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之前，趁袁世凯下野，盛宣怀已经在上海夺回了招商局，并成功将其民营化，同时在端方的调停下，他还与身在洹上的袁世凯改善了关系。在成为国务大臣执掌邮传部的第二天，盛宣怀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盛宣怀是老铁路了。之前因为抱有诸如破坏风水之类的偏见，大清朝从政府到民间，除了少数几人，对铁路持的基本是排斥的态度；加上朝廷没钱，所以中国的铁路，大都是借洋债所修建，多数权益自然也掌握在洋人手里。
直到1896年，朝廷才终于意识到铁路的重要性，设立了南北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这时朝廷仍然拿不出钱来，盛宣怀修铁路也只能沿用以前的老办法——借外债，大笔大笔地借。不过借归借，盛宣怀有个如意算盘，就是铁路修好后，给外商若干年的经营权，最后终究要收归国有。毕竟铁路属于国家的命脉，不容交予他人。
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场民间筹款回购铁路的热潮。到1904年，关内18省共有13个省成立了民办铁路公司，当然有的只是名义上的民办。声势看起来很浩大，其实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在盛宣怀看来，这些公司纯粹是扯淡。
多少年来，铁路国有化的主张，盛宣怀从未有过改变，现在全国铁路都归邮传部管，自己大权在手，那么就不妨放手践行自己的理想了。
理想很好，无奈大清朝的铁路成分复杂，往往是洋债、商股还有部分国家投资搅和在一起，要想一下子收回来确实很难。
其中有条粤汉铁路，最早是借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外债修建，后来国内民族主义高涨，人们纷纷要求收回路权。朝廷拿不出钱来，只好招商股，于是经政府批准，由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资从四国银行团手里买回了这条铁路的股权，股东里面，湖南、湖北以绅商为主，广东则以华侨商人为主。这是1905年的事。
还有条川汉铁路，它还只是一个名字，是1903年由时任四川总督锡良所倡议建造，事实上却从未开建。虽然如此，招股还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招股的方法，主要是靠加赋抽租，说白了就是全民摊派，搞得所有四川民众，无论贫富，全都被成为这条子虚乌有的铁路的股东。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几年后，官员们以各种名义花掉了几百万两银子，其中做橡胶投机生意亏掉了300万元，股东们却连铁路的影子都没见着。
但不管怎么说，这两条铁路都是属于股东的，现在盛宣怀要收归国有，当然就得花钱赎回。由于两湖掀起了保路风潮，并喊出了“诛盛宣怀以谢天下”和“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朝廷破例格外开恩，准许按照面值回购股票，这样风潮才平息了下来。广东没闹事，朝廷就按照六折回购，其余四成算做无利股票。因为股东大都是华侨，自知折腾不起，吃了亏自认倒霉，卷铺盖走人发誓再不上当就算了，也没掀起什么波澜。
可是四川的股东是全体民众，朝廷拿出的方案却更损，以路股亏空太多为由，只退回现存的700多万两，剩下被挥霍掉的、做投机生意亏掉的，就需要大家细心领会“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这句格言了。
这样就惹出了大事，史称“保路运动”。绅商们的策略是：“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
1911年5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随后大家涌向总督衙门请愿。四川总督王人文不敢拂众意，上奏朝廷请求暂缓接收，结果惨遭申饬。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咨议局（相当于地方议会）议员及各界群众代表宣告成立“保路同志会”，要求发还股本，未果。
