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团的建立，源于袁世凯和段祺瑞之间的矛盾，而袁、段之间，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嫌隙。
这是因为袁世凯自担任临时大总统起，摊子铺得越来越大，内政外交事务繁杂，还要对付同盟会、国民党，处理与内阁的关系等等，对于军队，已没有精力像之前一样事事亲力亲为，以至于陆军总长段祺瑞的权柄越来越大。
到了二次革命之后，段祺瑞在军中的声望和势力同时达到顶峰，虽然军国大事他还是会请示袁世凯，但对于他认为不那么重要的事情，比如普通军官的升迁调动，就开始独断专行。问题是他认为不重要的事，袁世凯未必认为不重要，久而久之，两人之间就有了隔阂。
袁世凯生怕段祺瑞在军中自成一系，便在设立政事堂之后，于1914年5月9日，又设立了一个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关，规定该处不设处长或总办，以陆海军及参谋本部三部总长为当然办事员，另陆海军大元帅（根据《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可特派高级将领充任办事员。所有办事员，都只对大元帅负责。
为了压制段祺瑞，早在这年春天，袁世凯就特派大公子袁克定前往正定迎请王士珍出山。王士珍为表忠于清室，民国成立后即已辞官还乡，此时推却不过，只好回到北京，一到就被发表为陆军上将，显示将有大用。
果然统率办事处成立之后，办事员除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参谋次长陈宧（代表总长黎元洪）之外，袁世凯另派了三个人，包括总统府侍从武官荫昌、海军司令萨镇冰，还有一个就是王士珍。袁世凯还特别说明，由王士珍负责主持日常事务。
论在北洋系里的资历，王士珍要更老资格一点，由他来主持工作，段祺瑞不得不服。而随着各项重要职权逐渐全被转移到了统率办事处，陆军部也就沦为一个冷衙门，基本算是名存实亡。
就这样袁世凯还不放心，他先是将蔡锷调入统率办事处任办事员，意欲等时机成熟由他接替段祺瑞担任陆军总长；紧接着他又接受袁克定的建议，决定编练“模范团”。这是因为北洋军队一如前清的八旗劲旅，天下太平之后，渐渐已染上了暮气。另一个原因可能更重要，就是段祺瑞虽已失去实权，但北洋军人多是他的学生和部属，中下级军官更几乎全是他所培植的，这样就必须仿照当年清廷的小站练兵，以另起炉灶。
所以当袁克定提出成立一支模范军的建议时，袁世凯深以为然。按照袁克定的构想，模范军直隶于统率办事处，由大元帅亲自兼任军长。练成之后，将其官兵分配到北洋各军担任各级军官，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不过袁世凯认为模范军目标太大，怕刺激到段祺瑞和北洋众将，遂决定改为模范师，后来觉得模范师也不小，最终决定先成立模范团，以后再逐渐发展为模范师乃至军，并派了王士珍主持模范团筹备工作。
1914年10月23日，模范团正式成立，团本部设在北海，袁世凯以陆海军大元帅的身份兼任团长，陈光远担任团副，以王士珍、袁克定、陈光远、张敬尧四人为办事员。自此，毫无军中背景的袁克定开始插手军界，像陈光远本是北洋二流人物，他得以出任团副，完全是袁大公子一力促成的，此事颇为耐人寻味。
10月27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袁派荫昌为代表，用大总统的名义发给学生文凭，并仿照日本天皇赐军刀给士官学校毕业生的成例，每人赐军刀一把。
荫昌随后在毕业生中挑选了直隶、河南、奉天、吉林等北方籍贯的学生280人，作为模范团中下士，其余均派回本省见习。
至于模范团的下级军官，按规定由北洋军各师中级军官抽派，士兵则由各师下级军官抽派。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模范团共办5期，每期训练半年，那么5期下来，总共可以产生20个旅的军官，这样只需两年半的时间，即可组建模范军10个师，将超过北洋军现有的力量，则改造北洋军系的工作将不难完成。
既然寄予如此重望，袁世凯对模范团自是分外重视，无论多忙，每周必定亲自观操一次，并召集军官训话。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叩头谢恩——事实上凡是在模范团受训的官兵，都必须举行效忠宣誓，袁世凯的目的，不言自明。
袁世凯如此看重，旁人不难看出这个模范团是个很好的进身之阶，有路子的人少不了要钻营活动，将自己的子侄送入团中混个出身，比如后来位列“民国四公子”的张伯驹，就是这么入的团。
