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又叫王壬秋、王湘绮，生于1833年，湖南湘潭人，是杨锐、刘光第、杨度、齐白石、八指头陀等人的老师。
这个老王，最初该叫小王，据说小时候资质并不算很好，但因为刻苦好学，还是中了秀才，24岁中举之时，得到了湖南学政张金镛的赏识，被夸：“此奇才也”！小王突然间就红了。
之后小王投入曾国藩幕府，但并未受到重用。1859年，也就是袁世凯出生那年，小王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不幸落第。好在名声就是生产力，当时的头号权臣肃顺久仰其名，趁此将他礼聘为家庭教师，虽不是官，却享受着见官高一级的待遇。
后来咸丰死于热河，小皇帝太小，肃顺等被托付为顾命大臣，正当用人之际，而小王此时正在山东巡抚衙门当幕僚，肃顺遂写信给他，让速速回京，将有大用。王老师得信大喜，可惜还未成行，慈禧已经联手恭王奕发动了辛酉政变，肃顺被斩于菜市口，树倒猢狲散。
王闿运只好再次投入曾国藩幕府，却仍不被用，一向讲求帝王之学的他，索性劝曾造反取代清室自己当皇帝，曾国藩一生谨慎，自不肯冒此天大的风险，王遂怏怏离去。
离去后的王闿运四处讲学，先后主持过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等，后回乡在湘绮楼讲学授徒，弟子有数千人之多，其中包括三匠——铜匠曾招吉、铁匠张登寿、木匠齐白石，成为一时佳话。
70岁之后，老王时来运转，先是被清廷授予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后又被加封为翰林院侍讲。到了1914年4月，老王以81岁高龄应邀出任袁世凯的国史馆长之职。在他自己看颇有枯木逢春之感，而在外人看来，这个老人对于当官未免太热衷了。老王哪里会在乎别人的看法，交代了一句“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然后便带着周妈直奔北京而去。
第一站到的是武汉，因为是袁大总统的贵客，湖北都督段芝贵、军务帮办王占元等当地头面人物接待得极其殷勤。晚上的饭局，老王带着周妈前往出席，段芝贵推老王上座，老王就让周妈坐了上席，搞得满座极为尴尬。
原来这个周妈是老王的老妈子，当时大概有50多岁，人长得极丑，行为举止更是粗鄙得令人发指，但老王偏偏很是喜欢她。老王活了80多岁，在这个过程中，之前的妻妾尽皆去世，他也懒得再娶。因为早已养成了每夜非有女人侍寝才能入睡的习惯，家里的老妈子就派上了新用场。王家老妈子本来不少，但自从周妈来了之后，大概是天赋异禀的缘故，很快就垄断了侍寝这块肥肉，久而久之，老王患上了严重的“周妈依赖症”，除了陪睡，就连吃饭、梳辫子等生活琐事都非周妈不可，两人不仅出双入对，甚至当着弟子的面也敢亲热，完全不知道避讳。但即使这样，老王也没有给周妈一个名分，以至于周妈混了多年，连妾都没混上，依然还是老妈子的身份。
这其实是老王故意的——王闿运自认才学甲天下，却始终当不上大官，难免心不平气不顺，索性摆出一副名士的派头对抗世俗，借此消解心头的块垒。比如他收齐白石为弟子并大力褒扬，看重的恰是其木匠的身份，好借抬举一个木匠来贬低天下读书人。而从骨子里，他根本就看不上齐白石，在自己的日记里嘲笑齐诗是“薛蟠体”即是明证。周妈起的也是这么个作用。在和湖北官场的顶尖人物吃饭时，老王非要让她坐首席，无非就是要恶心大家，表示在老子眼里，你们连一个老妈子都不如。
到了北京，袁大总统宴请老王，老王又把周妈带上了，不过这次他没敢太放肆，只让周妈坐在自己身边，但没忘了不停给她碗里夹菜。
席间老王跟袁大总统提议，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上题“旁观者清”，其寓意傻子都明白，是指复辟清朝；另外他还即兴拟了一副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接着他又说政事堂也该有一块匾，可题“清风徐来”四个字，复辟清室之外，还有徐世昌入主政事堂的意思，可谓是一箭双雕。
老王80多岁了，又是自己请来当馆长的，袁世凯没办法跟他一般见识，只得草草吃完饭，大家便各自散去。
王闿运平生的志愿是做帝王师，区区一个国史馆长岂入得了他的法眼？馆里的大事小事通通懒得过问，这样渐渐地，一字不识的周妈就当了国史馆的家。
周妈陡然间掌握了权力的魔杖，用起来简直是毫无顾忌，直接就把国使馆的杂役通通换成了自己乡下的亲戚。官场上的人最会察看风色，一看周妈得势了，但凡有事要求王闿运，或有用得着国史馆的地方，大家都开始走周妈的后门，久而久之，周妈的名头也响亮了起来。
周妈很享受这种为人排忧解难从而名利双收的生活，她唯恐还有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干脆请人制作了一堆名片，上面是王闿运的亲笔：王氏侍佣周妈。
周妈越混越开，到后来已经没有她不敢做的事了，她曾率众大闹妓院，也曾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当然，收了别人不少钱。
老王自诩为天下第一大名士，就像二奶往往瞧不起妓女一样，他平生最恨的就是别人拿自己的名字去换钱。知道周妈干起这般勾当之后，老王生气了，一番严肃的批评之后，还要求她把钱给退回去。周妈当然赌咒发誓不承认，奈何铁证如山，眼看赖不过去，周妈也急了，开口就是：“老娘把青春都献给了你，现在收人点钱又有何不可？”说完就满地打滚，又哭又闹。老王哪里吃得消这个？遂大败而归，再也不敢造次。
