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不让盛宣怀这个邮传部侍郎插手邮传部的事，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是他所悉心筹划的赎回京汉铁路之事（主要由邮传部负责执行），眼下就要接近成功。而当初修铁路时，是由盛宣怀经手向比利时借的款，其中乱七八糟的猫腻很多，其理应回避。
这个京汉铁路，说起来和袁世凯关系很大，不过最早提出修建此路的，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那会儿袁世凯还在小站练兵。
朝廷对张之洞的建议很感兴趣，但苦于没钱，只能向外国借款，负责该项工作的，正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
1898年6月，借款合同签订，总金额高达1.12亿法郎。随后就是戊戌变法，再然后是义和团、八国联军，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所以直到1901年底，京汉铁路只修了从卢沟桥到保定这一小段。就这一小段路，还被义和团给拆了，并焚烧了不少沿线的天主教堂，沿线的百姓也没少遭殃，这给在山东剿办义和团的袁世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因此认定铁路沿线不安全。
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后不久，京汉铁路全线复工，按照最初的计划，铁路要从周家口经过。周家口历史上是河南的四大商业重镇之一，更是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曾国藩就认为，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尤其周家口，它是豫东和京师的门户。
但袁世凯看重的不是这些，他只是朴素地觉得周家口这地方，离项城太近，一旦通了火车，以后若再打起仗来，老家定会遭兵灾之患，于是建议铁路向西移100里。虽然只是建议，但出自直隶总督之口，况且那会儿盛、袁关系还好，盛宣怀自然照办，结果京汉铁路所经之地就从周家口移到了漯河。相应的，往北所经之处，也就由开封变成了郑州。
相对于通都大邑周家口，当时的漯河不过是个几千人的大村落；而相对于河南巡抚衙门所在地省会开封，当时的郑州还叫郑县，人口不到2万。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火车开过，郑州、漯河日趋繁盛，周家口却渐渐衰败下来，就连开封也已风光不再。什么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
京汉铁路自通车起，经营情况一直很好。袁世凯当上军机大臣后，觉得此铁路经营权居然掌握在比利时手里，其背后更有法国、俄国的影子，很是不妥，尤其是万一打起仗来，这条从汉口到北京的铁路若不能自主，那就等于被人扼住了咽喉，简直是岂有此理？
但赎回铁路要大把的钱。大清朝国库空虚早已是常态，袁世凯明知朝廷指望不上，便把筹款的事着落到了梁士诒头上。
梁士诒字燕荪，广东三水人，生于1869年。20岁时曾与梁启超在佛山书院同学，并于当年考中举人，两次失意之后，在25岁那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与当时的主流文人不同，他在饱读圣贤书的同时，也刻苦攻读经世济民之学，像财政、农业、河渠等方面的学问，都有所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3年6月，清廷首开经济特科，这是晚清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梁士诒考了一等第一名，可谁知他的名字犯了忌讳，因为有传言称他是梁启超的弟弟，而康有为字祖诒，这“梁士诒”分明就是“梁头康尾”，着实可恶，于是就被慈禧亲自取消了录取资格，到手的状元没了。一等第二名是前面说过的大才子杨度，他因为是湖南师范出身，和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是同学，当然也被老佛爷给斥之门外。
有类似乱七八糟问题的牛鬼蛇神还有不少，朝廷的眼睛是雪亮的，最终一等前五名只录取了一个，让人很是扫兴。老佛爷也觉得这事挺没劲的，结果大清朝的经济特科只开了一场就无疾而终。
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梁士诒通“时务”的大名因为这次考试不胫而走，其时袁世凯正在直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闻听翰林院里居然有此人物，便迫不及待地叫唐绍仪把他请到天津来一见。谁知梁士诒刚刚受挫，对经济之学心有余悸，所以当袁世凯问起“先生有何特长”，他张口就答：“我教过书，字写得不错，还会写诗。”袁世凯大失所望，草草结束了此次会见，认为他徒有虚名。
下来后梁士诒才搞明白袁总督是真心搞改革，看重的是实用的本事，当即求见，这一次，他大谈财政、外交、铁路方面的心得，谈得头头是道，很对袁世凯的胃口，认定这确实是个人才，便奏请把他留了下来，后来任命他当了北洋书局总办，很受重用。
接下来梁士诒跟随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全程参与了和英国的谈判，并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1905年12月，袁世凯任命他为直隶铁路总文案。第二年10月，清廷设立邮传部，梁士诒接管了铁路那一摊，并于后来出任五路提调处提调，主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条铁路的事宜。
上任之后，梁士诒大刀阔斧，先是设立交通银行独立筹款以避免过于依赖借外债，继而改五路提调处为铁路总局，自任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把赎回京汉铁路的事儿交给了他。
