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枪声都有回音，而在瞬间夺去“英雄游击队员”生命的枪声共响了9次。它们不仅在大陆上他的继承者和支持者的心中，还在他们的事业中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们在这里只介绍该地区某些，并非所有在某种程度上开展了解放斗争的国家。我们展示该地区这种斗争的形势，为的是让读者深信切的事业并非个人的冒险行为，更不是狂热分子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们将介绍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前后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巩固民族主权，争取经济独立运动的强大刺激因素。例如，1961年秋季，巴西的反帝力量成立了民族解放阵线，主张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外国公司国有化，限制利润外流。同年，墨西哥建立了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危地马拉建立了革命爱国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该地区许多国家工人运动高涨，农民群众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进步知识分子、大学生、青年和职员的积极性提高。为了加速革命过程，部分大学生和青年机械地将古巴革命的经验应用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环境，成立了游击队。
格瓦拉忘我的活动和理想在青年，特别是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以下我们将简单介绍这一现象在拉美大陆产生的原因。
从1918年拉丁美洲的大学生要求大学改革开始，他们一直是社会传统的最政治化部分。
拉丁美洲国家经济欠发达的总形势不允许对高等学校拨出所需的最低限度的经费（访问过阿根廷的美国参议员、美国总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在活动结束之后惊讶地指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拉丁美洲最好的医疗系，平均40名大学生才有一台显微镜！”顺便说一句，格瓦拉毕业于该系。—作者注）。大学毕业之后的就业也是拉丁美洲大学生的难题。更早一些，在20世纪初期，大部分大学生定制了名片，加上医生的头衔之后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那时，一般只有特权阶层的子女才能从大学毕业）。而今天的大学生，一般出身于中产阶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炒作”自己的事业。
青年中间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特别是在拉丁美洲社会里），清楚地看到自己国家的政府更加依赖外国垄断组织的反民族政策。20世纪60年代，先是在古巴，后来是在玻利维亚的影响下，拉丁美洲大学生反帝情绪加强。它表现在与古巴、越南团结，反对美国整体向大陆和局部向高等学校渗透的行动中。向拉丁美洲的大学渗透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其中交换学生和教员占有重要位置。在这样的框架内，如1968年一位名叫罗森德霍尔的美国官员来到智利的库赛普西翁大学，任务是与校长磋商政治问题。“顾问”立即向校长提出向学校提供美援的苛刻条件—消灭学校的学生运动。臭名昭著的“世界军团”计划，进行所谓的社会调查（“卡米洛”、“殖民地”和“同情”计划等）是转移拉丁美洲青年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卡米洛”计划的作者被迫承认，它的目的是制定研究智利内战和青年参加的可能方法。难怪智利议会，其中包括在青年的压力下，成立了调查“卡米洛”计划活动委员会。
上述原因决定了拉丁美洲青年运动的反帝方针。20世纪60年代末期，它直接表现在学生们在游行示威和研讨会上，高举格瓦拉像和语录，提出支持格瓦拉的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69年10月在波哥大举行了拉丁美洲青年纪念“英雄游击队员”遇害2周年大会。代表各种政治派别的南北美洲13个国家45个组织的代表（17个国家的67个组织赞成大会议事日程）一致通过决议，号召为民主自由、释放政治犯和青年在反帝斗争中团结统一而斗争。
此前一年，墨西哥发生了更大的事件。
经过当局批准的盛大学生游行示威从墨西哥首都中央的一条大街向总统府前进。警察马队挡住去路，便衣特务突然出现。为了制造学生无法无天的假象，便衣特务开始砸商店橱窗的玻璃，掀翻停放的汽车。警察向游行示威者开枪，撕毁墨西哥民族英雄和格瓦拉像。几人被打死，许多人受伤。
几天之后以墨西哥大学校长为首的10万游行队伍向总统府进发，抗议当局对学生的血腥镇压。没有任何结果。
