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7年10月10日起，古巴报刊开始刊登有关格瓦拉牺牲的各种详情和说法。发表这些消息时并无任何评论，国家在等待着菲德尔讲话……
少校在自己的广播电视讲话中证实了这一噩耗。他说：“经过研究和分析我们掌握的所有情报，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我悲痛地谈到这一点。关于切·格瓦拉同志牺牲的消息是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详细介绍了自己战友牺牲的经过，揭露杀人犯企图消灭罪证。不过，他确实没有提到其中最动人的情节（看来，有关情报暂时还没有到达哈瓦那）。
同一天，国家宣布为期30天的悼念活动，10月8日为“英雄游击队员日”。现在古巴每年都纪念这个节日。成立了以切·格瓦拉的战友胡安·阿尔梅达为首的格瓦拉治丧和永久纪念委员会。后来还成立了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切创作遗产委员会，收集并保管切的以及有关切的所有著作。
……10月18日晚上，古巴首都居民在哈瓦那革命广场隆重集会，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大会上讲了话。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他以自己少有的低音介绍了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英雄活动以及悲壮之死。
古巴国家元首还向同胞解释了官方长期不报道格瓦拉下落的原因（1965年10月3日，菲德尔说，切离开古巴时留下给父母、子女和他的信。信已经交给收信人，并将给自己的信向与会者宣读。给菲德尔的信我们在上面已经介绍过，我们在这儿仅摘录一段。—作者注）：
“……追今抚昔，我认为，为了革命的胜利，我是鞠躬尽瘁地工作的，我唯一严重的疏忽是我上马埃斯特腊山之后，未能从最初一刻起就更充分地信任你（不知大家是否记得，这句话被墨西哥记者“抓住”了把柄。—作者注），未能尽快地看出你身上那种领袖和革命家的品德。我感到自豪—我毫不犹豫地跟随了你，将你思考、理解、评价危险和信仰的方式当成我自己的……”
现在，菲德尔在格瓦拉牺牲之后向全国人民讲话的最后，号召古巴人，“像格瓦拉那样，在自己的行为中没有任何污点”，并且补充说：“切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以下是格瓦拉给父母和子女的信的全文：
亲爱的两位老人：
我的脚跟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将近十年前，我给你们写过另一封告别信。据我记忆所及，当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不是一名比较好的士兵和好医生；而今，我对当医生已无兴趣，但却是一名不那么差劲的士兵。
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觉悟大有提高，我的马克思主义正在生根，逐渐纯洁起来。我相信武装斗争是为争取自己解放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唯一途径，而且我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些观点的。许多人称我为冒险家，但并非如此。我仅仅是一名特殊类型的冒险家，是一名为了证实自己正确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
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企图这样做。我并不寻找这样的结局。然而，如果从逻辑的可能性考虑，这一结局在所难免。如果是这样的话，请接受我最后一次拥抱。
我深切地热爱你们，只是不知如何表达我的爱。我的行为太直率，我认为人们永远不会理解我，况且理解我也不容易。不过这一次请相信我。我曾迷恋于演员，我从他们身上获得的果断并且经过我的完善，促使虚弱的双腿和疲惫的肺采取行动。我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时，请不要忘记20世纪这个渺小的证人。
吻塞莉亚、罗伯托、胡安·马丁、波托丁，吻贝亚特里斯，吻所有的人。你们倔强的浪子埃内斯托紧紧地拥抱你们。”
当然，给孩子们的信完全不同，比较简单：
亲爱的小伊尔达、小阿莱伊迪达、卡米洛、塞莉亚和埃内斯托：