张伯驹生于1898年，河南项城人。张家是袁家的表亲，也属于大家族。张伯驹的生父叫张锦芳，锦芳有个五弟叫镇芳。张镇芳很有出息，29岁高中进士后，留京做官，后随表哥袁世凯的飞黄腾达而鸡犬升天，却不幸两个子女先后夭折，眼看再生无望，只好将张伯驹过继为嗣子，这是1805年的事。民国成立，袁世凯高就临时大总统，张镇芳水涨船高，被任命为河南都督兼民政长，成为独当一面的地方大员。
张镇芳刚上任不久，河南豫西地区即爆发了白朗起义，起义声势浩大，几乎就要威胁到项城。1914年2月，袁世凯以“剿匪无方乱杀青年”之名将表弟撤职，派段祺瑞兼任河南都督，并调集大军征剿白朗。
张镇芳罢官之后，小住于天津，后被安排当了参政院参政，此时恰好袁克定开始着手组建模范团，张镇芳看准机会，一番活动之下，把年龄不到、任何方面都不够资格的张伯驹给整了进去，成为骑兵科学员。
1915年1月13日，模范团第一期全体团员到关岳庙宣誓，袁世凯特派荫昌前往监誓，由团副陈光远领读誓词：“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后来模范团第一期结业，陈光远发表如下训话：“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养。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陈光远文化低，偏偏怕别人嘲笑他没文化，经常爱诌文，这次把“不可限量”说成“不堪设想”，结果闹了个大笑话。
这只是小插曲，第一期结业之后，袁世凯特设“新建陆军督练处”，以该团团员为班底，组建了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所有的军火都购自德国，全是当时最精良的武器弹药。
接下来的第二期，袁世凯退居二线，改由袁克定担任团长，团副是陆锦，依然是袁大公子亲自挑选而来。
练兵的事袁克定不懂，但他懂得老爸若要当皇帝，除了军队，少不了还需要来自其它各方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于是出任团长之后，他便约请了梁启超来汤山和自己一晤。
袁克定之所以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梁启超，除了看重其大名之外，更因为梁自前清起就是坚定的君主立宪派，不管其它政治主张如何，至少在皇帝这一节上，大家应该有共同语言。
作陪的是杨度。前一段时间，杨度一直很消沉，他是王闿运的得意门生，一向以帝王师为自我期许，奈何熊希龄组阁时提名他为交通总长，被梁士诒坏了好事；后来成立中央政治会议，袁世凯最初属意的议长人选正是杨度，不想半路杀出个李经羲，抢去了这个位置；待到政事堂成立，国务卿给了徐世昌，自认为国务卿非他莫属的杨度彻底心灰意冷起来，置袁世凯特意为他在总统府留作住处的纯一斋而不顾，甚至不再踏入总统府一步，而整日流连于花街柳巷，寻求慰藉，发泄愤懑。
但杨度毕竟是个有梦想的人，发泄得差不多了，便开始重新谋划自己的未来。思来想去，他认定了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袁克定的太子梦。袁克定对杨度的帝王术极为青睐，两个人一拍即合，相携共创大业。
杨度和梁启超很熟，袁克定的身份更不一般，但无论他们如何诱导，说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云云，梁启超始终不回应，只是顾左右而言他，搞得这顿饭三个人吃得都很没有味道。
袁克定当然不会因此而气馁，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开始为登基展开了布置，其中最重要的一着棋，是派陈宧去坐镇四川。
在这部书的前面，陈宧的出镜率很高，现在是该仔细说说他的时候了。
陈宧字二庵，1869年出生于湖北安陆，父亲经营土布生意，生意做得很好。陈家本是当地大户，但到陈宧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父亲在他2岁时去世，之后家里更是一贫如洗，全靠母亲徐氏帮人做针线活养育两个孩子，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陈宧3岁时，大哥年满16岁，在当时算是长大成人了，便继承父业开起了布行，成为家里的顶梁柱。7岁那年，母亲将他送到乡下，拜姨父李声德为启蒙老师，10岁回到县城家中，进入舅父徐绍远、徐绍禧开办的私塾读书。