工学院紧跟墨西哥大学掀起斗争，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事件的参加者，年轻的大学教师这样描写事情的经过：
“主席台设在一栋四层居民楼的敞廊上。我们在大楼周围集合了一万多人……直升机在头顶上飞行，从机上向大楼扔炸弹。部署在旁边大楼屋顶上的机枪向广场聚会的人射击。反坦克火箭筒向临时主席台发射了几枚火箭。只有待在大楼之间的胡同里的人得救。疯狂奔跑的人群一个接一个被踩在地上。军事化的宪兵将受伤的、被俘的师生赶进壕沟，从上面射击。主席台上活下来的人被赶到屋顶，在机枪的呼啸中被脱光衣服，不许动弹，直至天明。共有4，000人被捕……”
（在这些证据之后，指责格瓦拉是极“左”革命者的人，大概应该偃旗息鼓了！—作者注）
由于“进步联盟”政策危机，美国统治集团宣布对拉丁美洲国家实行“严厉方针”。1965年，为了阻止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起义的胜利，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对它进行了公开的武装干涉。美国开始“改革”拉丁美洲国家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建立“反游击兵团”，广泛宣传“内部战线”和“反游击战争”学说。
尽管美国采取了上述措施，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革命的反帝的过程仍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具有新特点。军人开始明白（尽管并非全部军人）参加所谓的反游击行动不光彩。1968年10月，两个国家—巴拿马和秘鲁，爱国倾向的军人上台执政。两年之后，经过罢免军事委员会思想反动的成员，以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为首的政府开始在巴拿马实行进步改革。在秘鲁，由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领导的武装力量革命政府，根据它制定的20年“因卡”计划，开始进行深刻的反帝改革。60年代，席卷科斯塔部分地区（太平洋沿岸）和几乎秘鲁全部安第斯山区的游击运动很快消失。
不过，自从1980年将权力交给文职官员之后，秘鲁明显背离改革，恢复了跨国公司在国家的地位。
秘鲁，或者更早时期在玻利维亚发生的事件，对格瓦拉的祖国—阿根廷不可能没有影响。尽管由于各种原因，阿根廷没有出现格瓦拉希望的真正的游击队“策源地”，但该国的统治集团并不公开站在亲美立场上。例如，拉努塞将军的政府不顾五角大楼的反对，主张在互不干涉内政和尊重主权的基础上与秘鲁和智利合作（尽管这两个国家都在搞反帝改革）。
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发生了重要变化（教徒占全世界的35%），神甫中间出现了左派，其代表人物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这方面最明显的代表是哥伦比亚神甫卡米洛·托雷斯·列斯特列波（1929～1966年）。他成为哥伦比亚的民族英雄。1965年，他提出了在哥伦比亚建立所有左派统一战线，实现深刻的民主改革思想。由于自己的政治信仰，他被大学讲坛解雇，剥夺了神甫地位。1966年，托雷斯对国家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失去信心之后加入了游击队，不久在与军队的冲突中身亡。
既然我们谈到哥伦比亚，那就得介绍这个国家游击队的行动。为了报复当局实行的恐怖（大牧场主的武装土匪焚烧农村，抢占农民土地，捣毁劳动人民组织），1949年共产党提出了农民群众自卫的口号。东部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农民武装队伍。1953年年中，部分游击队相信政府的承诺，放下武器。十年之后政府将其余的游击队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
然而，“进步联盟”计划的失败和世界市场形势的变化，导致哥伦比亚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国内形势紧张。在有关格瓦拉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活动的消息的影响下，农民（游击队员）加强了为土地的武装斗争。部分天主教神甫也加入了反政府斗争，对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政府通过了进入“戒严状态”的决议。
新上台的图尔瓦依·阿亚拉总统与他的前任一样，也没有消灭游击运动。1979年他批准了所谓的安全地位决议，事实上将“戒严状态”合法化并加强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然而，城市的起义组织支援了在农村活动的游击队员。其中一个组织是“4月19日运动”（简称M－19），其活动更勇敢果断。它的领导人是哥伦比亚共青团员，后来因为策略上的分歧脱离了哥伦比亚共产党。我在哥伦比亚“了解”这个组织。