如果有朝一日你们读这封信的话，那就是说，我已经不在你们身边了。
关于我，你们将来几乎会记不起来的，小的几个就更是如此了。
你们的父亲是一个根据自己观点行动的人。毋庸置疑，他是根据自己的信仰生活的。
望你们成长为优秀的革命者。你们要努力学习，掌握技术，征服自然。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主要的，而我们每个人单枪匹马将无足轻重。
主要是你们应当永远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宝贵的品质。
再见，孩子们，我希望还能见到你们。
爸爸给你们一个长吻，并紧紧地拥抱你们。
从10月16日起，来自各国的大量唁电不断发给古巴领导人，苏共中央也不例外……
翌年夏季，世界媒体再次出现了与切·格瓦拉名字有关的轰动性报道：哈瓦那宣布，古巴政府从一位玻利维亚的“好心人”那儿得到了切日记的照相副本。报道还说，古巴领导人证实这个文件的真实性之后决定将其在古巴发表，免费赠送，将其副本无偿地赠给外国出版社，允许在国外出版。
巴里恩托斯将军从拉巴斯立即做出反应。他宣布，切日记的全部照相副本完全置于他亲自控制之下，古巴人唯一能做的是展示伪造的副本或者是玻利维亚政府在不同的时间里发表过的切的日记片段。
同年7月3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哈瓦那电视台发表讲话，全面介绍了切的日记及其背囊中的其他文件。他还揭露了玻利维亚统治集团企图将上述文件高价卖给外国出版公司的阴谋。
巴里恩托斯总统除了承认哈瓦那确实拥有切·格瓦拉的真正文件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他这样做当然不是出于良心的发现，而是害怕再次被揭露。他的自我保全的感觉正是空穴来风：7月19日，总统消息最灵通和最信任的官员之一、内政部长安东尼奥·阿格达斯从玻利维亚逃到智利。阿格达斯在智利首都向记者宣布，自己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但他决定同“这伙制造反人类阴谋的可怕的土匪一刀两断，将切的文件送到哈瓦那”。
阿格达斯志愿回到阿巴斯之后在法院审理时承认，他出于爱国主义的动机，无偿地将切的日记交给哈瓦那。他在为自己的这一步骤寻找的理由是：
“从与北美官员的谈话中我知道，美国政府对埃内斯托少校军旅日记的内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的是后来对日记给予自己的说法，对原文进行重大修改，为自己对古巴的全面侵略和在美国国内的大量镇压辩护（那时，华盛顿与美洲国家组织一起计划这一行动。—作者注）也就是说，曾经考虑出版假的或者与真实的日记完全不同的日记。”
阿格达斯与庭长进行了一场奇怪的谈话：
“法官：您是共产党吗？
阿格达斯：我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法官：您对格瓦拉有什么看法？
阿格达斯：他是英雄，全美洲的榜样。
法官：告诉法庭，您是否认识埃内斯托·格瓦拉和佩雷多兄弟？您同他们保持着什么关系？
阿格达斯：我没有荣幸结识埃内斯托少校。但与因特·佩雷多有过点头之交。至于罗伯托·佩雷斯少校（可可），尽管从未与他保持政治性联系，但我深深地敬仰他。”
当然，在阿格达斯这样的坦言之后（特别是有关中央情报局的），在玻利维亚首都的一条大街上，用机枪企图暗杀他就不足为怪。他明白自己生命十分危险之后，举家定居哈瓦那。
1970年7月2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向古巴人民做了以下通报：
“日记事情之后，阿格达斯博士继续斗争，努力将从切脸上拓下来的石膏面具送到我国。面具是切被害的当天在那儿拓下的，此外，他还将切·格瓦拉的手保存下来并送到我国（广场屏住呼吸。菲德尔沉默了几秒钟，似乎是为了调整呼吸，接着往下说）：
“切的手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古巴专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的传统众所周知。国家埋葬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传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我们已经埋葬了马塞奥、马蒂。我们将永远这样。我们将提出一个问题：‘对切的手应该怎么办’？（菲德尔再次沉默，提问似的看着与会者。此刻许多人情不自禁地将目光集中在主席台上身着黑色衣服的一位女人，她就是格瓦拉的遗孀阿莱伊达）……”