这俩舅舅因为妹妹家太穷，很是看其不起，陈宧在他们那里更是备受歧视，冷言冷语算是最温和的，舅舅们的爱好是让他跪在堂屋条台前，向“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认罪。陈宧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为了读书也不得不忍受这三天两头必有一次的折磨。终于又有一次，陈宧不堪忍受而跑回家去，谁知大哥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手中的火钳就向弟弟打去，正打在头上，陈宧当场昏了过去，等到醒来，便再也不去舅舅家读书。但是在家里日子过得也很难，哥嫂的白眼、辱骂乃至拳脚，让陈宧活得极其屈辱。
终于有一天，母亲经过艰苦的努力，把他送到了安陆汉东书院寄读。搬入这所当地最高学府之后，这个13岁的少年发誓再也不吃大哥家的饭，并手书“再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出头”的誓言，贴在床头，激励自己朝夕苦读。此时母亲已没有能力再资助他，而所有亲戚都对他冷眼相看，好在城里的绅士寇世豪和同窗好友胡利生知道他的疾苦，经常资助饭食和学习用品，他才能够坚持下来。
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18岁那年，陈宧考中秀才，后因为岁考、科考两考皆为一等，升为廪生，每月官府发给膏火银3两，总算解决了困扰其多年的温饱问题，这一年陈宧19岁。
当年秋天，陈宧考入武昌经心书院读书，老师是梁鼎芬。第二年，他与姨表妹李逸娟结婚，因家贫颇受老婆歧视，苦不堪言。这样到了26岁，陈宧不堪老婆羞辱，趁暑假与族叔贩鱼到四川去卖，结果在夔州府厘金局（约相当于税务局）遭遇公人刁难勒索，觉悟到“商不如官，官不如军”，遂有了从军的想法。
陈宧学问不错，运气也不错，回到武昌得到张之洞保荐，进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吴禄贞、蓝天蔚、邓汉祥、陈裕时等为校友，相处极好。在武备学堂期间，他考中了拔贡，即出类拔萃的秀才。这是个极其清华的功名，每12年才选拔一次，而且每个府只选一人，其难度并不亚于中进士。但陈宧终究没能考中进士，好在不久叔祖父陈学棻升任工部尚书，推荐他进了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读书，此时他已经30岁了。
1900年庚子之乱，老师刘可毅被义和团所杀，陈学棻家也被义和团抄掉，陈宧失去生计，只能流落街头。幸好陈学棻启程随扈慈禧西狩之前，把他推荐给了荣禄，荣禄见此子勤劳肯干，便任命他为武卫军管带，率兵300人守朝阳门。
八国联军攻城之时，朝阳门保卫战打得最为惨烈，但最终还是失守。陈宧率领残兵逃往保定途中捡到一大笔银子，共13.7万两。来到保定，陈宧将银子如数上交给了荣禄，荣禄吃惊得嘴都合不拢。后来荣禄前往陪都西安，自然就带上了这个活雷锋，陈宧因此结识了锡良、林开谟、岑春煊等人，这对他日后的发展大有帮助。
1901年，陈学棻病逝于潼关，陈宧辞去官职，专心为叔祖料理后事。后事料理完后，他自己也病倒了，多亏岑春煊吩咐手下悉心照料，才于100多天后痊愈。痊愈之后，陈宧决定回老家看看，结果走到开封，被叔祖的学生、河南学政林开谟聘请为阅卷师爷，月薪16两银子，他就留了下来。
当年冬天，陈宧回乡探母，因发誓不吃大哥的饭，遂借住在一座古庙里。这时锡良当上了四川总督，正在四处物色军事人才，老友林开谟向他推荐了陈宧，锡良大喜，立即给陈汇来800两银子，请他到四川发展。
陈宧给母亲留下700两银子后，独自来到成都，被任命为四川武备学堂会办，他领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清理营产。这是项相当艰难却又油水颇丰的工作，陈宧只用了一个月就圆满完成，且未有任何中饱私囊的情事，锡良感于他不只能干而且廉洁，对其愈加器重，后命他编练四川新军，共编练了14个营，分为两协，锡良任命他为第33混成协协统，直隶于总督大人。
再后来，锡大人调任云贵总督，带上了陈宧。1909年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还是带上了陈宧，先安排他主持训练新军，后又煞费苦心地保举他担任了第20镇统制。
过了不久，1911年2月，陈宧进京述职，湖北老乡、军咨府第一厅厅长卢静远向他“借”5000两银子，陈宧为官清廉，哪里有余钱行贿？卢厅长大怒，便找机会在军谘府老大载涛那里说了他不少坏话。有了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载涛接见陈宧时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印象，偏偏陈宧确实其貌不扬，精神不振，再加上口才不好，甚至不会说普通话，更让载涛很烦。事后聊起来，卢静远就说自己这个老乡大概是有什么不良嗜好。这本是无中生有，但已足够让陈宧丢掉统制一职，而被调任为奉天清乡总办。这个总办，大体上算是个闲差。