（由于国内形势复杂，常驻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外交代表团的招待会一般在白天举行。1980年，与苏联有外交关系的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大使也在白天，在大使馆内举行自己国家的国庆招待会。使馆是一栋相当大的二层楼房，位于哥伦比亚首都几乎没有人烟的小区。大楼前有一块大空地，当地的足球爱好者经常在那儿踢球。举行招待会的当天也不例外。—作者注）
招待会开始不久，“足球队员”们背着书包向使馆走来，他们对在使馆门口站岗的警察说自己是使馆的技术人员，想在辅助房间换衣服。进入使馆之后，“运动员们”从书包里拿出自动枪，边向天花板射击，边向参加招待会的人宣布，他们已经被“M－18”的战士们劫持了。
游击队员要求政府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自己的同志，给一大笔钱，提供离开哥伦比亚的飞机。在长达几乎一个月的谈判期间，包括美国、法国、梵蒂冈、墨西哥和其他国家大使在内的人质都待在使馆大楼里，处于游击队员的看管之下。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斡旋下，由于图尔瓦依总统的克制，危机得以克服。卡斯特罗答应提供飞机，将起义者运到古巴，图尔瓦依总统不同意军方的意见，敦促他用武力解救人质。
玻利维亚统治者最终也没有压服国内，而且统治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陆军司令阿·奥万多政变成功之后不仅宣布与秘鲁的进步军人团结，而且将玻利维亚海湾石油公司收归国有，对原料出口进行监督。玻利维亚政府与苏联签署了贸易协定。奥万多将军当了总统之后甚至将格瓦拉之死的责任推卸到巴里恩托斯将军身上。此时后者已经在1969年4月的一起空难中身亡。奥万多说，政府在讨论格瓦拉命运时他反对杀害游击队指挥员。
美国统治集团对奥万多的行为反应强烈。美国参议院的文件说他是“没有政治信仰的机会主义分子”。玻利维亚政府通过自己的情报部长阿维尔托·拜利之口，反击了这些污蔑。声明极其尖锐，表现出明显的反美精神。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新总统谈到格瓦拉对玻利维亚革命的积极贡献。他对记者说：“我们和格瓦拉都为伟大的拉丁美洲祖国理想而斗争，只是方法不同。”奥万多将军的这些言行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内为自己树立了敌人，特别是在直接参与讨伐游击队行动的军官中间。1970年10月6日，奥万多将军失去总统宝座（1971年有进步思想的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的政府对奥万多涉嫌通过组织空难事故，暗害巴里恩托斯一案提起公诉，但法庭未能开庭，因为此时身在西班牙的奥万多拒绝返回玻利维亚出庭作证。—作者注）。
1970年10月上台的托雷斯将军提出了玻利维亚社会改革的进步计划，得到矿工和农民的支持。他恢复了自由民主，释放了政治犯，其中也包括德布雷。鲁宾·桑切斯少校在托雷斯的班子里发挥着积极作用。他曾经被格瓦拉游击队俘虏，后来被释放。
托雷斯未能保持住政权（1971年8月被推翻）。包括共产党在内的玻利维亚民主力量被化整为零，无法对反动派进行有效的抵抗（当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活动时也意识到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把共产党总书记马里奥·蒙赫自信心十足的声明当做一回事。—作者注）。
因特·佩雷多小组失败之后，拉巴斯出现了新的游击队。游击队员装扮成扫盲督导员拜会了教育部长，从他那儿得到了对其扫盲活动的物资支持—两辆卡车和吉普车。75人乘车来到农村（其中有大学生、工人和农民），对一家美国公司进行了袭击。后来用被劫持的美国专家（共2人）交换了10名政治犯。游击队最终遭到失败，但唤醒了这个“沉睡”的国家。
由于类似的游击队的行动，普通玻利维亚人坚信游击战术在解放斗争中的重要性。他们将某些游击队的失败和挫折归于自己的指挥员经验不足，缺少应有的组织才能，将格瓦拉树为正面典型，有游击天才。下面，我们讲一个故事。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一支游击队里，一名战士私拿了几个食用罐头，离开游击队回到家里。游击队员找到他之后将其当做逃兵杀死。他的遗孀塔季扬娜·瓦利迪维阿就此在当地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游击队长说：
“我深信，如果这支游击队由切领导，那么就会出现另一种形势……您在开始游击行动之前，甚至没有看过他写的书。他在书中明明白白地写着，谁适合当真正的战士，谁是书呆子。从中不难看出，第二次战役的失败的原因是组织不好，指挥员无能。哪怕是为了避免灭顶之灾，指挥员也应该深入了解细节。这次失败震惊了玻利维亚人民，也不仅仅是因为军方空前的犯罪所致。”