赎路需要钱，梁士诒自有筹款办法：商借外债，发行公债，借用交通银行的存款。就这么三下五除二，京汉铁路还真就给赎了回来。
铁路刚赎回来，有一批官派留学生毕业回国了，照例这些学生要到军机处，接受各位重臣的考察，其实也就是大家照个面，以示朝廷对留学生的重视。
学生们拜见军机大臣，就像军机大臣见太后、皇上一样，都要磕头行礼。奕劻、张之洞他们心知这只是走个形式，也就不太在意，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受礼，悠然自得。只有袁世凯，学生们磕头的时候，他居然站起来鞠躬还礼，表现得相当谦虚。这样整个接见仪式下来，袁宫保礼贤下士已满城皆知。
其实袁世凯也不完全是做作，礼贤下士本来就是他笼络人的一种手段，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上至七旬老妪，下自三岁幼女，他都客气得很。
比如刚来北京就任军机大臣的时候，袁世凯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拜访了在慈禧面前说得起话的王公大臣，在拜访总管内务府大臣增崇的时候，增总管让年幼的儿子察存耆来给客人行礼。小察刚叫一声“大爷”，一个安还没请完，袁世凯早已起身离座，趋前几步给小孩子还了个安，还连说“不敢不敢”。
这就客气得有点过了，搞得增崇很尴尬，忙说：“小孩子家，袁中堂太客气了！”哪知袁世凯还没完，拉着小察的手连声夸奖：“老弟好！老弟好！”然后又侧着脸对增崇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
增崇也算慈禧面前的红人，家里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哪位高官没来过？所以小察年纪虽小，见的可不少，像王文韶、鹿传霖等，他都给请过安，而这些家伙，最多冲他拱拱手就算答礼，从来就没人站起来过，更别说还礼了。
不用说，袁世凯的谦卑让小察大为感动，接下来回答问题也就极其认真，当被问到读书之事时，小察回道：“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一听，想都不想就说：“明天我给你送些来。”
于是第二天增崇家院子里就多了五口大箱子，箱子里全是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教育、兵法、法律、伦理、哲学、音乐等方面的新书，教科书更是应有尽有。所有的书，都是由京师大学堂编辑，直隶或湖北官书局出版发行，原装正品，绝无盗版。当朝一品军机大臣百忙之中居然能记得这等小事，父子俩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对小孩子尚且如此，其他更不用说。袁世凯从当直隶总督起，对待朝廷里的官员就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些官员，无论三节两寿还是婚丧嫁娶，总是能收到他数目可观的红包，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当然，用的都是北洋的公款，而买来的，则是除政敌之外众口一词的“袁宫保不错”之类的由衷赞美。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也不会光吃人不吐骨头，所以当袁世凯50岁大寿将要到来的时候，整个官场早已闻风而动，都想着要好好为他热闹一回。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有了大动作，在查禁了梁启超发起的立宪派政治团体政闻社之后仅半个月，即以慈禧太后的名义，于8月27日颁布了为立宪而准备的《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但删除了其中有关限制君权的条款。大纲共计23条，分为“君上大权”14条和附则“臣民权利义务”9条，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君上大权当然不止这些虚的，大纲另有规定，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与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尽皆操之于君上，议院不得干预。
如此大权集于一身，皇帝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至于臣民，则有履行纳税、当兵、遵纪守法的义务。
除此之外，臣民也有收获，比如大纲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等等，甚至于臣民还有当官或当选议员的权利。
当然，有没有这个大纲，臣民都有过生日的权利，而袁世凯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太后赐寿并赏了无量寿佛、金佛各两尊，以及寿字、如意、蟒衣、御酒等物，非常风光。
袁世凯此时住在锡拉胡同19号，这个地方，现在是一座幼儿园。锡拉胡同位于王府井附近的东华门大街东面、东安门大街北侧，因为上朝方便，有不少大臣住在这里，比如军机处的同事鹿传霖家就离袁宅不远。
1908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是袁世凯五十大寿的日子，锡拉胡同19号贺客盈门，据《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记载，大街上停满马车，军警沿途站岗，整个19号大院，从各个客厅到外面的走廊，从前院到后院，密密麻麻挤满了官员，几乎囊括了北京的所有权贵，总数当在1000人左右。
最尊贵的客人当然是庆王奕劻。庆王爷给足了袁世凯面子，不仅送了重礼，而且在礼单的落款处只写了“奕劻”二字，有意不提其王爷的身份，以示彼此交情的不同。载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直接在他的礼单落款上写了“盟弟”二字，一点都没有想要避嫌。