“这是他的骨肉，”演讲者继续说，“是他留给我们唯一的东西。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有朝一日是否会找到他的遗骸。但我们有他的一双手，实际上是完整的保存完好的一双手。
“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想给人民提一个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广场齐声高喊：‘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给人民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已经制作了面具的副本。我们用这种办法可以制作许多副本并且将原面具保存下来，也可以将格瓦拉的手保存在玻璃容器里并摆放这里的马蒂塑像旁边，在他的某个忌日放在某个大厅里。这是他的手，是拿过武器斗争的手，是他表达自己光辉思想进行写作的手，是他在甘蔗种植园、港口和工地劳动的手。如果你们大家愿意的话，还可以建立某种切的博物馆，甚至是临时博物馆（此时阿莱伊达已经不在主席台上，看来她被医生抬走了。—作者注）
“切不仅属于我国，”讲演者继续说，“切属于拉丁美洲。在某个好日子里这双手将放在美洲人民想要的地方。我国人民将暂时保存它，将悉心照料它……
“因此，在切·格瓦拉的最近一个忌日，我们将开辟一个场所，存放他的面具和手，人民可以自由瞻仰。尽管应该承认，在这样的时刻任何人可能感到难受。我知道，这个想法本身可能给许多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巨大的作用。我知道，这将对大家产生多么大的作用。
“群众大会开始时阿莱伊达曾在这儿。我同她谈过话，将这些告诉她，以免她感到突然。她的眼睛有些发红，泪流满面，但她说：‘这样好’。
“因此，切的妻子知道这些，父亲知道这些。当然孩子们不知道这些。（菲德尔深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在繁重的工作之后，接着往下说：）
“无论如何，我们将永远感谢阿格达斯博士所做的一切。
“敌人杀害了切，但妨碍不了他的日记进入古巴。他们千方百计让他的遗体消失，但妨碍不了将他的手交给古巴。尚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做了面具，但无论什么也妨碍不了将它交到古巴人民手里。”
“切的正义思想、他的事业、美德和伟大，使得看来难以做的事做到了。在进行反切斗争的玻利维亚政府正式任职的一个人，竟然并非一次，而是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切的日记并将它送到古巴，又救出了他的手和面具并交给我们……”
古巴领导人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切又一个忌日里将他的面具和手陈列在哈瓦那一间不大的纪念大厅里供各界参观。为了向“英雄游击队员”致敬，古巴人、古巴的外国朋友，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
1997年，在起义战争期间切指挥攻打的圣克拉腊市，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广场上，为了纪念英雄游击队员，建成了综合雕塑纪念群。
切·格瓦拉的形象及其事业成为古巴教育和培养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己许多讲话中经常提到“格瓦拉的人格”。以下是讲话之一：
“切的朴素、个性、自然和独特立即引起人们的好感，甚至在不知道他的许多优点的情况下。”
迄今为止，这位古巴人的民族英雄逝世将近40年，甚至今日的许多父母亲也没有见过活生生的他。然而，今天在古巴，每个小学生都能给你讲一段格瓦拉的故事。
小学生的作文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在作文中回顾自己的少校，似乎他是革命刚刚胜利的英雄之一。这些作文是小小的山区学校—圣安娜小学的1～3年级学生写的（按照古巴习惯，这些孩子在6～8岁期间）。我仅仅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段：
“切是阿根廷人和古巴人。他在山区和平原，在一切有战争的地方打过仗。”
“他个子不高，肩上背着步枪，吸雪茄烟，骑着驴……与巴蒂斯塔暴君作斗争。”