我们将简单介绍另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尼加拉瓜的形势。在古巴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尼加拉瓜反对索摩查专制和美国垄断的斗争不断加强。1961年出现的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组织了国内游击运动。1975年取消了宪法担保，进入“戒严状态”，建立了集中营网。
1978年8月，尼加拉瓜开始全民起义。起义者队伍占领了全国大部分地区。1979年7月17日，索摩查专制制度被推翻。根据桑迪诺派的声明，他们开始搞反帝的人民民主革命，将私人银行、对外贸易、外国投资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自然资源收归国有，开始土地改革。阵线领导人恢复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多次强调自己是格瓦拉事业的继承者。
最后，我们用三言两语谈谈另一个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
1944年～1954年，年轻的格瓦拉曾积极参加过保卫这个国家的革命变革。
1954年的6月的反革命政变导致极右势力再次建立统治，恢复美国垄断的特权。1960年的人民武装起义失败之后建立了起义武装力量，成为迫使佩拉尔诺独裁者政府在国内举行总统选举的政治力量之一。获胜的所谓革命党领导人门德斯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措施，宣布大赦政治犯。后来在反动派的压力下，他的政府急剧改变政治方针。为了镇压民主运动，开始建立恐怖组织，如死亡骑兵连等。游击队员也加了大报复行动。
可以认为，以上列举的例子直观地表明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行动”与20世纪中叶美洲大陆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的背景在逻辑上相适应。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员，还有解放斗争的许多先烈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格瓦拉之死，除了他在美洲大陆许多国家的支持者们扩大游击行动之外，还产生了其他反应，引发了拉丁美洲各国广大居民阶层，甚至是许多官员的愤怒浪潮。智利参议院主席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议会上院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纪念传奇革命者。
未来的智利总统还想对这位拉丁美洲的爱国者格瓦拉及其同志们做更多的事情。因此，当格瓦拉游击队活下来的两名游击队员跋山涉水来到智利领土之后，正是阿连德将他们从当地的监狱里搭救出来，通过法国大使馆为他们搞到了过境签证，陪同他们飞到复活节岛，然后到达海地，将他们送到开往巴黎的飞机上。正如大家所知，他们从那儿顺利返回自己的哈瓦那。
智利反动派怒不可遏。他们要求阿连德辞去议会上院主席职务。基督教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巴勃罗甚至在参议院会议上恶毒地质问阿连德，为什么他不跟游击队一起战斗。
阿连德沉着应战，捍卫自己与拉丁美洲反帝战士团结的权利。他在写给智利右翼报纸《信使报》的信中提醒说，反动派从来不限制自己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动团结一致。美国向多米尼加共和国派遣远征讨伐军，干涉巴西内政，建立用于镇压美洲大陆解放运动的美洲国家组织军队。
统治集团没有袖手旁观。他们对格瓦拉游击队的失败幸灾乐祸。智利国民党头子塞尔希奥·奥诺弗雷·哈尔帕指责智利总统爱·弗雷“优柔寡断”，似乎为“共产党专政”开辟了道路。《信使报》也打算对阿连德那封信报复。1970年，当智利选举如火如荼地进行，阿连德被提名为“人民团结”联盟的候选人时，报纸发表了一张剪接照片。在总统府的大门口，停放着一辆标有“苏联”字样的坦克。下面的文字说明是：“受到共产主义庇护的政府，向这些勇敢扼杀我们拥有的最神圣的自由的坦克开放了智利之门。”阿连德选举获胜之后，一家低级杂志刊登了一张图画，向读者介绍了想象中的“智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内阁”开会的情景：除了阿连德本人之外，坐在圆桌会议周围的还有共产党部长、“克里姆林宫派来的顾问”……和埃内斯托·格瓦拉。确实，这个“无情的幽灵”让权贵人士坐卧不宁！
无论格瓦拉的敌人多么不遗余力，普通老百姓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对无私地为他们美好生活而斗争的人士表示深切同情。在杀害游击队员的伊格拉学校，每天都有农民前来悼念，将野花放在门口。一位老大娘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这些花是献给谁的做了以下回答：“我的花送给神圣的桑·埃内斯托·德·拉·伊格拉。”
切遇害一周之后，玻利维亚神甫哈维耶尔·阿本楚阿加在与伊格拉邻近的拉斯·那萨列尼亚斯寺庙为牺牲的游击队员做了弥撒。
