可口可乐，仅仅看到青年找到了“自我感觉。”
然而，有洞察力的观察家们通过这个艺术节，看到了比半裸体“嬉皮士”和痴迷摇滚乐更重要的东西。记者约翰·哈拉别江写道：“老一辈美国人通过艺术节，正确地看到了正在以无辜方式悄悄地破坏已经建立的秩序的最基础部分。”他在怀特湖待了四天之后得出结论：“今天，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什么样这个问题持更加极端观点的青年，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难怪大名鼎鼎的美国《纽约时报》警告说：伍德斯托克“有可能成为革命事件。”美国工商界代表最怕的就是这个。艺术节的规模（用直升机运送艺术团体，神奇的租赁场地等）足见其财大气粗。由此可见，生意人做此事并非为了贪图利润，而是为了给青年（至少是出身于富裕家庭的青年）一个发泄的机会，将其从社会抗议之路拉到不问政治的行动形式上。
过去的几十年表明，西方统治集团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实现类似的企图。著名的青年学派—“新左派”的出现就是证明。它在美国、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联邦德国都有一些追随者。“新左派”的代表们反对任何意识形态，受到西方统治集团的青睐。
正因为如此，右翼报刊乐意向“新左派”发表文章提供版面，讨好他们，有时甚至无视他们对现行制度的危险去挑动他们。读了这个学派核心人物孔·本迪特写的《左派极端主义》的一些摘录之后读者就会相信这一点。
“我们应该并且可以消灭似乎是天性赋予的剥削。你穿好衣服去看一场电影，在那儿感受你平时没有参加的日常生活是多么郁闷。你看看在你面前闪过的那些镜头和似乎是‘扮演’你每日感受的演员……然后拿着变味的西红柿、发臭的鸡蛋去行动。你自己对这一切说‘不！’。你走上大街，撕毁墙上贴的所有标语，采用我们从前用过的政治斗争形式……不是为别人，而是与别人一起，在这儿并且慢慢地为自己搞革命。”
难怪法国资产阶级周刊《新观察家》以难以掩饰的满足评论孔·本迪特的观点：“令人欣慰的是他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建立任何新秩序的志向。”
“新左派”的思想基础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的思想、加缪［（1913～1960年），法国哲学家，倾向于存在主义，其作品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矛盾重重的混合体。获诺贝尔奖（1957年）。—译者注。）］和马尔库塞［（1898～1979年）德国和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方左倾极端分子思想上崇拜的对象。—译者注。）］理论。这样的大杂烩怎么谈得上“明确的纲领。”也许有人反驳说“新左派”和其他“左派”经常使用格瓦拉的标志：小旗子、宣传画，格瓦拉像章。然而所有这一切，完全是对庸人的挑战和越轨，根本不是与传奇英雄心心相印（作者评论说：我熟悉的一位电视记者说，他在蒙特卡洛看见过一个“金色青年”小组，手里拿着切·格瓦拉巨幅像，“骑在”北美运动“野马”身上）。当然，不排除许多人，特别是青年，出于热爱或者博爱之情努力效仿格瓦拉的外貌和着装。
对打着切的旗号进行政治投机的人，我们上面提到的拉丁美洲学者格里古列维奇进行了很好的剖析：
“对格瓦拉的敌人而言，革命者切的形象比活生生的切更危险……有人将他说成匹夫之勇的超级英雄、悲剧性人物、自杀式的革命者，有人将他说成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
“所有这些伪造漏洞百出。切容不得假革命、个人英雄主义、各种形式的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撒谎和极端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及其类似的挑衅分子……”
从世界各地出现上述危险的事件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暴风骤雨的70年代过后某种平静似乎来临。不错，有些地方也出现过某种社会冲突：罢工、抗议、游行示威、群众大会，但已经没有昔日那样大的势头。统治阶级从中吸取了教训，何况任何地方也不禁止对革命人物，其中也包括对格瓦拉公开表示敬仰之情。他的形象甚至可以当做某种畅销品生产。有他形象的汗衫、头巾在各国首都的柜台上出售。这已经谈不上真正的怀念英雄（访问过莫斯科的格瓦拉的女儿阿莱迪达提过此事：我们家反对将纪念格瓦拉商业化和亵渎他的形象。2004年年初，她对媒体宣布，她将在古巴成立一个组织，与“不择手段地利用格瓦拉形象作斗争。”—作者注）
然而，在普通劳动者诚实的世界里，珍藏着对这位伟大的地球人的记忆。他们把格瓦拉当成理解自己理想和希望的兄弟。正因为这一点，才难以消灭人们对他的怀念，也是因为这一点，人们才那样真诚地热爱他。没有他，已经过去的20世纪将不可思议。此时此刻，人们怎能不想起拉丁美洲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尔说过的话：他的光荣与日俱增，就像日落时的影子。换句话说，切的战友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此已经讲得清清楚楚：
“对历史而言，所作所为像格瓦拉的人，为普通人做一切和献出一切的人，在人民的心目中的形象与日俱增，对他们的怀念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