到了8月中旬，已经开工的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工程被强行接收，民众大怒，随即保路同志会便在成都组织了大规模地罢课罢市，人们顶着光绪皇帝的牌位，以及大写的光绪当年颁布的上谕“川路仍归商办”，纷纷走上街头，局势升级了。
成都当了带头大哥，整个四川霎时就陷入了混乱，罢课罢市、抗粮抗捐乃至焚毁警局的事件四处开花，朝廷闻之大为震怒，立即罢免了温和派王人文，而调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入川，并给予指示“严厉弹压，毋任嚣张”。
赵尔丰果然够严厉，虽然他最初主张和平解决，但很快就变了，先是诱拘了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伦、川路公司股东会长颜楷、张澜等9人，紧接着又查封了相关报刊，并贴出告示，命令成都商民“即速开市，守分营生，如若聚众入署，格杀勿论”。
有趣的是告示刚一贴出，总督衙门便已被上千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一致要求立即释放蒲殿俊等人。形势一触即发之际，清军统领田征葵彰显了比赵尔丰更屠夫的本色，下令总督府卫队开枪，并派出马队驱散人群，当场即有50多名民众被枪杀或踩踏而死。
血案发生之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赶在城门关闭之前潜出城外，会同同志制作了数百块木板，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投入锦江。一个个木板漂流瓶，很快将消息传遍了四川西南，人们纷纷向成都涌来，郊县的哥老会（即黑社会）来得最快，组成同志军，第二天便开始攻打成都，几天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起义军已多达十几万人，把成都围得水泄不通。
赵尔丰眼看情况不妙，赶紧和蒲殿俊等人商谈，蒲殿俊到底是立宪派领袖，并不主张暴力革命，双方达成共识后，赵尔丰就把他们放了。
蒲殿俊等人被放出来后，即发表公开信——《哀告全川伯叔兄弟》，劝告大家放下武器，回家好好过日子，保路的事应该文明解决。可是此时的局势，岂是他们控制得了的？成都城外，人越聚越多，枪声越来越密集，赵尔丰无奈之下只能向朝廷求助，朝廷赶紧催促端方，赶快入川平乱。
现在该好好介绍一下端方这个人了。
端方字午桥，号陶斋，生于1861年，21岁中举，和荣庆、那桐并称为“旗下三才子”。因为思想开明，积极参与维新，戊戌变法时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这个为办新政而设立的机构，变法失败后被撤销，表现活跃的端方眼看自己要被治罪，灵机一动，写了一首歌颂大清朝和慈禧的《劝善歌》，刊登在《国闻报》上，并重金贿赂荣禄、李莲英，让他们无论如何要让老太后看到自己的大作。
毕竟是才子，考虑到慈禧的文化程度不高，《劝善歌》写得比张之洞因同样目的所写的《劝学篇》还要通俗易懂，夸起人来极尽肉麻之能事，尤其是首段最后一句“我朝事事胜前代，百姓人人同感戴”，以及以“祖宗功德说不尽，再说太后恩似海。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廉训政爱黎民”这样四句为开头的后半段，让老太后如沐春风，直看得三月不知肉味，脸上始终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端方因此化险为夷，而这首歌也因此被大家尊称为“升官保命歌”。
端方后来官运不错，先当陕西臬司，再升藩司并护理巡抚。庚子国变，慈禧西狩，端巡抚护卫有功很得了些夸奖，然后就高升湖北巡抚。
湖北任内，端方大办教育，并派出大批留学生，连自己儿子都给送到了美国去留学。另外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幼儿园、第一个省立图书馆。后来在湖南巡抚任上，他派出了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升任两江总督后，更是大兴新政，创办了不知多少专业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两江总督任上，端方依然推行外派留学生政策。1907年，经考试选出11名男生和4名女生，官派赴美留学，这其中就包含了后来的风云人物宋庆龄、宋美龄姐妹——宋美龄因年龄不够，是走关系以伴读的身份去的。