埃内斯托牺牲后第40天，在秘鲁一个不大的城市兰巴耶克举行的足球赛上，足球队员高举切的巨幅画像，佩戴黑纱出场。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经过当局批准，一个中央艺术沙龙展出了纪念传奇同胞的作品。总体而言，阿根廷对格瓦拉之死的反应不如美洲大陆其他国家明显。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格瓦拉故乡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更加敬仰自己的先辈。如果仅仅谈到普通老百姓，那么这种心情还可以理解：最近10～15年，阿根廷的社会－经济形势明显恶化。然而，如今竟连阿根廷官方人士也对这位拉丁美洲爱国者表示崇敬。
最近几年，阿根廷国内新建了三个格瓦拉博物馆。弗洛雷斯市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发行了有他画像的纪念邮票。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诞生的罗萨里奥市，宣布他为荣誉公民。
拉丁美洲媒体反应不一。1973年，秘鲁国家图书馆向我展示了馆藏的媒体上发表的纪念格瓦拉牺牲的文章。我只读了切牺牲之后一周的一些。
当我开始读这些文章时，给我的第一印象首先是对切这位拉丁美洲爱国者难以掩饰的崇敬之情。
墨西哥《至上报》的文章说，尽管它不同意这位“暴力信徒”的理想，但号召同胞们向他“高尚的、大义凛然的形象致敬并用诗人的话告别：‘永别了，我的弟兄……上帝保佑你！’”它的同类《新闻报》指出：甚至连“格瓦拉的敌人也承认，他为之奋斗的事业，也是其他拉丁美洲人奋斗过和应该为之奋斗的事业”。
墨西哥另一家报纸《太阳报》发表了Б。蓬斯题为《切·格瓦拉》的文章，其中说：“格瓦拉是在与自己理想一致的状态中牺牲的。即使他的事业是错误的，但他的主要品质值得尊敬。”
哥伦比亚《共和国报》在题为《对一位死者的安魂弥撒》社论中写道：“我们忠于解放的理想，但这是没有暴力、没有流血、没有对抗的……格瓦拉死得其所。他有不屈不挠的意志，用他自己的话说，甚至是在脚不听话，肺吸不进空气的情况下锻炼的意志。尽管我们不同意他的理想，但仍然认为，有人企图将他描绘成罪犯。任何一个罪犯也不会像他这样讲话。真正的人才会那样讲话。
总之，我们不想妄加评论，但可以勇敢地说，地狱早就为他准备好，在个个他（基督被钉死之地，在耶路撒冷城外。—译者注）可以忏悔。而基督对忏悔的回答是：“今天跟我一起升天吧！”
某些报刊在承认埃内斯托·格瓦拉个人品质—意志、勇敢、忠于理想方面等走得更远，承认爱国者事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笼罩着反共情绪的我们大陆上，我们需要很多像格瓦拉这样的人代替‘迂腐的理论家’。后者随时可以消失，连树上一个干树枝都不敢动。我们需要格瓦拉，并不是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而是为了与饥饿、贫穷、疾病和文盲的斗争的胜利。”墨西哥一家有眼光的报纸如是说。
“游击战与拉丁美洲国家欠发达的联系非常明显，甚至说出这一点是多余的。”阿根廷最大的报纸《号角报》谈到格瓦拉之死时强调说。
我们上面引用过的墨西哥《至上报》，即使在完全不接受暴力的情况下仍然指出，甚至可以说出暴力有一定的好处。“因为与暴力联系在一起的破坏和损失提醒人们，必须对该地区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必要的改革。”报纸补充说，“这里所说的不仅是改革不合时代的机构，而要建立新的效率更高的服务于全体人民的机构……认为我们目前在拉丁美洲已经达到了全面尊重人的个性及其在经济、文化、精神和政治方面的各种表现，这是错误的。因此不能希望，随着游击战争的失败，和平和安宁就会来临。只有正义之路才能建立秩序……”
实质上，萨尔瓦多《新闻画报》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格瓦拉的经验表明，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消灭‘平静的愤怒者’—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从总体上改善民生。”
某些材料尽管指责格瓦拉，但不是指责他将大陆从贫穷、欠发达和对外国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志向，而是指责他个人的某些因素（策略上的某些失误、错误，过高的或者“乌托邦”希望）。
玻利维亚部长里卡多·阿纳依发表在《新闻报》上的文章是类似的批评文章中最尖锐的。他写道：“切·格瓦拉牺牲了，他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自己的地位，是因为自己狂热的想象。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没有意识到乌托邦式的革命与由当时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革命的区别。”（当我读到阿纳依这些话时头脑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西班牙评论家爱·萨利加多的名言。此人远非格瓦拉的信徒。他说：“切的玻利维亚之行，仅仅完成了他对自己生命中提出的一部分任务，这没有任何冒险的成分。他知道自己是何人也，要到哪儿去，要什么……”—作者注）