这个闲差没干几天，因为锡良改任热河都统，陈宧跟着去当了军务处总办，随后去德国考察军事，回来时已是11月，陈宧见局势不明，索性隐居天津，之后接受了黎元洪的邀请，回武昌做其幕僚。
1912年4月，经黎元洪推荐，陈宧到北京担任中华民国参谋次长，实际负责参谋本部的工作。
大概是因果报应，当初那个害他丢官的老乡卢静远，进入民国后自己也丢了官。可怜卢静远除了当官不会干别的，所以就失业了。好在此人为官多年，脸皮奇厚，眼见老乡得了势，马上找关系托陈宧的几个部下帮他求情，希望能在参谋本部谋个职位，混个一官半职。陈宧闻之哭笑不得，只好把他和卢静远之前的恩怨跟部下们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既然你们为他求情，那就看你们的面子，给他安排个闲差吧！”结果卢静远就成了参谋部副官，虽只是个闲差，月薪却有160元，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期望值。
其实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个没什么实权的尊贵衙门，陈次长上任之后，却依然能把工作开展得异常出色，因此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后来在打压二次革命、强逼黎元洪进京等事情上，陈宧很立了些大功，忠诚着实可嘉，所以虽然不是北洋嫡系，但他在袁世凯心目中的地位，还是越发高了起来。
进入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之后，陈宧因为与四川、云南军界渊源颇深，被安排掌管西南组，对川、滇、黔三省极具影响力，因此袁世凯意图控制西南，实现全国真正的统一，进而为帝制自为铺平道路，派陈宧以参谋次长的身份去四川会办军务，无疑是一着妙棋。
袁世凯特派了3个混成旅随陈宧入川，等到冯玉祥最后进京之后，陈宧便按照当时的惯例，带领3个旅长李炳之、伍祥祯、冯玉祥前往总统府请训并磕头谢恩。临启程前，陈单独求见袁世凯，请求面授机宜。
该交代的其实早就交代了，袁世凯沉吟片刻，毅然说道：“军务方面的事，无须再说，你一定能办好。只有一件小事，我听说成都的明代藩王故址还保存着，你去了不妨好好整修一下，将来我也许会叫云台（袁克定字云台）去四川。这个事，只你我知道就行了。”
陈宧闻之大惊。原来当年朱元璋当皇帝之后，除太子之外，也是派诸子出镇边关，如今袁世凯既有派大公子开府四川的打算，那么袁克定的太子看来是当不成了。
大总统竟然让自己与闻如此重大的机密，陈宧顿时被感动得思绪横飞，直到袁世凯重新开口他才如梦方醒，只听得是很亲切的两句话：“二庵，你去跟云台谈谈，你们彼此要当兄弟看待。将来，也许我会让你负更大的责任。”
这相当于圣旨，陈宧慌忙去看袁克定。这个袁大公子一向眼高于顶，对文人倒还客气，对武将却连段祺瑞、冯国璋他都从不假以颜色，更别说区区一个陈宧了。陈宧觉得很尴尬，陪着小心说了几句话正待退出，忽然一名袁家老仆匆匆赶来，叫道：“大爷，大总统有话，要您跟陈将军换帖拜把子。”袁克定倒也乖巧，立即满面堆笑，管陈宧叫“二哥”，亲热得真跟一家人一样。
1915年3月12日，前门车站，冠盖云集，前来送行的文武百官，熙熙攘攘的，像过年一样热闹。陈宧此番出京，完全堪比前清大将军出征的排场。除此之外，袁世凯还令财政部拨款40万元，以供陈将军旅途之开销，并特拨当年盛宣怀为慈禧精心打造的花车作为陈宧的专列，袁克定上车相送，一直送到了保定。
3月18日，车到汉口大智门车站，段芝贵、王占元率全省文武官员列队迎接，站内军乐嘹亮，站外锣鼓喧天，陈宧衣锦还乡，好不风光。
4月6日，陈宧一行由宜昌走水路入川。陈宧在四川，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不仅学生众多，就连督理四川军务的成武将军胡景伊，当年也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个团长（标统）。
有这样的根基，陈宧的工作，开展起来自然相当顺利，过不了多久，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陈宧兼任四川巡按使，接着又将胡景伊调入北京养老，陈宧当上了成武将军，署理四川军务，真正做到了一人独大。
陈宧尽管春风得意，可袁世凯此时的日子却并不好过，5月7日，日本人发出了最后通牒，中日之间关于“二十一条”的谈判，到了要摊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