“切是战士……从小就渴望自由。”
“为了成为伟大的爱国者，他走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他在上德尔孔拉多负过伤。他的理想与菲德尔和马埃斯特腊山的其他爱国者一样……”
“切为我们有学校而斗争。菲德尔也是……”
以下是与同一所学校一位8岁的小同学的谈话的片断：
“教师：切都干过什么？”
“学生：与暴君作斗争。”
“教师：与哪个暴君？”
“学生：与巴蒂斯塔暴君。”
“教师：你自己记得这个暴君吗？”
“学生：不。我是听我父亲讲的。”
“切还干什么？”
“吸雪茄烟……”
在这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的幼小心灵里，充满了对民族英雄的热爱和敬仰之情……
埃内斯托·格瓦拉自己的孩子们怎么样？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
正如格瓦拉在其给孩子们的告别信里所预言的那样，他们都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古巴公民。大家还记得他们的父亲写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信吗：“我没有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物质的东西，我对此不仅不伤心而且高兴。我不为他们请求任何东西，因为国家将为他们提供生活和教育所需的一切。”
2003年10月，已经是儿科大夫的格瓦拉的女儿阿莱伊迪达访问了莫斯科。为了欢迎古巴俄罗斯协会主席，在莫斯科各国人民友谊之家举行了隆重的晚会。
在本书的前言部分，我提到安东尼奥·努涅斯·希门尼斯。他与切·格瓦拉在古巴起义军同一个部队打过仗，革命胜利之后被授予上尉军衔，领导过国家土地改革委员会，后来担任古巴科学院院长。努涅斯年轻时喜欢科学，特别喜欢地理和洞穴考古。一般也很难说他喜欢哪门科学。甚至在大学里他就想当农艺工程师，还想上语文－哲学系。70年代初期，他被任命为古巴驻秘鲁大使，我们之间的友谊得以继续。
我不能说，他与格瓦拉是朋友，但无疑是很好的同志。努涅斯与格瓦拉来往很多，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委员会，少校领导过一段工业部。格瓦拉一直将这位年轻的学者当做有趣的交谈者。
我与努涅斯在秘鲁会见时，他主动回忆了自己故去的同志。以下是我记忆的他讲的有关切的情况。
努涅斯来到格瓦拉的部队时，部队开始在拉斯比利亚斯省行动，努涅斯参加了猛攻该省省会圣克拉腊市。除了作战任务之外，指挥员还委托“教授”（切开玩笑称呼努涅斯。战前他在大学任教时已经写成如现在的世界名著《古巴地理》。—作者注），后来在部队做宣传工作，写了《告古巴人民书》，其中有这几句话：
“我们的军队是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军队。它的任务是除了推翻君主制度的战争之外还应该保障所有人的民主，建立言论和思想自由，实行土地改革并立即分配土地……建立工会民主，满足工人和所有人公正的要求以及保障人民权利所必需的活动……”
切读完文告之后表示满意，命令印刷厂大量印刷。
考虑到努涅斯上尉的勇敢，了解自己故乡拉斯比利亚斯的情况，切放手让他指挥一些重大军事行动。他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农村小道将队伍带到距离圣克拉腊市几公里处的大学城。尽管已经是凌晨时分，学校的教职员工仍然隆重地迎接这300名“勇士”，特别是在他们的行列里还有“唐·安东尼奥教授”。
我的交谈者谈到格瓦拉时，多次提到他是一个纯粹的人。在进攻圣克拉腊市那天，当部队在公路上缓慢推进、进入一个郊区时，努涅斯的妻子、战士卢佩·维利斯告诉切，她与努涅斯的一个两岁的女儿寄养在这个村子的一个朋友家里。少校将部队的指挥交给自己的副职，坐上吉普车，邀请安东尼奥和他的妻子赶到这家，让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小女儿平安无事。
我们在本书的开始已经讲过起义军歼灭停留在备用铁道线上的巴蒂斯塔装甲列车的故事。切命令保全被俘的400名官兵的生命，并允许军官保留个人武器。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许多士兵因为亲人的死亡出现了同归于尽的想法），指挥员要求安东尼奥带两名起义军士兵，乘卡车护送俘虏到凯瓦里恩港。“尽管我们只有三个人，”努涅斯回忆说，“但正在发生的事情令俘虏震惊，谁也不想逃跑……沿途居民热烈欢迎我们，但对俘虏不友好。我们费了很大劲儿才不使这些‘屠夫’被人民愤怒之声淹没。在凯瓦里恩，我通过电台与在附近游弋的驱逐舰联系上，请它进港，以便带走由我看管的俘虏。当问到舰长与指挥部联系的结果时后者说，指挥部认为俘虏是胆小鬼，起义军可以随便处理。我们只好将俘虏留在海洋俱乐部交给民兵看管……”