墨西哥《宇宙报》发表了А。阿利福索题为《游击队在拉丁美洲失败》的文章。作者说：“遗憾的是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人不明白法国马克思主义者Г。埃德梅的警告。埃德梅在自己题为《正在消失的革命》的一文中写道，卡斯特罗在古巴进行的游击战争，在拉丁美洲其他的任何国家不会成功发展。切的结局和牺牲证实了埃德梅的这一论断。德布雷在其《革命中的革命》一文中也不能证实自己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似乎是为了回答这些指责，阿利福索的同胞们在《至上报》上写道：“似乎切不明白，这个初看上去非常务实的共产主义学说也需要漂亮的传说和神话。”
有些文章企图将切的“玻利维亚使命”与古巴，切与卡斯特罗的关系联系起来。读者注意X。奥乔阿发表在墨西哥《新闻报》上的《切·格瓦拉‘自杀’的原因何在？》一文的要点：用他的话说，是“格瓦拉在工业部的失败，在苏联和中国关于武装斗争问题的争论中采取的错误立场。X。奥乔阿甚至不放过机会，断章取义地歪曲格瓦拉致卡斯特罗的信中的一段名言：“……我感到唯一的遗憾是我在最初不信任你。”（然而，从许多事实可以看出，无论是菲德尔还是格瓦拉本人，都不像这位墨西哥记者那样注意这句话。—作者注）
读了这篇文章，我本想与作者争论一番。但是，看到他又一个“致命”的理由之后我的想法消失得一干二净。我想，读者会明白他为什么讲这句话。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格瓦拉缺席的情况下，在电视台指出古巴在工业方面的最初成就，说古巴已经跟美国一样，开始生产自己的可口可乐。对此一向不介意的格瓦拉以非常自我批评的态度（他当时是工业部长）指出：“我们还得取掉可口可乐中生锈的螺帽味”！X。奥乔阿认为类似的笑话破坏了两位领导人友好的关系。我感到遗憾……
他的另一个“理由”也经不起批评：格瓦拉知道自己由于身患不治之症—哮喘病将不久于人世，不想死在写字台前。
智利《南方报》的结论更加绝对：“没有古巴人的直接领导和参加，游击行动在玻利维亚就不能发展。”
委内瑞拉政治学家Б。巴尔谢德的结论值得关注。他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指出，格瓦拉失败的原因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玻利维亚85%以上的农民并非佃农，他们有自己的土地（我们要补充一下：这一点与古巴不同，古巴只有10%的农民有土地，其余是农村的无产者。—作者注）
《南方报》还指出，格瓦拉对玻利维亚农民了解不够。特别是游击队遇到的不是齐楚亚印第安人，主要是印第安人最落后的亚马孙河人。我们要指出，格瓦拉在日记里确实写过这个情况。
我在研究玻利维亚的专题文献中，遇到了一些并不掩饰的（但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对拉丁美洲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指责，说他们并不积极参加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墨西哥《太阳报》的一篇文章在这方面最为典型，颇有代表性：“格瓦拉的形象使‘沙龙马克思主义者’颇受指责。他们的特点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生活上懒惰的布尔乔亚……这样的人我们墨西哥比比皆是！”
最后我们想举一个非常奇怪，但非常典型的例子。那些年，纽约用西班牙语出版《时代报》，其中资助者多为最后一批古巴侨民。1967年10月13日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说：“报纸的同人对传奇游击队员的牺牲表示哀悼。”
可以认为，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各种不同的游击队的行动对该大陆各国统治者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最近几年，那儿经常响起反对美帝国主义政策的声音，还不仅在大街上。前不久，2004年年初，因为上述政策引起了阿根廷与美国的重大冲突。美国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杰·诺里亚加想制止阿根廷领导人与古巴的“友好”关系。布宜诺斯艾利斯对此做出了极其强烈的公开反应。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总理向媒体宣布：“阿根廷自动支持美国政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内斯托尔·其什内尔总统在评论诺里亚加的狂妄行为时说得更加明确：“我们再也不是任人践踏的地毯。我们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