总而言之，端方为官，绝对的新派作风。不过新派归新派，该贪的钱还是要贪。贪腐是当时的官场常态，自不会有人拿这个来说事，所以当朝廷选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一贯标新立异的端方就成了当然之选。
对于立宪，端方认为“中国非立宪不可”，但“速立宪又不可”，倡导的是渐进改革，这使得他成为立宪派与保守派大体都能接受的人物。
慈禧死后，袁世凯罢官，杨士骧不治，端方当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重一时，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丢了官。
事情还得从五大臣出洋考察归来说起。话说端方从外洋带回来不少新鲜玩意，其中包括许多国内罕见的小动物，并创建了中国第一座动物园——北京万牲园。这是好事，吸引了不少眼球，端方对此颇感得意。
另外他还带回来一部电影放映机，这东西更好玩，可惜在请载沣、载泽等亲朋好友来家里看电影的时候，该放映机起火爆炸，当场还炸死了人，多亏死的是公府下人，但把载沣他们吓得不轻，一场其乐融融的聚会竟至不欢而散，搞得主人很没面子。
好在这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没影响到升迁。当上直隶总督不久，便赶上慈禧的奉安大典，要把她的棺木移到清东陵去。作为地方首长，端方被派了山陵大差，负责一切相关事宜。
奉安大典相当隆重，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乃至各国公使悉数到场，端方则不仅到场，还带了个当年从国外买回来的照相机，他认为，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应该参照国际惯例，拍些照片留给后世。于是就安排了手下全程拍照，倒真是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资料，却也给自己挖了好大一个坑。
把端方推下坑去的是杨崇伊，动手的则是李鸿章的宝贝孙子李国杰。
前面说过，杨崇伊是李鸿章的心腹，同时也是戊戌政变点燃导火索的那个人。戊戌之后，他被外放汉中知府，总觉得自己率先奏请慈禧训政，功劳巨大，朝廷却只给安排个知府，太不公平。
等到庚子国变、慈禧西狩，杨崇伊以地主之便，开始在荣禄身上大下功夫，却因为名声太坏，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尤其是新任军机大臣鹿传霖，很说了他些坏话，渐渐地荣禄就不肯帮他了。
杨崇伊眼看升迁无门，便请进京议和的李鸿章奏调他前往出任随员。待到和议达成，李鸿章病死，杨崇伊因为有苦劳，高升道员。可惜这道员只是个候补，想补实缺只能等，谁知实缺没等来，却等来个丁忧守制，不得已只好辞官回苏州，干些下三滥地营生。后来因为买卖雏妓一事，这厮竟然开枪打人，因此被告上公堂。
杨崇伊有个好女婿——李国杰，李国杰是李鸿章的孙子，李鸿章虽死，家族势力犹存，因为这个原因，案子本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谁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不仅没有大事化小，反而把事情搞得巨大。
这是因为端方当时正任两江总督，并亲自干涉了此案。总督大人一心想要杨崇伊的好看，那岂能不好看？
过节起于杨崇伊曾经参倒了珍妃的师父文廷式，而端方喜结名士，和文廷式是好朋友。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五大臣出洋端方一路抵达奥地利时，李鸿章的小儿子、李国杰的叔叔李经迈作为出使大臣也在那里，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端方和他闹得很不愉快，李经迈抢先向外务部告状，两人从此结仇。
等到李经迈回国被授为江苏臬司，生怕两江总督端方不原谅自己，上任前特意写了封信很谦恭地向这个顶头上司致意，意在化干戈为玉帛，谁知端方根本就没搭理他。李经迈心知不好，在慈禧召见时将两人的恩怨细说从头，恳请太后做主。