大使在讲这件事时补充说，无论在古巴还是玻利维亚，切对被俘的敌人非常人道，军人都应该学习他的人性。
利用努涅斯提到格瓦拉牺牲的国家的机会，我请他谈谈自己对“玻利维亚游击战”的观点。
他说，许多人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注意到游击队“策源地”准备不足（我立即想起德布雷关于游击队活动相当即兴化的说法），但主要问题是格瓦拉对人和环境“太理想化”。我提醒大使，英国哲学家切斯特顿讲过：“每个人都是自己思想的理想主义者。不幸之处在于他们的理想是错误的”。交谈者认为此话讲得对，尽管切的理想及其关于自由和公正的社会的愿望并非一定是错误的。他将许多东西理想化。努涅斯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作时经常就这个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
努涅斯谈到对切在玻利维亚游击行动准备不足的指责时指出，那些肯定这一指责的人忘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情况。第一，准备是在超级保密情况下进行的，甚至连菲德尔的心腹都不大清楚。自然，它有可能导致对这个问题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可以设想，世界上对格瓦拉从古巴“消失”散布了多少流言蜚语。有人说看见切与阿根廷的庇隆分子，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游击队员在一起；有人说他被似乎仇恨自己的多尔蒂科斯直接打死在古巴内阁会议上；还有人说他被驱逐出古巴，在亚马孙河上徘徊寻死。从古巴逃亡到美国的虫豸也不甘寂寞，他们改编了比利时歌曲，在迈阿密高唱：“丁丁（他们给切起的外号）不见了，丁丁不见了。丁丁在哪儿？”
（我确实听到关于古巴部长消失的各种“说法”。委内瑞拉共产党总书记的女儿马恰多似乎告诉一位熟悉的记者：“如果你去古巴见到菲德尔，请以我父亲—委内瑞拉监狱里的囚犯的名义问他，他把格瓦拉搞到哪儿去了？”—作者注）
大使说，第二，人们经常忘记，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之后，根本不想立即在那儿开始战斗行动，最早打算在一年之后搞。然而，正如军人所说，许多致命情况迫使他参战。切并没有打算速战速决，他很可能准备长期斗争（游击战争允许这样），等待美洲大陆解放战争出现大好形势。
大使走到书架前，从那儿拿了一本封面有格瓦拉像的书，继续说：
“你看看切的日记。他在描写游击队生活的所有成功、失败和困难时（这样的生活不乏某些战士的背叛、吝啬、胆小和自私），在自己的每月小结中想方设法将游击队员理想化。他写道：“所有战士斗志高昂”等。
“也许这是由于他高度的乐观主义情绪所致？”我打断了大使的话。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只补充一点，巨大的乐观主义。正如人们所言，切有着不可改变的乐观主义。他的浪漫主义、不安分守己、诗人本性完全出自于乐观主义。我在研究他时也这样讲过。”
“与此同时，”我指出，“他对自己的身体却持完全悲观主义的态度：我用虚弱的双脚站着，不好的肺，活不长……”
“你说对了，”努涅斯说，“然而医生的诊断要比战士对自己力量的评价无情得多。”
我知道，格瓦拉的第二个妻子阿莱伊达与努涅斯的妻子卢佩都是起义军战士，也是朋友，就问大使：你们两家是否也是朋友，经常来往。
“遗憾的是并非如此，”大使回答说，“你也知道，我们当时是怎样工作的，特别是切，身兼数职，实质是菲德尔的左右手。我们的‘另一半橙子’（拉丁美洲人对自己‘那口子’的称呼。—作者注），都忙着为古巴‘生产’人口……确实，（安东尼奥狡黠地笑了）我从内心羡慕切，他们家儿女双全，我和卢佩总是‘寻找男孩’，我们接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古巴，只有女孩的夫妇在妻子再次怀孕之后常说：‘我们再次寻找男孩’。—作者注）”