奕劻父子尚且是如此的态度，其他人就更不消说，比如直隶总督杨士骧，自感受恩深重，在致送的寿序中，竟自称“受业”，这是赤裸裸拜师门的表示，着实谦恭得可以。
以当时的习俗，像这种大庆典，若要排场到位，一场上档次的堂会是必不可少的。而堂会是否上档次，关键是要看角儿，戏提调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有现成的人，就是体仁阁大学士那桐，他是奕劻贪腐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和袁世凯交情极好。
那桐和端方、荣庆一起，并称“旗下三才子”，他才有多大搞不清楚，贪财却贪得实实在在，什么钱都敢收。不过贪虽贪，他也有个可取之处，就是不装纯洁，还敢于自嘲——那桐曾自喻为“失节的寡妇”，既然已经无节可守，那么像什么卖身呀、偷汉子之类的勾当就毫不在乎了。
那桐属于能挣会花型，生活极为豪奢，其府第称作“那家花园”，占了半条金鱼胡同，面积足有20多亩，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和平饭店，绝对属于寸土寸金的地界。
毫无疑问那中堂是标准的成功男人。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成功男人的一大特点就是虽然家很豪华，但却不爱回家。那中堂自然也不能免俗，老爱往外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八大胡同。
那中堂是官场上的称呼，八大胡同的姑娘没人这么叫他，她们当面都亲切地称这个豪客为“小那”。小那高兴的时候，在胡同里一掷千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很有英雄气概。
另一个爱好花销更大，那就是听戏。事实上，那中堂根本就是梨园界的一大护法。当时所有的名角，别人那里往往奉为偶像，而在那中堂这里，无非也就是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当然，戏子们和八大胡同的姑娘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不敢管那中堂叫小那。那桐倒是不摆谱，和艺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不仅堂会上打赏，逢年过节的还发红包，堪称模范衣食父母。艺人们提起那中堂，无不肃然起敬。
因此那桐这个戏提调干起来自是得心应手，但即使这样，还是遇到了点小麻烦。
当时最红的艺人叫谭鑫培，人称谭老板，又名小叫天，属于人民艺术家级别的京剧演员，谱极大，从来都只唱一出戏。因为是给袁世凯助兴，那桐分外卖力，想给他来个惊喜，便亲自来到谭家，希望谭老板这一次能破例唱两出。熟不拘礼的缘故，谭老板开了个玩笑，说中堂你给我请个安，我就答应。话音刚落，那桐就弯腰请了个安，搞得谭老板很不好意思。
可惜袁世凯对京剧兴趣不大，堂会办得非同一般的惊艳，他也只是感觉得意而已，反而觉得张之洞手书的那副寿联更有意义。寿联写的是：
朝有王商威九泽，
寿如召奭佐重光。
此寿联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字字珠玑，而是其出自张之洞之手。袁世凯、张之洞同入军机，但两人来往并不密切，这主要是因为探花出身的张中堂，从骨子里根本就看不起没进过学的袁中堂，这让袁世凯相当郁闷。
郁闷的原因很简单，袁世凯其实也未必就很看得上张之洞，但是他虽然羽翼广泛，朋友众多，可同时政敌也多如牛毛，其中不少是清议。老袁很希望扩大自己的阵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张之洞久负士林之望，很早以前就是公认的清流领袖，如果能赢得他的友谊，那么以后清议们再攻击起自己来，至少会多一层顾虑。
另外，论起势力，张之洞也委实不小，他在南边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天下，其南洋系虽不足以与北洋系分庭抗礼，但因为得到了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军机大臣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等朝中实力派的支持，真要和袁世凯对抗起来，也绝对不会落下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此满人排汉的关口，多一个像张之洞这样德高望重的军机盟友殊为重要。因为此，从两人开始共事那天起，袁中堂就费尽心机努力迎合张中堂，一开始成效并不显著，好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慢慢地张之洞开始有所转变，前些日子两人联手举荐蔡乃煌，让他当上了顶级肥差、官称苏松太道的上海道台，而现在张之洞又送来如此一副寿联，对袁世凯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安慰。
可是人生无常，袁世凯五十大寿风光过后，立马就被参了一本。
大概是树大招风的缘故，一直以来，参他的人就很多，当上军机大臣之后，这个局面并未有所缓解。率先发难的是张之洞的心腹、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参劾他勾结奕劻把持朝政。接下来参劾的奏片源源不断，就连老淮军系统的直隶提督马玉昆都上了折子，只是因为大家都缺少充分的证据，虽然义愤填膺，却并不能真正打动慈禧太后。
但这一次不同，御史江春霖的参劾来得很猛，指责袁世凯以祝寿为名，广收财物，除结党营私等老生常谈之外，他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袁世凯作为一个汉人，居然敢跟载振这样的宗室亲贵结拜兄弟，有违祖制，绝对不可容忍。
这个帽子太大，慈禧不能不有所反应。她还是很给袁世凯面子，没有公开此事，只是把他召到宫里训斥了一顿。袁世凯吓得不轻，谢罪出宫之后，惊慌失措间，居然在台阶上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下子，小时候因坠马而落下的足疾从此就加重了。