慈禧感念李鸿章的劳绩，不忍见他后人受苦，便将李经迈调为了河南臬司。端方的弟弟端锦当时正在河南干着一项收盐税的美差，恰逢嗣母去世，照例应丁忧守制。端锦的这个差事，号称全河南最肥，当然舍不得开缺，便请哥哥帮着想办法保住这个官。也是端方不识好歹，总觉得李经迈对不起他在先，便写了封信去，贺喜之外，重点在请他为端锦说说话。李经迈心想端老四你也有今天，一句好话不肯帮着说，搞得端锦只好辞官守制，这下双方的仇怨就越结越深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报复李家的机会，端方岂肯放过？结果是杨崇伊落了个革职严管的处分，官场之路彻底走到了尽头。
不用说杨崇伊恨死了端方，现在听说这厮居然敢在奉安大典上放肆，而在他看来，在太后陵前照相，是比在太岁头上动土更严重地大不敬，就想要参他报仇，却苦于自己已是一介平民，无权上奏，便唆使女婿李国杰上奏参劾。
李国杰一方面是要为老丈人出气，一方面他本身也痛恨端方——他找其跑过官，没能如愿——因此立即上了一道奏折，严劾端方，说他照相摄走了慈禧太后的灵魂，罪该万死。
朝廷很开明，不认为端方罪该万死，但端方仍然惨遭罢官，差点没给活活气死。
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大臣，一边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一边奏请朝廷起用端方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原因是端方当过湖北、湖南的巡抚，在当地官声不错，既有人脉又有威望，办起事来容易些。
端方上任后，两湖果然还算平静，没想到四川乱了起来，且一发不可收拾。
载沣看端方能干，便于9月2日命令他火速前往四川查办乱局，以四川提督田振帮为会办。端方并不想去趟这浑水，更不情愿前去镇压，一路上走走停停，多次电请朝廷要讲政治，即铁路国有政策虽好，但也应该废除，以免引发更大的动乱。
走走停停间就来到了彰德，机会难得，端方特意叫停火车，前往洹上村拜访袁世凯。作为主人，袁世凯对老朋友的接待很别致，谈论时局之外，他还给安排放了场电影。不仅如此，两人甚至订下了一门亲事，当事人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权及端方的女儿陶雍。
告别新亲家，端方一行慢悠悠赶到了武汉，湖广总督瑞澂以最隆重的礼仪接待了他。瑞澂是鸦片战争中继林则徐为两广总督的琦善的孙子，曾任江苏藩司，当时是端方的下属。此人恍惚庸碌，只因娶了载泽的姐姐才得以步步高升，自知才具不如端方，深恐对方赖在湖北不走，夺了自己的位子，便天天大摆筵席，推心置腹地做端午帅的思想工作，最后搞得端方不好意思了，只好说手里没兵，空手入川太危险，不如等几天，请朝廷想想办法。
瑞澂一听，立即拨出湖北陆军第八镇第32标（团），端方嫌不够，瑞澂马上又从各军拼凑了一标人马，发布番号为第31标，通通交给端方。两个团差不多3000人，按说是够了，可端方还是不想走。就在这时，载沣见端方屡催不动，真是急了，决定起用岑春煊。9月15日，载沣发布上谕：“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启程，毋稍迟延。”
上谕里只说命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只字未提端方，端方这才感觉不对，赶紧准备出发，图的是湖广总督当不上，能去把赵尔丰的四川总督顶下来也不错。
却说岑春煊在上海接到上谕，立即向四川发去两篇文章。《普告四川全省文武官员文》针对的是官员，少不了一通数落。事实上即便没有这文章，四川官场也早已闻风丧胆，人人自危，大家都觉得朝廷怎么老跟我们四川过不去呀？另一篇《告蜀中父老子弟文》，则全是动听的话，岑春煊唯一提出的要求，也只是希望大家能配合他的工作。当地商民、社会团体给予了热情的回应，屡屡发电报请岑尽快入川，电文中不乏“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这样的恳切之语。
岑春煊倒也不负众望，启程之前致电内阁，敦请朝廷下“罪己诏”。他表示：“总之不短少路股一钱，不妄戮无辜一人，必须双方并进，并于谕旨中稍加引咎之语，则群议自平；而给还全股，出自朝廷特恩，各路人民，必欢欣鼓舞。”
这个观点与立宪派完全一致，以至于清廷中“剿抚”两派都大为震怒。所以当9月下旬，岑春煊抵达武昌，从瑞澂口中得知朝廷的意见与之完全相反后，立即电请辞职，朝廷也就下旨同意了。
10月10日，岑春煊乘船返回上海继续养病，还没走到半路，武昌起义即告爆发。而这个时候，袁世凯正在洹上，和家人准备第二天的生日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