想起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年代，大使指出，格瓦拉几乎对一切都感兴趣。例如在土地改革委员会工作时，他积极支持通过取消中间商的商业网络，在农村建立‘人民小铺’，按成本价将商品出售给农民。再如营养问题，革命前，古巴大部分居民食用的蛋白质少。根据联合国专家的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古巴人均食用的动物来源食品仅占21%（按卡路里计算），美国是41%。食品结构也成问题，富裕家庭也是如此。在炎热的亚热带气候条件下，古巴人不仅食用脂肪过量，而且食用的脂肪大多来自猪油（熟猪油或者腌咸的肥猪肉块），食用的植物油极少。据努涅斯说，这不仅与传统有关，而且与植物油相比，猪油价格偏低。
格瓦拉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作为一名医生，知道许多古巴人患有肝病和胆囊病，因此花费巨大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参见本书附录对古巴医生的讲话《革命医生》一文）。他还看到这个问题的经济方面：美国传统地按照倾销价格，将自己几乎不食用的猪油出口给古巴。由于价格低廉和岛上缺乏所需的植物原料加工能力，用植物生产其他油类不合算（对此应该补充，许多油料作物，比如向日葵，是生长期长的作物，在古巴亚热带自然条件下长不好。—作者注）。
根据格瓦拉的建议，古巴政府提高了熟猪油价格，通过一系列措施，降低了植物油的价格。努涅斯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格瓦拉仍然反复强调，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上合算，还要考虑人民的健康。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到1960年，古巴人的食品消费增加了40%，肉类消费增加了50%。劳动人民开始更多地消费从前他们消费不起的奶、鱼和其他食品。
另一次，我与努涅斯·希门尼斯再次谈到“英雄游击队员”。我知道，安东尼奥多次到过苏联（顺便说一句，他曾率领第一个古巴官方代表团访问苏联），在那儿有许多朋友，对苏联人评价很高，因此向他提出“切与苏联”这个题目，同时单刀直入地问他，切是否将我们苏联人理想化。尽管我与努涅斯是老朋友，我并不掩盖想得到他真挚的，而不是外交辞令的回答。他告诉我：
“你得明白，据我所知，切不能不将自己的志同道合者理想化。第二，他也许比别人更懂得感激，无论是对一个国家或者个人。我认为，他对苏联的感激之情不断变化。如果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最初的日子里，由于你们对古巴的支持，古巴只表示一般的‘谢谢’，那么两三年之后就变成了‘非常感谢，兄弟们！’”
大使接着说；“切首次访问苏联回国之后同我谈过。他对苏联之行的所见所闻表示满意。令他最高兴的是普通老百姓真诚地欢迎他，尽量说古巴的好话。‘所有这一切，是那样自然、高兴和同志式的感情！’他赞叹地说。我觉得，他从你们的身上感觉到与他本人性格类似的某些东西。”
努涅斯似乎感觉到我想让他继续这个话题，接着补充说？：“你知道，我们两国的关系有高潮，也有低潮。譬如说加勒比海危机之后，相信我，切比任何人更能感受到这种冷淡，特别是某些苏联领导人表现不诚恳（大使讲到这里时我想起苏联一个共和国领导人在哈瓦那饭店不友好的讲话，被当地的特工部门记录下来。—作者注），”大使又补充说，“然而，切从来没有把普通的苏联人与类似的领导人相提并论。”
格瓦拉的另一位古巴战友、同样是少校的胡安·阿尔梅达的回忆也很有意思。我们在本书里多次提到他的名字。
他很小就来到建筑工地。国家建立了巴蒂斯塔专政之后，他加入了革命运动，参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后被捕。1955年大赦出狱之后移民墨西哥，接着参加了“格拉玛”号远征，是起义军指挥员之一，革命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央地区部队司令员，武装力量部副部长。从1976年年底开始担任古巴部长会议副主席。
我与阿尔梅达是在非同寻常的情况下认识的。他并非文化工作者，而是军人，但有特殊的音乐才能。尽管他从未专门学过音乐，但是一位天才的作曲家。古巴发行了由他作曲的许多唱片。我们是在一个音乐会上认识的，后来我请他会见来古巴访问的我们的音乐家，我们就成为朋友。因此，1972年我到古巴出差一个月时，我们交谈过几次，其中谈到他的朋友格瓦拉。
阿尔梅达非常亲切地回忆他。