周妈的笑话闹得多了，她的名声也随之越来越大，大到后来连袁世凯都风闻了一些她的事迹。不过袁大总统没工夫理会此等泼妇，他很忙，有太多大事要做。
6月30日，袁世凯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
都督改称将军，乍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变化，其实很有些机关在里面，比如贵州、福建、绥远、察哈尔四个省区，因为地方军阀势力弱小，本次就未设“将军”一职；而直隶、河南、甘肃、新疆同样不设将军，而以巡按使加将军衔兼管军务。这一切，都是在为“文人掌兵”做铺垫。
这是袁世凯收兵权的开始。此外，他还任命了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这个将军府，虽被定性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其实只是个冷衙门，在北京的全是无地盘和兵权的将领，他们皆被冠以“威”字，比如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
相应的，各地有地盘有兵权的将军则冠以“武”字，比如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江苏，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山西，朱瑞为兴武将军督浙江，李纯为昌武将军督江西，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安徽。
东三省有所不同，将军通通冠以“镇安”二字，比如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黑军务，感觉就像是前清的东三省总督；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吉林；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黑龙江。
武将改了，文官自然不能不变。7月28日，袁世凯又发布了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九等，分别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中上卿只一人，即徐世昌。还有赵秉钧，年初时已经于直隶都督任上去世，此时被追赠上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因为在前清当过总督或是尚书，故以中卿加上卿衔；普通中卿多一些，包括杨士琦、钱能训、孙宝琦、朱启钤、周自齐、张謇、梁士诒、熊希龄、周树模、汪大燮等，另外宋教仁也被追赠中卿；少卿加中卿衔的有章宗祥、汤化龙；普通少卿更多，包括董康、庄蕴宽、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至于大夫、士等那就更多了，不必细说。
既然满朝都已经是士、大夫、卿和将军，上面再不对应个皇帝，似乎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加上袁世凯接下来又是祭天又是祭孔的，几乎就是坐实了大家的猜测，于是“恢复帝制”的呼声不断高涨。可惜这一次，大家都会错了意，提出的主张，往往都是“还政于清室”。
折腾得最欢的是劳乃宣。劳乃宣是直隶广平府人，生于1843年，曾任吴桥知县，义和团兴起时，因屡次上书请朝廷禁止，且捕杀有力，从而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并在之后得到了大力提携。
民国成立后，劳乃宣去了青岛，但立志复辟，成为宗社党核心人物。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这时看袁世凯似乎有“归政于清室”之意，大喜之下，遂把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
关于共和，劳乃宣提出了如此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既然不通，劳遗老继而便列举出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共和正解》。至于《续共和正解》，则是劳乃宣自诩他有先见之明，早看出中国不能实行民主制度。他还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民国大总统，但心系清室，颇有伊尹之志，只是因为现在宣统皇帝年幼，不妨让他先干10年大总统，10年之后再还政于大清。
《正续共和解》刊印后，劳乃宣分送各路遗老，并写信给赵尔巽、周馥和徐世昌，请他们帮着说服袁世凯。
袁世凯看了劳乃宣的神作和他给赵、周、徐的三封信后，没有表态，只告诉徐世昌：“请他来北京当个参政吧！”——参政院貌似清华高贵，可惜许多人并不买账，比如瞿鸿禨，怎么请都不来，而劳乃宣毕竟当过前清的高官，袁世凯是想让他来充个门面。