“菲德尔和格瓦拉为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他说，“就是向全世界和古巴人证明，国际歌的歌词‘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现实。切为我们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不顾一切地想在其他国家重复它。”
当问到是否可以认为格瓦拉是理想家时少校肯定地做了回答，并且补充说，埃内斯托是“理想家兼实践家”：他打算以惊人的拼搏实现自己理想的一切。他在这方面有巨大忍耐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回忆说，在马埃斯特腊山，他的朋友经常被哮喘病折磨，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囊、武器和药箱。有一次，一颗子弹打伤了他身旁一位年轻的新兵，痛得直哭。这时格瓦拉的哮喘病正在发作，他以顽强的毅力停止咳嗽，一边开玩笑鼓励小伙子，一边为他包扎伤口。我的交谈者顺便补充了一句，说他总觉得自己朋友像个神医。在任何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手拿一把尖刀就能取出弹片、子弹，用他发明的草药治病。
“我们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社会长大的人，”阿尔梅达继续说，“对他的绝对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特别惊讶。当然，切绝对容不得对自己的任何特殊照顾（有时甚至对此大发雷霆）。有一次，一位对格瓦拉不大了解的年轻战士看到他受哮喘病的折磨，建议由他将格瓦拉的步枪扛上，并说‘医生，你休息一会儿。’切坚决反驳了这个建议，说：‘小伙子，我到这儿来不是休息的，还是让你母亲多休息一会儿吧！’”
当然，谈到格瓦拉与阿尔梅达的关系，我们不能在切不在的情况下随便开玩笑。据胡安说，他总是以羡慕之情谈到音乐家，他本人喜欢音乐，特别是拉丁美洲音乐。有一次，阿尔梅达听到隔壁格瓦拉的帐篷里传来“纯正”的阿根廷探戈舞曲哼哼声。当胡安将这一点告诉自己的朋友并夸奖他时，切叹口气，承认这是他唯一的“没有走调”的曲子。
就在这次出差期间，我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古巴诗人罗伯托·雷塔马尔。他认为格瓦拉是自己“诗坛的同行”。他工作的美洲之家是一个文化教育组织，出版拉丁美洲作家的作品，已经点点滴滴地搜集到切的创作遗产。埃内斯托的第一位妻子伊尔达·加德亚也向哈瓦那寄了一些。
“很少有人知道，”雷塔马尔说，“格瓦拉在世时断然拒绝古巴作家协会给他的建议—成为作协会员。他对自己作品的稿酬反应强烈。您一定要读一读切给我们出版社社长和他的革命斗争的战友艾德·圣塔玛丽亚的信。美洲之家出版社在1970年出版了由她编撰的两卷本格瓦拉文集。
回到莫斯科之后我读了切的这封信。同往常一样，他坚定的原则性和无私精神令人敬佩。以下是信的全文：
“亲爱的艾德：
我要将自己的意图告诉作家协会—切·格瓦拉《游击战争》一书的稿费由你们的组织支配，以此作为不与我非常重要的原则进行斗争的措施，尽管这一斗争由一些无稽之谈引起。
在这儿唯一重要的是我不能因为书而拿分文稿酬。它除了讲述古巴游击战争的变故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内容。
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意见处理这些稿费。
致以革命的敬礼！誓死保卫祖国！我们必胜！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少校
1964年6月12日”
我多次去过古巴，其中包括格瓦拉逝世后五年的这一次，我确信他的“第二祖国”没有忘记自己的英雄。古巴人，从大人到小孩都记着、怀念和崇拜“英雄游击队员”……
从那时到现在几乎过去了40年。2003年年底，俄罗斯电视台播放了古巴个人作品音乐会的一条新闻。记者走到头上扎着辫子的一位黑人老头跟前，与他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对话：
“记者：您对今日的古巴有何感觉？”
“老人：我不抱怨。尽管年事已高，但我还有很多幻想。我希望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好，”他笑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我们像自己的切所说，永远都有幻想……革命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