可是像劳乃宣这样极力鼓吹复辟之人，居然也会被聘为参政，这下子整个官场沸腾了，复辟之说更加大行其道，跳得最欢的，是国史馆编修宋育仁。
这宋育仁也算个人物，他是四川富顺人，1857年出生，18岁考取秀才，并成为张之洞创办的尊经书院首批学生，该书院的山长（即院长），正是天下闻名的王闿运。
25岁那年宋育仁中了举人，4年后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后来成为维新派一员。再后来，他回四川兴办过矿业，又创办了成都第一家报纸《蜀学报》，倡言维新，那段日子，其追随者中就有后来炸良弼的彭家珍之父彭世勋。
百日维新失败，《蜀学报》被查封，宋育仁丢了官，被召回京城闲居。再后来一向欣赏他的王闿运来京就任国史馆长，就让他当了个编修。
大概是觉得编修这个官不够大，想搏一搏；再加上他本身就主张君主立宪，所以宋育仁联合了国史馆里几个守旧派同事，上书要求“还政清室”。另外像刘廷琛、章授等人也都闹得很凶，官场中附和者更不在少数，眼看复辟风潮大起，就有人不干了。
首先是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世凯，说这些人闹得太不像话，政府不能听之任之；然后是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上书，要求“查办复辟谬论案”。袁世凯倒是不反对复辟，问题是他想的是自己当皇帝，宋育仁等造出的舆论显然是表错了情，若再这么折腾下去搞不好会被宗社党那帮人钻了空子，那岂非为他人做了嫁衣？
于是袁世凯于11月23日下了道命令：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只是严禁，并不严惩，所以算不得什么太严重的事，甚至没有人为此受到训斥。
可偏偏宋育仁运气不佳，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一个老乡，该人竟拿着大总统的禁令到步军统领衙门举报宋编修一贯散布紊乱国体之邪说。步军统领江朝宗是袁世凯的亲信，多少了解上面的意思，本不想管此等烂事，但有人举报上门，不管也不好，就派人去把宋请了过来。
宋育仁心怀忐忑地来到衙门，却见相当于前清九门提督的江大人微笑点头，心情立即就放松下来。江朝宗很客气，只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交代。”
宋育仁很聪明，断定这篇答辩书肯定会交给袁世凯看。老宋脑子转得很快，立即又想到，眼下这一步看起来似乎凶险，但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机会？试问天下之大，又有几个人的文字能让袁大总统看到？那么袁大总统究竟想看点什么呢？想到这里，宋育仁不再犹豫，奋笔疾书，引经据典，不再说归政清室的鬼话，倒是为袁世凯当皇帝很找出了些理论依据。悟性如此之高，那就不仅无过，反而有功了。
当然表面功夫还是得做到，宋育仁案查办结果是：“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籍，发交地方官察看。”这本是虚应故事的判罚，可袁世凯还是不满意，大笔一挥，径自改为“劝回原籍休养”，并派人致送程仪3000元，同时交代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300元，作为宋的休养费。袁世凯这么做，主要是怕处罚稍严都会伤了大家的心，以后自己当皇帝，没人敢再出面制造舆论。
这样，宋育仁离京当天就异常风光，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亲自护送上车，同事好友前来送行者不知凡几，更有不少人请他签名留念。美中不足的是老师王闿运未便前来，但派了周妈作为代表，也算是差强人意。
但即使如此，毕竟有“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在前，而宋育仁不管是遣送回籍也好，还是回籍休养也好，终究还是被送回了老家，看起来复辟清朝已经不再时髦，甚至还有点风险，那谁还爱干？
最受刺激的是王闿运。宋育仁刚一离京，对他早有不满的国史馆办事谭启瑞就告了一状，说他包庇作乱。袁世凯虽未追究，老王还是大怒，马上上书大总统，以国史馆内人员复杂为名，要求加以整顿。袁看后派人下去，问老王该如何整顿，老王急了，说我要知道如何整顿还要你们做什么？再加上国史馆每月8000元的经费老不能按时发放，周妈很不开心，经常为此絮叨，老王不免心灰意冷，干脆留下一封给“慰庭老侄总统”的信后，黯然离去。
王闿运走了，国史馆不能无人，袁世凯遂任命杨度为副馆长，代理馆务。杨度未必看得上这个官，但为了老师，还是接了下来。
复辟风潮转眼烟消云散，前一段兴奋异常的逊清小朝廷大为紧张，生怕民国政府不再履行优待条件，赶紧在宫中废除了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下令宫中人员全部剪掉辫子，还电劝辫帅张勋也把辫子剪掉。张勋虽然忠于清室，这一回却没有听话，小朝廷对此也不恼怒，反而颇感安慰。
转眼时间就到了1915年，元旦刚过，模范团的第一期全体团员，集体来到关岳庙，举行了宣誓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